此时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两只耳朵已全部涨红了。这已经是对政府机构的直接攻击(诚然,他没听清是对哪个具体机构),而且当着偶然聚在一起的听众,这就使局面更为严重,必须适可而止地结束这场争论,待以后有了机会首先审查一下科斯托格洛托夫这个人。因此,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暂时不把问题提到原则高度,仅如波杜耶夫那边说:

“让他读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好了。那会更有益处。”

然而,科斯托格洛托夫没有重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所把握的分寸,继续在没有思想准备的听众面前宣扬自己的一套:

“为什么要妨碍别人思考呢?归根结底,我们的生活哲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生活多少美好!……俄爱你,生活!生活就是幸福!’谈什么深刻感受!这不需要我们,任何动物——鸡、猫、狗都会说。”

“我请求您!我请求您!’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这时已不是在履行公民义务,而是按人之常情提醒他。“不要谈论死亡!我们连提也不要再提了!”

“对我没什么好求的!”科斯托格洛托夫连连摆动铲子似的大手。“要是在这儿不谈论死亡,那到什么地方去谈呢?‘啊,我们将永远活在世上!”

“这么说,您打算怎么样呢?”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提高了声音。“老是谈论死亡,老是想到死亡不成!用这种方式去使钾盐占优势吗?”

”不必老是谈,”科斯托格洛托夫稍稍冷静了些,自知陷入了矛盾。“不必老是谈,但哪怕偶尔谈谈。这会有好处。否则,想想看,我们一辈子都对人强调:‘你是集体的一员!你是集体的一员!’但这只是在他活着的时候。死亡来临的时刻,我们就把他放出集体。成员他倒是成员,可死他不得不自己去死。肿瘤也是只生在他一个人身上,而不是生在集体身上。就拿您来说吧!”他很粗鲁地伸出指头指向鲁萨诺夫。“好,您说说,世上您现在最怕的是什么?是死!!您最不愿谈论的又是什么?还是关于死!这怎么解释呢?”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不再听下去,他失去了同他们继续争论的兴趣。刚才他没有注意,一不小心让肿瘤牵动了脖子和头部,疼得他完全熄灭了开导这些糊涂蛋、澄清其妄言的兴致。说到底,他进这所医院纯属偶然,在病情处于这样的关键时刻,他不应该同这些人待在一起。而主要的,同时也是可怕的一点是,昨天打过针以后,肿瘤一点也没收缩或软化。想到这里,他心都凉了。啃骨者倒是可以兴致勃勃地谈论死亡,因为他正在一天天康复。

焦姆卡的客人,那个发音困难的大身量的男子,捂着疼痛的喉咙,几次想插话发表自己的意见,从而打断这场不愉快的争论。他想提醒他们,此刻他们所有的人统统是历史的客体,而不是主体,但他那嘶哑的声音谁也听不见,而要说得响些他又无能为力,只好把两个指头按在喉头上,以减轻疼痛并帮助发声。舌头和咽喉部位的疾患,说话能力的丧失,不知为什么尤其使人感到难受,而整个面部就成了反映这种难受之感的镜子。刚才他直摆两只大手,试图阻止争吵的双方,而此刻他已走到病床间的通道里。

“同志们!同志们!”他声音嘶哑地说,别人也为他的喉咙感到难受。‘不要再提这种丧气的事情!我们岂不已经被自己的病折磨得够沮丧的了!喂,您这位同志!”他从通道里走过去,几乎像祈求似地伸出一只手(另一只手放在喉头上),面对着高高坐在窗台上的、头发蓬乱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有如面对着神明。“关于烨树菌的事,您讲得很有意思。请您继续往下讲,请!”

