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他从店门上把“波巴法齐乌斯·霍夫莱纳”这块招牌取下，把铺子卖了出去以后，就再也不同谁说话了，只是当他以为没有人听见时，常用手紧紧按住肚子哼哼，本来早该去请医生，但——太贵了，父亲每次都这样说，于是悄悄地把痛苦咬牙咽到肚里去。
一九一七年，十九岁了，除夕过后两天他们安葬了父亲，存折上的钱刚够把衣服染成黑色。生活费越来越昂贵，他们已把两间屋子出租给一对从布罗迪逃难来到这里的夫妻，可是不论你怎样像机器人一般从清早忙到深夜，总是入不敷出。最后，在政府某部供职的参事叔叔为她们在科尔诺伊堡①医院找到了工作，母亲做管理员，她自己做办事员。医院要是不那么远就好了，天蒙蒙亮就得坐进冰窖般的没有暖气的火车车厢，天黑以后才能回来。到家后就是打扫，擦洗、缝衣服、补袜子，直到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要，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累倒在床上，昏昏沉沉睡去，再也不想醒来。
①科尔诺伊堡，奥地利多瑙河畔城市。
一九一八年，二十岁了，战事继续不断，还是没有轻松愉快、无忧无虑的日子，还是没有时间照照镜子，上上街。母亲开始每天哼哼：长时间在医院那间潮湿的房间里守着，她的腿浮肿起来，但她简直就没有多少余力来同情母亲。因为她自己也是疾病缠身，在同一所房子里住的时间太长了；自从她每天要用打字机登记七八十名惨不忍睹的伤残病号以来，她内心渐渐变得麻木不仁了。有时，那个出生在巴纳特①地方的矮个子少尉架着拐杖（他的左腿被炸飞了），蹒跚地来到她的办公室，他那金黄的头发就像他家乡的麦子一样，但在那张还稚气十足的孩子脸上却已经有了饱受惊吓的皱纹了。他满怀思念故乡之情，操着一口“老施瓦本”土话向她讲述他的村庄、他的狗、他的马群。唉，这个可怜的游子！有一回，他们在花园里一条长凳上接吻了，两三个平淡的吻，同情多于爱。然后他说，一旦战争结束他就同她结婚。她心灰意懒地苦笑了一下，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他的话；她根本就不敢想，这战争哪一天会到头。
①巴纳特，当时属奥匈帝国，今一部分属南斯拉夫，一部分属罗马尼亚，农产、矿产均丰。
一九一九年，她二十一岁，战争倒真的过去了，但贫困并没有结束。它不过是龟缩起来，被淹没在一大堆战后法令的紧锣密鼓声中，狡黠地悄悄躲进了那个由大把大把印油未干的钞票和公债券堆砌成的掩蔽所里罢了。所以，很快它就又钻了出来，瞪着黑洞洞的眼睛，张开血盆大口，饿虎扑羊一般吞噬掉战争阴沟中劫余的一点点渣滓。整整一个冬天，数字后面跟着一大串“零”的纸票雪片似地漫天飞舞，几十万、几百万片降落下来，然而到了焦灼者的手里，每一片、每一张千元钞就立即化为乌有。在你睡觉时，钱已在化成水了；当你换上破旧的、加钉木底的鞋又一次向售货摊跑去时，钱已经变得一文不值了；人总在疲于奔命，而又总是处处晚到一步。生活变成了算术，不断地加呀，乘呀，算来算去，算了又算，数字和数目没完没了，像一个大漩涡。这个大漩涡把人的最后一点家当也都席卷而去，吸入那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深渊：它夺走了母亲脖子上的金项圈，手指上的结婚戒指，家中桌上的织花台布。然而不管你扔进多少东西去都是白费，这个黑魆魆的无底洞是填不满、堵不死的，你每天织毛衣直到深夜，把所有的房间都租出去，自家两人挤在厨房里睡也无济于事。只有睡觉，还是你能享用的惟一东西，惟一不花钱的东西。夜深了，由于辛苦忙碌奔波而消瘦、苍白的童贞之身，还可以颓然扑倒在床垫上六七个小时，把这个暗无天日的年月暂时忘掉。
