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也怨叹生活太艰难，已经请求女主人提前支一个月的工钱。没有汗衫穿了，那两件成了破布片。喜欢穿它们，怎能穿不坏！
“是啊！”她叹了一口气，“我那小伙子需要用点钱……”
“若安娜太太，你也任凭男人敲诈？”
若安娜笑了：
“我说儒莉安娜太太，就是我不得不去啃骨头，也要把最后一块面包留给他吃。”
儒莉安娜干巴巴地一笑，拖着长声说：
“何苦呢！”
然而，心里却很是羡慕厨娘有那份爱情，羡慕那份惬意。她满心不快地重复了一句：
“何苦呢！要说挑不出毛病的小伙子嘛，”她接着说，“要数今天来看女主人的那位了，比你那男人强。”
她稍稍停顿了一下，又说：
“这么说，他在这儿呆了两个多小时？”
“你进来的时候他刚刚走。”
油灯灭了，冒出一缕黑烟，伴着一股焦糊味。
“晚安，若安娜太太。我还要祈祷呢。”
“喂，儒莉安娜太太，”对方的声音是从头巾里发出来的，“要是你肯为我的小伙子的健康祈祷三次‘祷告圣母答唱’——他最近身体不好——，我在这儿也为你的胸口痛祈祷三次。”
“好吧，若安娜太太。”
不过，她盘算了一下，改口说：
“喂，我的胸口好多了。你为减轻我的头痛祈祷吧。我的天！”
“随你的便，儒莉安娜太太。”
“麻烦你了。晚安。这气味太难闻了，我的天！”
她走进卧室，祈祷以后熄了灯。让人浑身瘫软的热气从墙纸上不断向下弥散，她感到喘不过气来，打开天窗，但从屋顶上压下来的闷热让她恶心。从夏季开始以来，天天晚上如此。并且，老朽的木头成了蛆虫为所欲为的安乐窝！她在那么多家干过，从来没有住过这么糟糕的房子，从来没有。
隔壁传来厨娘的鼾声。儒莉安娜辗转反侧，横竖睡不着，心里更加烦躁，更加苦涩，生活沉重地压在身上。
她生在里斯本，全名叫儒莉安娜。科塞罗。塔维拉，母亲是个浆衣妇。她从小就在家里认识了邻居们称为“公子”的人，母亲称呼他“奥古斯托博士先生”。博士每天必定来到她母亲浆衣服的小厅——夏天下午来，冬天上午来——，一连几小时坐在朝一个小后院开的窗户边一个小台上，抽着烟斗，默默捋着黑色的大胡子。小台是石头的，上面巧妙地放了一个充气软垫，他每次来了都自己吹气。他谢了顶，通常穿一件栗子色天鹅绒外衣，戴一顶高高的白帽子。６点钟，他站起身，把软垫的气放掉，把裤子稍稍往上拉一拉，腑下夹着那根粗粗的印度术手杖摇摇摆摆地走了。这时候，她母亲到厨房吃晚饭，松木桌子上方是个天窗，不论冬夏，一棵老树的枯枝都在天窗上摇晃。
晚上，奥古斯托博士先生又来了，总是带着一张报纸；她母亲泡茶、烤面干请他吃，显得很是快活。儒莉安娜不止一次看见母亲难过地哭泣。
一天，母亲不愿意帮助一个邻居女人洗衣服，那泼妇气急败坏，站在台阶上破口大骂，说母亲是个不要脸的荡妇，说父亲因为行为不轨被放逐到非洲。
不久，她也开始干活了。几个月后，母亲死了，死于子宫病。此后，儒莉安娜只见过奥古斯托博士先生一次——在一个下午的帕索斯圣像游行时，他穿一件神职人员的绛紫色无袖长袍，表情悲哀。
二十年来，她一直当女佣人。正如她本人所说，主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命运却永远相同。二十年来，她睡在木箱上，清早就起床，吃残羹剩饭，穿破衣烂衫，受惯了孩子们的推推操揉，听够了女主人的恶言恶语，病了去医院，好了继续操劳……这太过分了！现在，只要看见桶里的脏水和熨斗就反胃。她一直不习惯于侍候别人。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她的雄心壮志就是开一爿烟草店或杂货店，店是自己的，自己是老板，自己说了算！可是，尽管精打细算，事事节省，年终也不过攒下７块钱：她病了。对医院望而生畏，就到一个亲戚家调养。哎，钱早就花了个精光！把最后一块钱换成零钱那天，她用衣服蒙着头哭了几个小时。
从此，她一直疾病缠身，彻底失去了建立家业的希望，只能永远侍奉一个又一个主人，直到成了老太婆！这种信念使她总是愤愤不平，变得越来越刁悍。
