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学呆了四年，在一个市民罗斯托夫采夫家里膳宿。这是二个贫寒的小户人家。我不能到别的人家里去，因为有钱的市民是不需要有人来搭伙投宿的。
这种生活的开头多么可怕啊！就拿我在城里的第一个晚上来说吧。那是同父母分手后的头一个晚上，是在一个全新的和简陋的环境中生活的第一个晚上。屋里只有两个狭小的房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我感到一切都陌生，同一些我这个少爷自然认为是卑微的人生活在一起，感到实在荒唐，可是这些卑贱的人却突然有权来支配我，——仅此一点就够可怕的了。罗斯托夫采夫家另外还有一个搭伙的房客，他与我同年，是我的同班同学，是巴图林诺一个地主的非婚生子，红头发，名叫格列波奇卡。那天晚上我们之间还没有任何交往，他象只陷入笼中的小兽一样，怯生生地坐在屋角里，死不吭声，十分古怪。他怀着野兽般的疑心，皱起眉头，膘我一眼，可我没有急于同他攀谈，表示友好。顺便说说，这是由于我看他不是一个很普通的孩子，对于这种人我可要防三分。我在卡缅卡时就知道，他将要同我在一起生活，但有一天我听到，我们的保姆知道他是非婚生子之后，曾极难地骂过他。那天晚上在屋子外面，象有意为难似的，天色暗，到傍晚就落起雨点来。我从窗口望着那条长长的石板街，那儿死气沉沉，一片萧索，对面围墙的后边，一棵半秃的树上有只乌鸦拱起背来，伤心地咕咕叫，预兆着不祥。在铺满灰尘的铁屋顶的远方，一座高耸的钟楼直插阴雨的天穹，每一刻钟都有一声鸣奏，柔弱、悲戚、绝望……在这种晚上，父亲会立刻叫人把灯点燃，送来茶炊，或者提前开饭，——“我受不了这种鬼霉气啦！”但是，这里一切都有规定的时间，还未到坐下来吃饭的时候，绝不会点上灯。现在就是如此。当夜色完全降临，主人又从城里回来的时候，他们才把灯点燃。主人个子很高，体格匀称，褐色的面庞轮廓清晰，干糙的黑胡须已经花白。他的话不多，但说话算话，要求严格，以身作则，对己对人都恪守规矩，说这些规矩“不是由我们这些傻瓜，而是由我们的祖先父辈”一劳永逸地为家庭与社会的幸福生活而创立起来的。他从事收购和转卖粮食牲口的工作，因此经常奔走各地。但就是他外出的时候，家中也笼罩着由他形成的严格而又高雅的气氛。和蔼沉静的妻子，两个光着圆脖子的姑娘和一个十六岁的儿子都沉默寡言，作事认真，井然有序，一言一行都得有事先的允许……此时，在这愁闷的黄昏，女主人和女儿坐下来做针线活，留心地等着主人回来吃晚饭。只要外边的篱笆门一响，她们就顿时眉飞色舞起来。
“玛尼娅，克秀莎，开饭吧！”女主人站起来小声地说，走进厨房。
主人进了屋，在小前室里摘下便帽，脱去厚呢长外套，只穿一件腰部带褶的灰色轻便外衣。这外衣和那绣花的斜领衬衣，以及一双灵巧的长统皮靴都特别显露出他那俄罗斯人的气派。他很有分寸地对妻子说了几句亲切的话后，便仔仔细细洗起脸来。随后拧干毛巾，在厨房木盆上方吊着的一把铜壶下抖动两手。小妹妹克秀莎闭眼给他递上一条干净的长毛巾。他慢条斯理地把手揩净，一声冷笑就把毛巾摔到她的头上，——这使她高兴得脸红起来。他走进房间，毕恭毕敬地划了几下十宇，然后对着屋角的神像鞠躬……
我在罗斯托夫采夫家的第．一次晚餐是终身难忘的——不仅仅是因为我认为这顿晚饭的菜肴过于奇特。他们先送来稀粥，然后，用一只圆木盆送来一些灰色的、毛糙糙的瘤胃，一见到它们的样子和闻到它们的气味我就浑身打颤，而主人却把这些瘤胃切开，弄碎，直接用手抓起来，并把盐渍的西瓜同瘤胃拌在一起，临末又端来牛奶燕麦粥。但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看到我只吃了稀粥和西瓜，主人便瞟了我两眼，后来他严厉地说：
“少爷，对一切都要习惯。我们是普通的俄罗斯人，习惯吃蜜糖饼干，我们没有特别讲究的菜……”。
我觉得，他讲最后一句话的声调差不多是傲慢的，特别有力量，特别感人——在这里。我第一次感到了后来我在城里强烈感受到的东西：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