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年与德订互寄邮件暂行章程。订后，德使穆默牒总税务司声明三事：一，高密所设之德国邮局，应俟德军撤屯方能裁撤；二，山东一带涉及德人之处，所有华局酌用德文人员；三，山东铁路允中国邮政得有任藉此路运送邮袋之权。总税务司得牒，均照允，惟酌用德文人员，谓须视有无人才，方能照办。会德人收中国商报，电政大臣袁世凯请外务部严禁。既而德允停收商报，并允中国电报局设在山东铁路车站。已，复又请由烟台至上海线及北京至大沽行军陆线求借用，拒之。又拒德商礼和洋行私购湖南矿产。
又德定济南、汉口、江宁等处领事兼管各处交涉事宜，照会外务部，略谓“山东省除登州府仍归烟台本国领事办理本国交涉事宜，并胶澳租地归驻青岛德国总督外，其馀所有东省本国交涉事，统归驻济南商办事件委员经理。其烟台本国领事官，仅有登州府本国交涉事归其经理。又定明汉口本国领事应办本国交涉事宜，系湖南、陕西、甘肃三省。湖北除归宜昌领事办理各府外，并江西省之袁州府等处，悉归汉口本国领事经理。至驻江宁府领事应办本国交涉事宜，系安徽、江西二省。除归汉口领事之袁州府外，又江苏省之江宁府等处”云云。
是年德福亲王来京觐见。德皇子婚礼，命出使德国大臣廕昌往贺，并派学生往柏林留学。三十二年二月，德人始在津关请领联单，赴新疆采买土货。三月，德使穆默牒中国，请派员往柏林商议无线电会约章，政府约二次开会再行核办。闰四月，德交还天津马队营盘等处房地，并砲队、机器枪队、屠牲场、养病院各房屋。是月，德在营口改设正领事。德使穆默回国，署使葛尔士牒中国，复以通商口岸限制洋人置地办法与条约不符，请除限制，并谓德人地产收回公用，可会商。六月，德人李卜克在北京设立学堂，德使请中国摊出经费，不许。三十三年四月，以孙宝琦为出使德国大臣，递国书。是月，外务部咨改订青岛租界制成货物徵税新章。初，青岛设关徵税一事，已于光绪二十五年与德使海靖议定办法，嗣于三十一年又与德使穆默修改，其大意即系德国允在海边划一地界，作为停泊船只、起下货物之定所，凡出口货在未下船以前，即完出口税，进口货除军用各物暨租地内所用机器并建修物料免税外，其馀百货，于起岸后未出新定之界以前，即完进口税，关员在彼办理，德国相助无阻。又由中国允每于结底，将本结所收进口税提出二成，拨交青岛德国官宪应用。既因续订章程，德租界内制成货物徵税一条，语义未尽，因与德使葛尔士再订徵税新章。
初，中国欲修天津至镇江铁路，与德、英借款，已立合同。至是，直隶、江苏、山东三省京官请揽归自修，命张之洞、袁世凯商办，议改合同，德、英执不允。乃又增派外务部右侍郎梁敦彦会同张之洞等筹议。初，津镇铁路借款之开议也，德使增索接造支路二道，一由德州至正定，一由兗州至开封，为原议所无，不允。德使乃始变计：一，允由胶澳至沂州府一段，仍作为津镇支路，归入官路；二，允由济南府往山东界之一道，包入津镇官路。中国亦允由德州至正定府及由兗州府或幹路中之他处过济宁州至开封府两支路，于十五年内由中国自行筹办，并声明傥用洋款，须向德华公司商借。至是遂由梁敦彦与德、英银行等改订借款合同二十四款，名为中国国家天津浦口铁路五釐利息借款。既定议，即由外务部牒德使，声明胶沂、济东路线应作为津镇支路，其由德州至正定、兗州至开封支路，均由中国自造。已，复与德议订电政合同，即青、烟、沪水线交接办法，并购回京沽军线条款，及山东铁路附设电线办法章程共十四款。是年，德柏林赛卫生民学会及万国玩耍排列馆请中国派员入会，许之。
宣统元年，山东巡抚孙宝琦与德立山东收回五矿合同。先是光绪三十三年，山东巡抚杨士骧与德商采矿公司议定合同八条，所指之沂州、沂水、诸城、濰县四处，已次第查勘，惟第五处矿界内宁海州属之茅山金矿，查勘未竟。会山东士民倡立保矿会，德公司遂欲将茅山转售，向中国索价二百二十五万马克，并声言此外四处一并归还。中国官绅亦以收回为然。筹议久之，始以库平银三十四万两，分四年清还作结。
