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绚李吁谢良佐游酢张绎苏昞尹焞杨时罗从彦李侗
刘绚字质夫，常山人。以荫为寿安主簿、长子令，督公家逋赋，不假鞭扑而集。岁大旱，府遣吏视伤所，蠲财什二，绚力争不得，封还其楬，请易之。富弼叹曰：“真县令也。”元祐初，韩维荐其经明行修，为京兆府教授。王岩叟、朱光庭又荐为太学博士，卒于官。绚力学不倦，最明于《春秋》。程颢每为人言：“他人之学，敏则有矣，未易保也，若绚者，吾无疑焉。”
李吁字端伯，洛阳人。登进士第。元祐中为秘书省校书郎，卒。程颐谓其才器可以大受，及亡也，祭之以文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学，能使学者视仿而信从者，吁与刘绚有焉。”
谢良佐字显道，寿春上蔡人。与游酢、吕大临、杨时在程门，号“四先生”。登进士第。建中靖国初，官京师，召对，忤旨去。监西京竹木场，坐口语系诏狱，废为民。良佐记问该赡，对人称引前史，至不差一字。事有未彻，则颡有泚。与程颐别一年，复来见，问其所进，曰：“但去得一‘矜’字尔。”颐喜，谓朱光庭曰：“是子力学，切问而近思者也。”所著《论语说》行于世。
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阳人。与兄醇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程颐见之京师，谓其资可以进道。程颢兴扶沟学，招使肄业，尽弃其学而学焉。第进士，调萧山尉。近臣荐其贤，召为太学录。迁博士，以奉亲不便，求知河清县。范纯仁守颍昌府，辟府教授。纯仁入相，复为博士。签书齐州、泉州判官。晚得监察御史，历知汉阳军、和舒濠三州而卒。
张绎字思叔，河南寿安人。家甚微，年长未知学，佣力于市，出闻邑官传呼声，心慕之，问人曰：“何以得此？”人曰：“此读书所致尔。”即发愤力学，遂以文名。预乡里计偕，谓科举之习不足为，尝游僧舍，见僧道楷，将祝发从之。时周行己官河南，警之曰：“何为舍圣人之学而学佛？异日程先生归，可师也。”会程颐还自涪，乃往受业，颐赏其颖悟。读《孟子》“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慨然若有得。未及仕而卒。颐尝言“吾晚得二士”，谓绎与尹焞也。
苏昞字季明，武功人。始学于张载，而事二程卒业。元祐末，吕大中荐之，起布衣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书入邪籍，编管饶州，卒。
尹焞字彦明，一字德充，世为洛人。曾祖仲宣七子，而二子有名：长子源字子渐，是谓河内先生；次子洙字师鲁，是谓河南先生。源生林，官至虞部员外郎。林生焞。少师事程颐，尝应举，发策有诛元祐诸臣议，焞曰：“噫，尚可以干禄乎哉！”不对而出，告颐曰：“焞不复应进士举矣。”颐曰：“子有母在。”享归告其母陈，母曰：“吾知汝以善养，不知汝以禄养。”颐闻之曰：“贤哉母也！”于是终身不就举。焞之从师，与河南张绎同时，绎以高识，焞以笃行。颐既没，焞聚从洛中，非吊丧问疾不出户，士大夫宗仰之。
靖康初，种师道荐焞德行可备劝讲，召至京师，不欲留，赐号和靖处士。户部尚书梅执礼、御史中丞吕好问、户部侍郎邵溥、中书舍人胡安国合奏：“河南布衣尹焞学穷根本，德备中和，言动可以师法，器识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无出其右者。朝廷特召，而命处士以归，使焞韬藏国器，不为时用，未副陛下侧席求贤之意。望特加识擢，以慰士大夫之望。”不报。
次年，金人陷洛，焞阖门被害，焞死复苏，门人舁置山谷中而免。刘豫命伪帅赵斌以礼聘焞，不从则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至阆，得程颐《易传》十卦于其门人吕稽中，又得全本于其婿邢纯，拜而受之。绍兴四年，止于涪。涪，颐读《易》地也，辟三畏斋以居，邦人不识其面。侍读范冲举焞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说书，以疾辞。范冲奏给五百金为行资，遣漕臣奉诏至涪亲遣。六年，始就道，作文祭颐而后行。
先是，崇宁以来，禁锢元祐学术，高宗渡江，始召杨时置从班，召胡安国居给舍，范冲、朱震俱在讲席，荐焞甚力。既召，而左司谏公辅上疏攻程氏之学，乞加屏绝。
焞至九江，上奏曰：“臣僚上言，程颐之学惑乱天下。焞实师颐垂二十年，学之既专，自信甚笃。使焞滥列经筵，其所敷绎，不过闻于师者。舍其所学，是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进。胡安国奉祠居衡阳，上书言：“欲使学者蹈中庸，师孔、孟，而禁不从程颐之学，是入室而不由户。”
朱震引疾告去，时赵鼎去位，张浚独相，于是召安国，俾以内祠兼侍读，而上章荐焞，言其拒刘豫之节，且谓其所学所养有大过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国门。复以疾辞，上曰：“焞可谓恬退矣。”诏以秘书郎兼说书，趣起之，焞始入见就职。八年，除秘书少监，未几，力辞求去。上语参知政事刘大中曰：“焞未论所学渊源，足为后进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气象。”乃以焞直徽猷阁，主管万寿观，留侍经筵。资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荐焞自代。辅臣入奏，上惨然曰：“杨时物故，胡安国与震又亡，朕痛惜之。”赵鼎曰：“尹焞学问渊源，可以继震。”上指奏牍曰：“震亦荐焞代资善之职，但焞微聩，恐教儿费力尔。”除太常少卿，仍兼说书。未几，称疾在告，除权礼部侍郎兼侍讲。
