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只用手指摸了摸焦姆卡的肿瘤，还轻轻抱了一下他的肩膀，接着就走往别处。但焦姆卡感到，似乎发生了不幸的事情。
这他不是一下子感觉到的，病房里先是在议论普罗什卡的事并送他出院，后来是他打算搬到他那靠窗的、现在来说是挺吉利的床上去，那儿看书光线好些，跟科斯托格洛托夫学立体几何也方便些，可就在这时进来了一个新病号。
这是一个皮肤晒得黝黑的青年人，漆黑齐整的头发略略卷曲。论年岁，他大概已有２０多了。他左边腋下夹着３本书，右边腋下也夹着３本书。
“你们好，朋友们！”他一进门就打招呼，那么大方而又诚恳，使焦姆卡产生了很好的印象。“我该睡哪儿？”
可不知为什么他不是看床位，而是看墙壁。
“您看书的时间多不多？”焦姆卡问。
“整天都看！”
焦姆卡想了想。
“是看专业书还是消遣书？”
“专业书！”
“那好吧，你就睡在靠窗的那张床上。被褥很快就会给您铺好的。您的书是关于哪方面的？”
“地质学，老弟，”新来的病号说。
焦姆卡看到其中一本的书名是《地质化学探矿》。
“睡在靠窗那儿好了。您什么地方疼？”
“腿。”
“我也是腿疼。”
是的，新来的病员迈步时有一条腿特别小心，可他的体态简直可以跟冰上舞蹈演员媲美。
新来病员的床已经铺好了，真的，他好像是为了读书专程而来的，他立刻把５本书摆在窗台上，而第六本他埋头看了起来。他什么也不问，什么也不讲，看了有一个小时的书，随后被叫到医生那里去了。
焦姆卡也在用功看书。先是读立体几何，还用铅笔搭图形。可是定理怎么也进不了他的头脑。而各种图形，无论是直线的截距还是锯齿状的截面，都总是提醒和暗示焦姆卡那件事。
这时他便拿起一本比较容易读的书——得过斯大林奖金的《活水》。各种书出得很多，谁也来不及将它们都读完，而哪一本你读了，却又觉得不如不读。不过焦姆卡还是有一个宏伟蓝图，至少要把获得斯大林奖金的书都读一遍。这样的书每年都有近４０本，焦姆卡还是来不及读完。在焦姆卡的头脑里，甚至书名也混淆在一起。概念也搞糊涂了。他刚刚掌握了一条——对事物要进行客观分析，就是说要看到事物在生活中的本来面貌，可是随即读到有人骂一位女作家的文章，说她“陷入了站不住脚的、愈来愈不能自拔的客观主义泥淖之中”。读着《活水》，焦姆卡总也闹不清楚，怎么自己的心也像书中那么乏味和烦闷。
他心中茫然若失的感觉渐渐增强。莫不是他想找人商量商量？还是向谁诉诉苦衷？只要有人跟他推心置腹地谈谈，哪怕对他表示一点同情，也是好的。
当然，他从书本上读到过，也听人家说过，怜悯是一种有损尊严的感情：既有损于怜悯者，也有损于被怜悯者。
然而，他仍然希望别人对他表示同情。
在这医院的病房里，听听别人的谈话，或者自己跟人谈谈，都很有意思，但此时他所渴望的并不是那种谈话内容和谈话方式。跟男人们在一起，得保持男子汉的气派。
医院里女人很多，可以说多得很，但焦姆卡是不会愿意跨进她们那喧闹的大病房的。如果凑在那里的都是健康的女人，经过门口时顺便往里面看一眼倒是会挺有意思，说不定能看到点什么。但在这么一大窝子女病人面前他不敢正视，惟恐看到什么。她们的病是一道比寻常的羞耻心更强的禁幕。在楼梯上和穿堂里，焦姆卡经常会遇见这些女病人中的几个，她们颓丧得连病号长衫也不好好系，焦姆卡甚至可以看到她们胸前或腰下的内衣。然而这种情形在他心里总是引起痛苦的感觉。
所以他在女人面前总是垂下眼睛。在这里结识女人可不是那么简单。
不过斯焦法大婶自己注意到他，主动向他问这问那，于是他也就跟她结识了。斯焦法大婶不仅是一位母亲，而且还当上了奶奶，她脸上已经带有老太太们那种共同的特征——皱纹和对弱点迁就的微笑，只是说话的声音像男人。他和斯焦法大婶有时会站在楼梯顶上附近的什么地方聊好长时间。别的人从来没像她那样满怀同情地听焦姆卡倾诉，仿佛她自己再没有比他更亲近的人。谈谈自己，甚至谈谈他不愿向任何人透露的关于母亲的事，他会感到轻松些。