并且，她不会做人，不会跟任何一家人融洽相处：当女主人们去剧院、打开门向爱慕者展示自己的容貌或者在房间里饮酒的时候，她只是看着女伴们玩乐、互相探望、在窗口闲谈；星期日她看着她们到菜园或者什么隐秘的地点。她绝不这样。她整日里愁眉苦脸，干她不得不干的活计，吃饭，然后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星期天如果不出去，就戴上首饰和其他饰物倚在窗前，把头巾铺在窗台上以免把袖子弄皱，一动不动地望着！女伴们都跟女主人处得亲亲热热，对她们毕恭毕敬，竭力奉承，把在街上听来的故事讲给她们听，替她们传递信件或者口信，成为她们的心腹——当然也得到不少礼品，她做不到。她左一个“尊敬的夫人”，右一个“尊敬的夫人”，每个人都干她该干的事嘛，这就是秉性。
自从开始当佣人那天起，刚一走进主人家里，立刻就感到仇恨和恶意：女主人站得远远地跟她说话，而且口气干干巴巴；孩子们讨厌她；只要她那干瘦的形象一出现，正在闲谈的其他女佣便立刻停住口；女佣们给她起外号——“干鱼饵”、“烤燕麦”、“软木塞”，模仿她神经质的怪动作，私下里嘲笑她，议论她。在她看来，只有那几个思乡心切、沉默寡言、每天早晨屋里还没有亮光的时候就迈着大步来灌水缸和擦皮靴的高乔人才有点顺眼。
她慢慢变得疑神疑鬼，说话像东北部的人一样尖酸刻薄，跟女伴们无端顶撞，矛盾重重。无论对什么人，绝不逆来顺受。
就像猎枪使豺狼疯狂一样，周围的人对她的厌恶使她越来越动辄怒火冲天。她变得心地歹毒，把孩子们抓得血痕累累；要是有人胆敢指责几句，她便大发雷霆。于是，开始被主人辞退，仅在一年当中就换了三家，每次离开时都大吵大闹，把门狠狠一摔，吓得女主人脸色苍白，战战兢兢……
她的老朋友和推荐者维托利娅太太说：
“这样下去，你再也找不到活计，连口面包也挣不到了！”
面包，这个词是穷人的梦想，是穷人的困难所在，让穷人胆战心惊。她害怕了。儒莉安娜毕竟不是粗俗之辈，能控制自己，她开始装出一副“可怜女人”的样子，整日里低头望着地面，惟命是听。然而，这种做法噬咬着她的五脏六腑，神经质的不安从面部肌肉上表现出来，时而抽抽鼻子，脸上像涂了一层青绿的胆汁。
必须自我约束使她养成了仇恨的习惯：尤其仇恨女主人们，这是一种幼稚的、无法以理性解释的仇恨。她侍奉过的女主人当中既有居住在大厦里的富人，也有职员妻子这样的穷人，既有老太婆也有姑娘，有的动辄怒气冲天，有的心平气和——无论哪一种，她都恨之入骨，毫无区别。只要她是女主人，这就足够了。任何简单的话语，任何普通的行为，都是仇恨的理由。看见她们坐着：“好啊，你歇着吧，我这个摩尔女人替你干活！”看见她们出去：“你出去吧，我这个黑奴留在这黑洞洞的家里！”她们每个微笑都是对她病态忧伤的污辱；每件新衣服都是对她那件旧花布外衣的欺凌。她讨厌子女们兴高采烈，讨厌主人家兴旺发达，乞求上天让他们横遭飞来之祸。如果有一天主人们心情苦闷或者看到女主人面带凄凉，她就会整天低声哼着《多妙的信儿》那首小曲。她拿来某个脾气急躁的债主的账单，预感到主人尴尬的表情，心里是多么快活呀！“账单”！她高声叫着，“那人说得不到回答就不走！”每桩丧事都让她满心欢喜——披着主人给她买的黑披肩，快活得心跳都加速了。她看到婴儿死去，母亲的悲怆感动不了她；她耸耸肩膀：“死吧，你们这群母羊，再生一个嘛！”
即便是好话，中她意的话，遇到她也像滴在火上的水珠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她用一个词把所有女主人都囊括了：母驴。因为她嫉恨坏的也就讨厌好的。对她来说，女主人就是仇敌，是暴君。她亲眼看到两位女主人死去——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她都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轻松，仿佛压得她喘不过气来的重物的一部分掉了下来，化成了袅袅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