时金人遣张通古、萧哲来议和，焞上疏曰：臣伏见本朝有辽、金之祸，亘古未闻，中国无人，致其猾乱。昨者城下之战，诡诈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迁，宗社之危，已绝而续。陛下即位以来十有二年，虽中原未复，仇敌未殄，然而赖祖宗德泽之厚，陛下勤抚之至，亿兆之心无有离异。前年徽宗皇帝、宁德皇后崩问遽来，莫究不豫之状，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宫、请问讳日为事。今又为此议，则人心日去，祖宗积累之业，陛下十二年勤抚之功，当决于此矣。不识陛下亦尝深谋而熟虑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
《礼》曰：“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陛下信仇敌之谲诈，而觊其肯和以纾目前之急，岂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义乎？又况使人之来，以诏谕为名，以割地为要，今以不戴天之仇与之和，臣切为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国内乱，惧我袭己，故为甘言以缓王师。倘或果然，尤当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耻，尚何和之为务？
又移书秦桧言：今北使在廷，天下忧愤，若和议一成，彼日益强，我日益怠，侵寻朘削，天下有被发左衽之忧。比者，窃闻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于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自是未闻金人悔过，还二帝于沙漠。继之梓宫崩问不详，天下之人痛恨切骨，金人狼虎贪噬之性，不言可见。天下方将以此望于相公，觊有以革其已然，岂意为之已。甚乎。
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内则进君子而远小人，外则赏当功而罚当罪，使主上孝弟通于神明，道德成于安强，勿以小智孑义而图大功，不胜幸甚。
疏及书皆不报，于是焞固辞新命。
九年，以徽猷阁待制提举万寿观兼侍讲，又辞，且奏言：臣职在劝讲，蔑有发明，期月之间，病告相继，坐窃厚禄，无补圣聪。先圣有言：“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此当去者一也。臣起自草茅，误膺召用，守道之语，形于训词，而臣贪恋宠荣，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举，获怀利苟得之人。此当去者二也。比尝不量分守，言及国事，识见迂陋，已验于今，迹其庸愚，岂堪时用。此当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尝供职，以疾乞去，更获超迁，有何功劳，得以祗受。此当去者四也。国朝典法，揆之礼经，年至七十，皆当致仕。今臣年齿已及，加以疾病，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此当去者五也。臣闻圣君有从欲之仁，匹夫有莫夺之志，今臣有五当去之义，无一可留之理，乞检会累奏，放归田里。
疏上，以焞提举江州太平观。引年告老，转一官致仕。
焞自入经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礼留之；浚、鼎既去，秦桧当国，见焞议和疏及与桧书已不乐，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复留。十二年，卒。
当是时，学于程颐之门者固多君子，然求质直弘毅、实体力行若焞者盖鲜。颐尝以“鲁”许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其言行见于《涪陵记善录》为详，有《论语解》及《门人问答》传于世。
杨时字中立，南剑将乐人。幼颖异，能属文，稍长，潜心经史。熙宁九年，中进士第。时河南程颢与弟颐讲孔、孟绝学于熙、丰之际，河、洛之士翕然师之。时调官不赴，以师礼见颢于颍昌，相得甚欢。其归也，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颢死，时闻之，设位哭寝门，而以书赴告同学者。至是，又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关西张载尝著《西铭》，二程深推服之，时疑其近于兼爱，与其师颐辨论往复，闻理一分殊之说，始豁然无疑。
杜门不仕者十年，久之，历知浏阳、余杭、萧山三县，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张舜民在谏垣，荐之，得荆州教授。时安于州县，未尝求闻达，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号曰龟山先生。
时天下多故，有言于蔡京者，以为事至此必败，宜引旧德老成置诸左右，庶几犹可及，时宰是之。会有使高丽者，国主问龟山安在，使回以闻。召为秘书郎，迁著作郎。及面对，奏曰：尧、舜曰“允执厥中”，孟子曰“汤执中”，《洪范》曰“皇建其有极”，历世圣人由斯道也。熙宁之初，大臣文六艺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纷更殆尽。元祐继之，尽复祖宗之旧，熙宁之法一切废革。至绍圣、崇宁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灭其迹。自是分为二党，缙绅之祸至今未殄。臣愿明诏有司，条具祖宗之法，著为纲目，有宜于今者举而行之，当损益者损益之，元祐、熙、丰姑置勿问，一趋于中而已。