父亲在战争中牺牲时，焦姆卡才两岁。后来有了个继父，虽然对他并不亲热，却是个讲道理的人，跟他完全可以相处，但母亲成了一个婊子（对斯焦法大婶，他没说出这个词来，可是心里早就下了这样的断语）。继父离开了她，他做得对。从那时起，母亲就把男人带到家里来，而她和焦姆卡住的只有一间屋子。带了男人回来，就必然一起喝酒（他们还硬要焦姆卡也喝，可他总是不肯），而男人们在她家留宿的情形也不一样：有的到半夜，有的到早晨。屋子里没有任何隔板，也并不太暗，因为路灯的光亮从街上映照了进来。这简直使焦姆卡厌恶和感到恶心，这种事情他的同龄人想起来就会打冷颤的。
就这样，他念完了五年级和六年级，上七年级的时候焦姆卡走了，住到学校里看门的老头儿那里。学校每天供他吃两顿饭。母亲也不怎么上劲要他回去——她倒是觉得松了口气，反而高兴。
焦姆卡谈起母亲来总是恶狠狠的，心情不能平静。斯焦法大婶听着，连连点头，可是得出的结论却很奇怪：
“大家都在人世间过日子。大家都只有一个人世。”
从去年开始，焦姆卡搬到工厂区去，那里有夜校，给了他宿舍。焦姆卡起初当学徒，后来成为二级车工。他对自己的工作并不是很卖劲，但为了跟母亲的放荡生活对抗，他一点酒也不喝，也不扯着嗓子唱歌，而是拼命学习。他以很好的成绩念完了八年级和九年级的前半年。
他只是偶尔才跟同伴们踢踢足球。就为了这点小小的乐趣，命运惩罚了他：有人脚穿足球鞋在抢球的混乱中并非故意地踢了焦姆卡的小腿，焦姆卡一点也没在意，走路瘸了一阵子，事情也就过去了。可是秋天的时候，这条腿就愈来愈疼，他又拖了很久，没到医生那儿去看，后来用热敷的办法，结果更糟，于是就逐级转诊，转到了州中心，再后来就到了这里。
现在，焦姆卡问斯焦法大婶，命运到底为什么这样不公平？有的人一辈子都是那么一帆风顺，事事如意，而有的人则总是离不开苦难。人们都说事在人为，命运取决于本人。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取决于上帝，”斯焦法大婶对他说。“上帝什么都看得见。必须顺从上帝的旨意，焦姆沙。”
‘慨然取决于上帝，既然上帝什么都看得见，那就更对了——为什么所有的苦难都压在一个人身上？总该设法分摊一下才是啊……”
然而，必须顺从——这是无可争辩的。如果不顺从，又有什么办法呢？
斯焦法大婶是本地人，她的女儿、儿子和儿媳妇常来看望她，送来吃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斯焦法大婶那里留不多久，她都拿来请周围的女病人和女工友吃，有时也把焦姆卡从病房里叫出来，塞给他一只鸡蛋或一个包子。
焦姆卡老是不觉得饱，他一辈子也没吃饱过。由于经常抑制吃东西这种念头，结果饥饿的感觉比事实上更甚。但老是吃斯焦法大婶给的东西他有点不好意思，所以，要是他收下了鸡蛋，就不想再留包子。
“拿去，拿去！”她连连摇手。“包子是肉馅儿的。趁现在是可以吃荤的日子，就吃吧。”
“怎么，以后就不能吃了吗？”
“当然，莫非你不知道？”
“开斋期之后是什么日子呢？”
“谢肉节呗，能是什么！”
“那就更好，斯焦法大婶！谢肉节来了岂不更好？！”
“任何事情都有自己好的地方。不过好也罢，不好也罢，反正不能吃肉。”
“那么，要是谢肉节过个没完呢？”
“怎么会没完！一个星期就过去了。”
“以后我们还该做什么？”焦姆卡兴致勃勃地问，一边吃着香喷喷的手工做的包子，他自己家里从来没烤过这种包子。
“瞧，现在成长起来的青年人都不信上帝，什么也不懂。而接下来就是大帝期。”
“可为什么要来上个大斋期呢？斋期，而且还是个大的！”
“这是因为，焦姆卡，你若把肚子填得太饱，它就老想往地上耷拉。不能总是那样，间歇也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