“讲吧,奥列格,讲白烨蘑菇!你开头讲什么来看?”西市加托夫问道。

就连皮肤呈古铜色的倪老头也艰难地转动着舌头,吐字不清地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他的舌头一部分已在先前的治疗过程中脱落了,其余的部分此时依然肿胀。

别的人也要求他讲。

科斯托格洛托夫产生了一种无以名状的轻松感。多少年来他在自由人面前一直习惯于默不作声,手搭在背后,脑袋低着,这使他像先天性佝偻那样成了他的天生特征,甚至经过一年的流放生活也没完全改过来。即使是今天,在这个医疗中心的小径上散步时,他的手也是搭在背后,觉得这样更为自然轻松。多少年来,自由人都被禁止与他这样的人平等交谈,甚至不能把他们当作人来认真商量事情,而更为心酸的是,不得同他握手或接他递来的信,可是现在,坐在他面前的这些虔诚的自由人,正等待他这个无拘无束坐在窗台上的人赐给他们以希望的支柱。从自己这方面来说,奥列格也注意到,此刻他也不像习惯的那样把自己同他们对立起来,而是在共同的不幸中把自己同他们联系在一起。

他尤其不习惯在许多人面前发表讲话,正像不习惯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和参加群众集会一样。此刻却要他成为演说家,科斯托格洛托夫感到难以想像,仿佛置身于可笑的梦中似的。然而,正像溜冰一样,起跑之后就很难停住,只能任其飞也似地滑下去,他正是如此,顺着自己未曾料到。但看来必然会痊愈的良好趋势,继续顺水推舟。

“朋友们!这是一件罕见的事情。是一个前来复查的病人讲给我听的,当时我还正在等这里的床位。我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寄去了一张明信片,回信地址写的是医院。瞧,今天竟然收到了回信!过了12天,回信就未了。医生马斯连尼科夫还为复信晚了而向我表示歉意,原来,因为他平均每天要写10封回信。而每一封要把事情写明白的信,少于半个小时是写不完的。这样,单为写信就得花去5个小时!而且这是没有任何报酬的!”

“相反,每天还得花4个卢布,用在买邮票上,”焦姆卡插了一句。

“是啊。一天花掉4个卢布,一个月就是120卢布!这不是他的义务,也不是他的职责,这只不过是他情愿做的好事罢了。要么,这该怎么说呢?”科斯托格洛托夫转向鲁萨诺夫。“是人道精神,对吗?”

但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正在读报纸上一篇预算报告的末尾,装做没有听见。

“他没有任何部下,既没有助手,也没有秘书。这一切都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做的。为此他也没得到什么荣誉!要知道,对我们病人来说,医生好比摆渡人:用着的时候才找他,过后也就被忘了。他把人家的病治好,人家反倒把他的信扔掉。他在信的末尾抱怨说,有些病人不再跟他通信了,殊不知通信会对他们有好处。他们不把服用的剂量和效果写信告诉他。他还请求我,让我按时给他写回信!我们可真应该向他深深地鞠躬!”

“不过,你还是顺着次序讲,奥列格!”西布加托夫请求说,面带着希望的淡淡微笑。

他是多么渴望把病治好啊(尽管那长年累月折磨人的治疗,显然已没有治愈的可能)!多么希望有朝一日会突然彻底治好!希望背上的创口愈合,腰能够直得起来,走路步伐坚定,时刻感到自己是个堂堂的男子汉!能够跟东佐姓大夫打招呼:“您好,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我的病已经好啦!”

他们大家多么渴望了解这样一位神医,了解此地医生所不知道的那种药啊!他们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反正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相信,某个地方隐居着这样一位神医,或者这样一位草药郎中,或者这样一个巫婆,只要得知哪儿能弄到此药,他们就能够得救。

是啊,他们的生命不可能已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不可能!

无论我们在身体强壮、幸福顺遂的时候会怎样嘲笑奇迹,可是一旦生活把我们逼得走投无路而只有奇迹才能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重视这种独特的和罕见的奇迹!

与所有聚精会神贪婪倾听他演讲的听众的心情相融合,科斯托格洛托夫开始讲得有声有色了,此刻他相信自己的话甚至超过他默默读过的那封信。

“如果要从头讲的话,沙拉夫,事情是这样的。关于马斯连尼科夫医生,先前的那个病人告诉我,他原是莫斯科近郊亚历山德罗夫县的一个本地的老医生。按照从前的一般惯例,他在同一家医院里当了几十年的医生。他注意到一点:尽管医学书刊上关于癌的论述愈来愈多,可是他所接触的农民病人当中却没有人生癌。这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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