朝廷方图燕云，虚内事外，时遂陈时政之弊，且谓：“燕云之师宜退守内地，以省转输之劳，募边民为弓弩手，以杀常胜军之势。”又言：“都城居四达之衢，无高山巨浸以为阻卫，士人怀异心，缓急不可倚仗。”执政不能用。登对，力陈君臣警戒，正在无虞之时，乞为《宣和会计录》，以周知天下财物出入之数。徽宗首肯之。
除迩英殿说书。闻金人入攻，谓执政曰：“今日事势如积薪已然，当自奋励，以竦动观听。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则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寝谋。论黯之才，未必能过公孙弘辈也，特其直气可以镇压奸雄之心尔。朝廷威望弗振，使奸雄一以弘辈视之，则无复可为也。要害之地，当严为守备，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边州军宜坚壁清野，勿与之战，使之自困。若攻战略地，当遣援兵追袭，使之腹背受敌，则可以制胜矣。”且谓：“今日之事，当以收人心为先。人心不附，虽有高城深池、坚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内，西城聚敛，东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盖尝罢之，诏墨未干，而花石供奉之舟已衔尾矣。今虽复申前令，而祸根不除，人谁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务也。”
金人围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统一。时言：“唐九节度之师不立统帅，虽李、郭之善用兵，犹不免败衄。今诸路乌合之众，臣谓当立统帅，一号令，示纪律，而后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贯为三路大帅，敌人侵疆，弃军而归，孥戮之有余罪，朝廷置之不问，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继而遁。当正典刑，以为臣子不忠之戒。童贯握兵二十余年，覆军杀将，驯至今日，比闻防城仍用阉人，覆车之辙，不可复蹈。”疏上，除右谏议大夫兼侍讲。
敌兵初退，议者欲割三镇以讲和，时极言其不可，曰：“河朔为朝廷重地，而三镇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战而后得之，一旦弃之北庭，使敌骑疾驱，贯吾腹心，不数日可至京城。今闻三镇之民以死拒之，三镇拒其前，吾以重兵蹑其后，尚可为也。若种师道、刘光世皆一时名将，始至而未用，乞召问方略。”疏上，钦宗诏出师，而议者多持两端，时抗疏曰：“闻金人驻磁、相，破大名，劫虏驱掠，无有纪极，誓墨未干，而背不旋踵，吾虽欲专守和议，不可得也。夫越数千里之远，犯人国都，危道也。彼见勤王之师四面而集，亦惧而归，非爱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镇二十州之地与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闻肃王初与之约，及河而返，今挟之以往，此败盟之大者。臣窃谓朝廷宜以肃王为问，责其败盟，必得肃王而后已。”时太原围闭数月，而姚古拥兵逗留不进，时上疏乞诛古以肃军政，拔偏裨之可将者代之。不报。
李纲之罢，太学生伏阙上书，乞留纲与种师道，军民集者数十万，朝廷欲防禁之。吴敏乞用时以靖太学，时得召对，言：“诸生伏阙纷纷，忠于朝廷，非有他意，但择老成有行谊者，为之长贰，则将自定。”钦宗曰：“无逾于卿。”遂以时兼国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别辟官属，新进少年，未必贤于六曹长贰。”又言：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盖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飨孔子庙庭。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
谨按安石挟管、商之术，饬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当时司马光已言其为害当见于数十年之后，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为邪说以涂学者耳目，而败坏其心术者，不可缕数，姑即一二事明之。
昔神宗尝称美汉文惜百金以罢露台，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尧、舜之道治天下，虽竭天下以自奉不为过，守财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尧、舜茅茨土阶。禹曰：“克俭于家”，则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尧、舜之道。其后王黼以应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号为享上，实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释《凫鹥》守成之诗，于末章则谓：“以道守成者，役使群众，泰而不为骄，宰制万物，费而不为侈，孰弊弊然以爱为事。”《诗》之所言，正谓能持盈则神祇祖考安乐之，而无后艰尔。自古释之者，未有泰而不为骄、费而不为侈之说也。安石独倡为此说，以启人主之侈心。后蔡京辈轻费妄用，以侈靡为事。安石邪说之害如此。