三年，山东巡抚孙宝琦与德订收回各路矿权合同。初，德商矿务公司照约在坊子、马庄开矿，屡禁华人在附近开矿，争执有年。迨津浦借款合同签定，又要索胶沂、津浦路内矿权，并请封禁大汶口华矿，政府不许。于是德使照会始有划清矿权之语。孙宝琦即派道员萧应椿等与德公司总办毕象贤、领事贝斯商议收回，而毕象贤等则以中国欲收回三路矿权，须以相当之利益互换，否则不允。初议淄、博矿界，公司第一次绘送矿界图，系淄川全境，并毗连博山，萧应椿等以淄、博穷黎向以采煤为衣食，若两境全为公司所有，势必至华民无以为生，因议博境全留，淄境各半，以天台、昆仑两山为界，山北归公司，山南归华人，公司未允。萧应椿因亲赴淄川会毕象贤查勘，并邀集绅董矿商，旋议定淄川东南境由大奎山起斜经龙口镇西北至淄川东境为界，界南矿产归华商办理，博山亦全让还，次议淄川华矿，次议濰县矿界，次议金岭镇铁矿，次议偿给勘矿购地费。自是公司已成之胶济铁路，未成之津浦铁路，甫勘之胶沂路，及曹州教案条约许与公司之三十里矿权，均允取消。
○邦交六
○日本
日本久通中国。明季以寇边禁互市，清兴始复故。康熙十二年，平南王尚可喜致书于长崎奉行，请通商舶。闽、粤商人往者益众，杂居长崎市。初有船百八十艘，后由七十艘迭减至二十馀艘。货运中国岁限八千贯，置奉行三人讥察之，榷其税。然日本方严通海之禁，其国人或潜来台湾及各口贸易，事发辄罪之。三十二年，广东广西总督石琳奏，日本船避风至阳江县。诏资以衣食，送浙江，具舟遣归。
雍正六年，浙江总督李卫以日本招集内地人，教习弓矢技艺，制造战船，虑为边患，奏明：“密饬沿海文武营县，及各口税关员役，严行稽查，水师兵船不时哨巡，以为有备无患之计。”上览奏，谕曰：“昔圣祖遣织造乌林达麦尔森阳为商人，往觇其国。比复命，盛言国小民巽，开洋之举继此而起。朕数谕闽、广督抚留意考察。闻日本近与朝鲜交亲，往来无间。夫安内攘外之策，以固本防患为先。其体朕前谕无怠。”并颁谕沿海诸省防海。两广总督孔毓珣疏请沿海练舟师、置火器、增砲台，并自赴厦门、虎门诸口巡察。上不欲启外人疑惧，但令饬备而已。李卫复奏称：“日本贸易不能遽绝，请于洋商中择殷富老成者，立八人为商总，责其分处稽察，互相绳举，庶免日久弊生之虑。”报可。乾隆四十六年，户部奏请颁江海关则例，定东洋商船出口货税律。嘉庆元年，上谕：“日本商人每遇风暴，漂至沿海，情殊可悯。其令有司送乍浦，附商船归国。”著为令。
初，日本专主锁港，通华商而禁西洋诸国。及明治维新，始与各国开港通商。后以各国咸在中华互市，同治元年，长崎奉行乃遣人至上海，请设领事，理其国商税事。通商大臣薛焕不许。三年，日本商船介英领事巴夏礼以求通。七年，长崎奉行河津又致书江海关道应宝时，言其国人往来欧洲，时附西舶经行海上，或赴内地传习学术，经营商业，皆有本国符，乞念邻谊保护。许之。
九年，日本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赍外务卿书致总理各国事务署，略曰：“方今文化大开，交际日盛。我近与泰西十四国订盟。邻如贵国，宜先通情好、结和亲；而内国多故，迁延至今，信谊未修，深以为憾。兹令前光等诣台下，豫商通信，以为他日遣使修约之地，幸取裁焉。”前光至天津，三口通商大臣成林、直隶总督李鸿章达其书总署，议允通商而拒其立约。前光谒鸿章曰：“西人胁我立约，彼此相距十万里，尚遣公使、领事远来保其侨民。中、日脣齿相依，商贾往还，以无约故，反讬外人代理，听其约束，丧失国权，莫此为甚。今特使人远输诚意，而其来也，西人或交尼之；若不得请，是重吾耻也，前光虽死，不敢奉命。”鸿章复为请于朝，下廷议。两江总督曾国籓等疏言：“日本二百年来，与我无嫌。今援西国之例，诣阙陈辞，其理甚顺。自宜一视同仁，请与明定规约，分条详列，不载比照泰西总例一语，致启利益均霑之心。”上韪其议，允前光请，命总署答书，诏鸿章豫筹通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