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言：“财利之源当出于一，祖宗朝天下财计尽归三司，诸道利源各归漕计，故官省事理。并废以还，漕司则利害可以参究，而无牵掣窒碍之患矣。”因指陈榷茶、买马五害，大略谓：“黎州买马，嘉祐岁额才二千一百余。自置司榷茶，岁额四千，且获马兵逾千人，犹不足用，多费衣粮，为一害。嘉祐以银绢博马，价皆有定。今长吏旁缘为奸，不时归货，以空券给夷人，使待资次，夷人怨恨，必生边患，为二害。初置司榷茶，借本钱于转运司五十二万缗，于常平司二十余万缗。自熙宁至今几六十年，旧所借不偿一文，而岁借乃准初数，为三害。榷茶之初，预俵茶户本钱，寻于数外更增和买，或遂抑预俵钱充和买，茶户坐是破产，而官买岁增。茶日滥杂，官茶既不堪食，则私贩公行，刑不能禁，为四害。承平时，蜀茶之入秦者十几八九，犹患积压难售。今关、陇悉遭焚荡，仍拘旧额，竟何所用？茶兵官吏坐縻衣粮，未免科配州县，为五害。请依嘉祐故事，尽罢榷茶，仍令转运司买马，即五害并去，而边患不生。如谓榷茶未可遽罢，亦宜并归转运司，痛减额以苏茶户，轻立价以惠茶商，如此则私贩必衰，盗贼消弭，本钱既常在，而息钱自足。”
朝廷是其言，即擢开都大提举川、陕茶马事，使推行之。时建炎二年也。于是大更茶马之法，官买官卖茶并罢，参酌政和二年东京都茶务所创条约，印给茶引，使茶商执引与茶户自相贸易。改成都旧买卖茶场为合同场买引所，仍于合同场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引与茶必相随。茶户十或十五共为一保，并籍定茶铺姓名，互察影带贩鬻者。凡买茶引，每一斤春为钱七十，夏五十，旧所输市例头子钱并依旧。茶所过每一斤征一钱，住征一钱半。其合同场监官除验引、秤茶、封记、发放外，无得干预茶商、茶户交易事。
旧制买马及三千匹者转一官，比但以所买数推赏，往往有一任转数官者。开奏：“请推赏必以马到京实收数为格，或死于道，黜降有差。”比及四年冬，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余万缗，买马乃逾二万匹。
张浚以知枢密院宣抚川蜀，素知开善理财，即承制以开兼宣抚处置使司随军转运使，专一总领四川财赋。开见浚曰：“蜀之民力尽矣，锱铢不可加，独榷货稍存赢余，而贪猾认为己有，互相隐匿。惟不恤怨詈，断而敢行，庶可救一时之急。”
浚锐意兴复，委任不疑，于是大变酒法，自成都始。先罢公使卖供给酒，即旧扑买坊场所置隔槽，设官主之，曲与酿具官悉自买，听酿户各以米赴官场自酿，凡一石米输三千，并头子杂用等二十二。其酿之多寡，惟钱是视，不限数也。明年，遂遍四路行其法。又法成都府法，于秦州置钱引务，兴州鼓铸铜钱，官卖银绢，听民以钱引或铜钱买之。凡民钱当入官者，并听用引折纳，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为市，于一千并五百上许从便增高其直，惟不得减削。法既流通，民以为便。
初，钱引两料通行才二百五十万有奇，至是添印至四千一百九十余万，人亦不厌其多，价亦不削。
宣司获伪引三十万，盗五十人，浚欲从有司议当以死，开白浚曰：“相君误矣。使引伪，加宣抚使印其上即为真。黥其徒使治币，是相君一日获三十万之钱，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称善，悉如开言。
最后又变盐法，其法实视大观东南、东北盐钞条约，置合同场盐市，与茶法大抵相类。盐引每一斤纳钱二十五，土产税有增添等共纳九钱四分，所过每斤征钱七分，住征一钱五分，若以钱引折纳，别输称提勘合钱共六十。初变榷法，怨詈四起，至是开复议更盐法，言者遂奏其不便，乞罢之以安远民，且曰：“如谓大臣建请，务全事体，必须更制，即乞札与张浚照会。”诏以其章示浚，浚不为变。
时浚荷重寄，治兵秦川，经营两河，旬犒月赏，期得士死力，费用不赀，尽取办于开，开悉知虑于食货，算无遗策，虽支费不可计，而赢赀若有余。
吴玠为四川宣抚副使，专治战守，于财计盈虚未尝问，惟一切以军期趣办，与开异趣。玠数以饷馈不继诉于朝，开亦自劾老惫，丐去。朝廷未许，乃特置四川安抚制置大使之名，命席益为之。益前执政，诏位宣抚司上，朝论恐未安，仍诏张浚视师荆、襄、川、陕。
六年，罢绵州宣抚司，玠仍以宣抚治兵事，军马听玠移拨，钱物则委开拘收。寻除开徽猷阁待制，加玠两镇节钺。复降旨，都转运使不当与四路漕臣同系衔，成都、潼川两路漕臣与都转运使坐应副军支钱物愆期，各贬二秩。朝廷故抑扬之，使之交解间隙、趣办饷馈也。而开复与席益不和，抗疏乞将旧来宣抚司年计应副军期，不许他司分擘支用。又指陈宣抚司截都漕运司钱，就果、阆籴米非是。又言应副吴玠军须，绍兴四年总为钱一千九百五十五万七千余缗，五年视四年又增四百二十万五千余缗。蜀今公私俱困，四向无所取给，事属危急，实甚可忧，气许以茶马司奏计诣阙下，尽所欲言。
朝廷既知开与玠及席益有隙，乃诏开赴行在，以李迨代之。会疾作不行，提举江州太平观。七年，复右文殿修撰、都大主管川陕茶马。开已病，累疏丐去，诏从所乞，提举太平观。十一年卒。
论曰：秦桧执国柄，其误宋大计，固无以议为也。张九成之策，胡铨之疏，忠义凛然。廖刚请复用德望之人，岂苟阿时好者哉？李迨、赵开所谓可使治其赋也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