伏望追夺王爵，明诏中外，毁去配享之像，使邪说淫辞不为学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从祀之列。士之习王氏学取科第者，已数十年，不复知其非，忽闻以为邪说，议论纷然。谏官冯澥力主王氏，上疏诋时。会学官中有纷争者，有旨学官并罢，时亦罢祭酒。
时又言：“元祐党籍中，惟司马光一人独褒显，而未及吕公著、韩维、范纯仁、吕大防、安焘辈。建中初言官陈瓘已褒赠，而未及邹浩。”于是元祐诸臣皆次第牵复。
寻四上章乞罢谏省，除给事中，辞，乞致仕，除徽猷阁直学士、提举嵩山崇福宫。时力辞直学士之命，改除徽猷阁待制、提举崇福宫。陛辞，犹上书乞选将练兵，为战守之备。
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陛对言：“自古圣贤之君，未有不以典学为务。”除兼侍读。乞修《建炎会计录》，乞恤勤王之兵，乞宽假言者。连章丐外，以龙图阁直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优游林泉，以著书讲学为事。卒年八十三，谥文靖。
时在东郡，所交皆天下士，先达陈瓘、邹浩皆以师礼事时。暨渡江，东南学者推时为程氏正宗。与胡安国往来讲论尤多。时浮沉州县四十有七年，晚居谏省，仅九十日，凡所论列皆切于世道，而其大者，则辟王氏经学，排靖康和议，使邪说不作。凡绍兴初崇尚元祐学术，而朱熹、张栻之学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
子迪，力学通经，亦尝师程颐云。
罗从彦字仲素，南剑人。以累举恩为惠州博罗县主簿。闻同郡杨时得河南程氏学，慨然慕之，及时为萧山令，遂徒步往学焉。时熟察之，乃喜曰：“惟从彦可与言道。”于是日益以亲，时弟子千余人，无及从彦者。从彦初见时三日，即惊汗浃背，曰：“不至是，几虚过一生矣。”尝与时讲《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说甚善。”从彦即鬻田走洛，见颐问之，颐反覆以告，从彦谢曰：“闻之龟山具是矣。”乃归卒业。
沙县陈渊，杨时之婿也，尝诣从彦，必竟日乃返，谓人曰：“自吾交仲素，日闻所不闻，奥学清节，真南州之冠冕也。既而筑室山中，绝意仕进，终日端坐，间谒时将溪上，吟咏而归，恒充然自得焉。
尝采祖宗故事为《遵尧录》，靖康中，拟献阙下，会国难不果。尝与学者论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废，德泽不可恃。废法度则变乱之事起，恃德泽则骄佚之心生。自古德泽最厚莫若尧、舜，向使子孙可恃，则尧、舜必传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孙世守文、武、成、康之遗绪，虽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盖君子进则常有乱世之言，使人主多忧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则天下乱，盖小人进则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乐而怠心生，故乱。”又曰：“天下之变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之伤气，则寒暑易侵；木之伤心，则风雨易折。故内有林甫之奸，则外必有禄山之乱，内有卢杞之奸，则外必有朱泚之叛。”
其论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学者果能明道，则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视死生去就如寒暑昼夜之移，而忠义行之者易。至汉、唐以经术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经术自董生、公孙弘倡之，古文自韩愈、柳宗元启之，于是明道者寡，故视死生去就如万钧九鼎之重，而忠义行之者难。呜呼，学者所见，自汉、唐丧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为本。正直则朝廷无过失，忠厚则天下无嗟怨。一于正直而不忠厚，则渐入于刻。一于忠厚而不正直，则流入于懦。”其议论醇正类此。
朱熹谓：“龟山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仲素，一人而已。”绍兴中卒，学者称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间谥文质。
李侗字愿中，南剑州剑浦人。年二十四，闻郡人罗从彦得河、洛之学，遂以书谒之，其略曰：侗闻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师教之，君治之，阙其一则本不立。古之圣贤莫不有师，其肄业之勤惰，涉道之浅深，求益之先后，若存若亡，其详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间，七十二弟子之徒，议论问答，具在方册，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后，道失其传，枝分派别，自立门户，天下真儒不复见于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传授者，句读文义而已尔，谓之熄焉可也。