再往下是一九二○和一九二一年，二十二、二十三岁，不是常被称为风华正茂之年吗？然而谁也没有告诉她这一点，她自己也不知道这个。从早到晚只有一个念头：怎样用这一点点越来越少的钱打发日子？这时稍稍好了一点：那位参事叔父再次帮忙，亲自到邮政管理局他的牌友那里去了一趟，讨来了一个临时性的邮务助理工作。虽说地点在克莱因赖芙林这个主要住着种植葡萄的农民的穷乡僻壤，但不管怎么说也是个候补职员的位置，一只铁饭碗。微薄的薪金刚够她一个人用，但是，因为姐夫家里没有地方住，她得把母亲接来一块儿过，一块面包掰成两半吃。这样一来，每天仍旧是白天省吃俭用，晚上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每根火柴、每颗咖啡豆、每块面包渣都得算计着用。可是无论如何，总算能喘口气，勉强活下来了。
一九二二、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岁，还算得上年轻吗？已经在开始衰老了吧？几道皱纹悄悄爬上了鬓角，时常感到两腿发软，春天也莫名其妙地头疼。不过总的说，日子还是过得下去，甚至渐渐地在好起来。手里的钱包又硬鼓鼓的了，她有了固定的工作，有个邮务助理的头衔，姐夫也在每月月初寄那么两三张票子给母亲。现在似乎应该渐渐注意使自己活得像个年轻人了吧。
母亲甚至经常催她上街，去娱乐娱乐。到后来，在母亲的坚持下，她在邻村举办的一个舞蹈训练班报上了名。按节拍跳舞，学起来可并不容易，因为疲劳已经深深钻进了自己的血液，她有时觉得似乎自己的关节不知什么时候冻僵了，就是热烈的乐曲也无法融化坚冰，使她四肢重新灵活起来。她费劲地练习那些规定的舞步，但不管怎么苦练，总是打不起精神，情绪总是上不来。她第一次体会到：太晚了，青春已被战争消磨殆尽、毁坏无遗。自己身体内肯定有某一根弹簧绷断了，这一点男人似乎有所察觉，因为没有人追求她，尽管她那皮肤细嫩的脸庞，加上一头金黄的头发，使她在那一群粗手笨脚、脸长得像苹果一样圆、像苹果一样红的乡下姑娘中间犹如鹤立鸡群，颇像位贵族小姐。这批战后长大的十七八岁的女孩虽然长相不好，却并不安分、并不是耐心等着男人看中她们。她们追求吃喝玩乐，觉得这是她们的权利，而且追求得异常强烈，似乎她们不光要享受自己的青春，还要代替那几十万葬身战乱的青年补享青春的欢乐呢。二十六岁的她怀着一种吃惊、奇怪的心情发现，这伙后起的年轻人举止是多么自信，行为是多么贪婪，眼神是多么自命不凡、狂妄鲁莽，她们走路时卖俏地扭动腰肢，神态得意忘形，对小伙子们最轻狂的动手动脚，她们是那样毫无顾忌地嘻嘻哈哈大笑，在回家的路上，她们每个人又是那样厚着脸皮同男人偎依着，一个接一个离开正路转身朝树林子那边走去，这真使她感到恶心。
同这批贪婪而粗野的战后青年一代在一起，她觉得自己苍老、疲惫、无用、受压，无心也无力去同她们竞争。更进一步：她希望可不要再有什么争斗，可不要再辛苦奔忙了！她只想过点舒坦日子，安安静静地做个清梦，做做分内的工作，浇浇窗前的花，不想再要别的，不希望得到什么。可不要再惹什么事、追求什么新奇玩意儿、寻求什么激动人心的经历了，被战争夺去了整整十年青春、已经二十六岁的她，这时甚至连一展笑颜也觉得心灰意懒、精疲力竭了。
想到这里，克丽丝蒂娜不由得低声叹息。只要想一想她青少年时代这一切可怕的事，她就会浑身无力。母亲折腾什么劲儿啊，全是胡来！现在离开这里，去找一个自己并不认识的姨妈，同一些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人相处，这算什么呢？可是一转念，我的天，她究竟该怎么办才好呢？母亲希望她走，这样能使老人家高兴，她总不好硬顶吧？而且，干吗要硬顶？人已经没有这个劲，顶不动了！女邮务助理慢吞吞地、万念俱灰地从写字台最上一格抽屉里抽出一张业务记事用纸，小心地将它对折起来，又垫上一张格子纸，然后工工整整、清清楚楚地用漂亮的工笔细楷给维也纳邮政管理局打报告，申请批准她因家事现在就开始她法定应该享受的休假，并恳请从下周起派人接替她的工作。然后，她又写信给姐姐，请她在维也纳替自己办理瑞士签证，借她一只箱子，再来一趟商量商量照看母亲的事。此后的几天，她就慢条斯理、耐心细致、一桩一件地为这次旅行做准备，既没有欢欣，也没有期待和热情，似乎这些事并不是她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属于她现在成天做着的惟一的事情：上班、尽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