其惟先生服膺龟山先生之讲席有年矣，况尝及伊川先生之门，得不传之道于千五百年之后，性明而修，行完而洁，扩之以广大，体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极其至，汉、唐诸儒无近似者。至于不言而饮人以和，与人并立而使人化，如春风发物，盖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读圣贤之书，粗有识见者，孰不愿得授经门下，以质所疑，至于异论之人，固当置而勿论也。
侗之愚鄙，徒以习举子业，不得服役于门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谓所求有大于利禄也。抑侗闻之，道可以治心，犹食之充饱，衣之御寒也。人有迫于饥寒之患者，皇皇焉为衣食之谋，造次颠沛，未始忘也。至于心之不治，有没世不知虑，岂爱心不若口体哉，弗思甚矣。
侗不量资质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学起家，不忍坠箕裘之业，孜孜矻矻为利禄之学，虽知真儒有作，闻风而起，固不若先生亲炙之得于动静语默之间，目击而意全也。今生二十有四岁，茫乎未有所止，烛理未明而是非无以辨，宅心不广而喜怒易以摇，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袭，拣焉而不净，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惧，不啻如饥寒切身者求充饥御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为先生之累哉。
从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语》、《孟》之说。从彦好静坐，侗退入室中，亦静坐。从彦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而求所谓“中”者，久之，而于天下之理该摄洞贯，以次融释，各有条序，从彦亟称许焉。
既而退居山田，谢绝世故余四十年，食饮或不充，而怡然自适。事亲孝谨，仲兄性刚多忤，侗事之得其欢心。闺门内外，夷愉肃穆，若无人声，而众事自理。亲戚有贫不能婚嫁者，则为经理振助之。与乡人处，饮食言笑，终日油油如也。
其接后学，答问不倦，虽随人浅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是，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又曰：“学者之病，在于未有洒然冰解冻释处。如孔门诸子，群居终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为之依归，日用之间观感而化者多矣。恐于融释而不脱落处，非言说所及也。”又曰：“读书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则凡圣贤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进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资诵说，其不为玩物丧志者几希。”又曰：“讲学切在深潜缜密，然后气味深长，蹊径不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学者所以流于疑似乱真之说而不自知也。”尝以黄庭坚之称濂溪周茂叔“胸中酒落，如光风霁月”，为善形容有道者气象，尝讽诵之，而顾谓学者存此于胸中，庶几遇事廓然，而义理少进矣。
其语《中庸》曰：“圣门之传是书，其所以开悟后学无遗策矣。然所谓‘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记诵而已，则亦奚以为哉？必也体之于身，实见是理，若颜子之叹，卓然若有所见，而不违乎心目之间，然后扩充而往，无所不通，则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语《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发明一例，如观山水，徙步而形势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难言者，盖以常人之心推测圣人，未到圣人洒然处，岂能无失耶？”
侗既闲居，若无意当世，而伤时忧国，论事感激动人。尝曰：“今日三纲不振，义利不分。三纲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气间隔，而中国日衰。义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觉。人趋利而不知义，则主势日孤，人主当于此留意，不然，则是所谓‘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也。”
是时吏部员外郎朱松与侗为同门友，雅重侗，遣子熹从学，熹卒得其传。沙县邓迪尝谓松曰：“愿中如冰壶秋月，莹彻无瑕，非吾曹所及。”松以谓知言。而熹亦称同：“姿禀劲特，气节豪迈，而充养完粹，无复圭角，精纯之气达于面目，色温言厉，神定气和，语默动静，端详闲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于事若无甚可否，及其酬酢事变，断以义理，则有截然不可犯者。”又谓自从侗学，辞去复来，则所闻益超绝。其上达不已如此。
侗子友直、信甫皆举进士，试吏旁郡，更请迎养。归道武夷，会闽帅汪应辰以书币来迎，侗往见之，至之日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
信甫仕至监察御史，出知衢州，擢广东、江东宪，以特立不容于朝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