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都城之人德邦昌，谓因其立而得生，且免重科金银之扰。元帅府恕邦昌，谓其不待征讨而遣使奉迎。若天下之愤嫉邦昌者，则谓其建号易姓，而奉迎特出于不得已。都城德之，元帅府恕之，私也，天下愤嫉之，公也。《春秋》之法，人臣无将，将而必诛；赵盾不讨贼，则书以杀君。今邦昌已僭位号，敌退而止勤王之师，非特将与不讨贼而已。
刘盆子以汉宗室为赤眉所立，其后以十万众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于盆子，不得已而自归，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兴之业，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谁不解体？又伪命臣僚，一切置而不问，何以厉天下士大夫之节？
时执政中有论不同者，上乃召黄潜善等语之。潜善主邦昌甚力，上顾吕好问曰：“卿昨在围城中知其故，以为何如？”好问附潜善，持两端，曰：“邦昌僭窃位号，人所共知，既已自归，惟陛下裁处。”纲言：“邦昌僭逆，岂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与邦昌同列，当以笏击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罢臣。”上颇感动。伯彦乃曰：“李纲气直，臣等所不及。”乃诏邦昌谪潭州，吴幵、莫俦而下皆迁谪有差。纲又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鲜耻，不知君臣之义。靖康之祸，能仗节死义者，在内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国，愿加赠恤。”上从其请，仍诏有死节者，诸路询访以闻。上谓纲曰：“卿昨争张邦昌事，内侍辈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纲拜谢。有旨兼充御营使。入对，奏曰：今国势不逮靖康间远甚，然而可为者，陛下英断于上，群臣辑睦于下，庶几靖康之弊革，而中兴可图。然非有规模而知先后缓急之序，则不能以成功。
夫外御强敌，内销盗贼，修军政，变士风，裕邦财，宽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诚号令以感人心，信赏罚以作士气，择帅臣以任方面，选监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后可以问罪金人，迎还二圣，此所谓规模也。至于所当急而先者，则在于料理河北、河东。盖河北、河东者，国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后中原可保，而东南可安。今河东所失者忻、代、太原、泽、潞、汾、晋，余郡犹存也。河北所失者，不过真定、怀、卫、浚四州而已，其余三十余郡，皆为朝廷守。两路士民兵将，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坚，皆推豪杰以为首领，多者数万，少者亦不下万人。朝廷不因此时置司、遣使以大慰抚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粮尽力疲，坐受金人之困。虽怀忠义之心，援兵不至，危迫无告，必且愤怨朝廷，金人因得抚而用之，皆精兵也。
莫若于河北置招抚司，河东置经制司，择有材略者为之使，宣论天子恩德、所以不忍弃两河于敌国之意。有能全一州、复一郡者，以为节度、防御、团练使，如唐方镇之制，使自为守。非惟绝其从敌之心，又可资其御敌之力，使朝廷永无北顾之忧，最今日之先务也。
上善其言，问谁可任者，纲荐张所、傅亮。所尝为监察御史，在靖康围城中，以蜡书募河北兵，士民得书，喜曰：“朝廷弃我，犹有一张察院能拔而用之。”应募者凡十七万人，由是所之声震河北。故纲以为招抚河北，非所不可。傅亮者，先以边功得官，尝治兵河朔。都城受围时，亮率勤王之兵三万人，屡立战功。纲察其智略可以大用，欲因此试之。上乃以所为河北招抚使，亮为河东经制副使。
皇子生，故事当肆赦。纲奏：“陛下登极，旷荡之恩独遗河北、河东，而不及勤王之师，天下觖望。夫两路为朝廷坚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谓已弃之，何以慰忠臣义士之心？勤王之师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虽未效用，亦已劳矣。加以疾病死亡，恩恤不及，后有急难，何以使人乎？愿因今赦广示德意。”上嘉纳。于是两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间有以破敌捷书至者。金人围守诸郡之兵，往往引去。而山砦之兵，应招抚、经制二司募者甚众。
有许高、许亢者，以防河而遁，谪岭南，至南康谋变，守倅戮之。或议其擅杀，纲曰：“高、亢受任防河，寇未至而遁，没途劫掠，甚于盗贼。朝廷不能正军法，而一守倅能行之，真健吏也。使受命捍贼而欲退走者，知郡县之吏皆得以诛之，其亦少知所戒乎！”上以为然，命转一官。开封守阙，纲以留守非宗泽不可，力荐之。泽至，抚循军民，修治楼橹，屡出师以挫敌。
纲立军法，五人为伍，伍长以牌书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为甲，甲正以牌书伍长五人姓名。百人为队，队将以牌书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为部，部将以牌书队将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为军，统制官以牌书部将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军及御营司兵，并依新法团结，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三省、枢密院置赏功司，受赂乞取者行军法，遇敌逃溃者斩，因而为盗贼者，诛及其家属。凡军政申明改更者数十条。
又奏步不足以胜骑，骑不足以胜车，请以车制颁京东、西，制造而教阅之。又奏造战舰，募水军，及询访诸路武臣材略之可任者以备用。又进三疏：一曰募兵，二曰买马，三曰募民出财以助兵费。谏议大夫宋齐愈闻而笑之，谓虞部员外郎张浚曰：“李丞相三议，无一可行者。”浚问之，齐愈曰：“民财不可尽括；西北之马不可得，而东南之马不可用；至于兵数，若郡增二千，则岁用千万缗，费将安出？齐愈将极论之。”浚曰：“公受祸自此始矣。”
时朝廷议遣使于金，纲奏曰：“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可以通神明。陛下以二圣远狩沙漠，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思迎还两宫，致天下养，此孝悌之至，而尧、舜之用心也。今日之事，正当枕戈尝胆，内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国强，则二帝不俟迎请而自归。不然，虽冠盖相望，卑辞厚礼，恐亦无益。今所遣使，但当奉表通问两宫，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乃命纲草表，以周望、傅雱为二圣通问使，奉表以往。且乞降哀痛之诏，以感动天下，使同心协力，相与扶持，以致中兴。又乞省冗员，节浮费。上皆从其言。是时，四方溃兵为盗者十余万人，攻劫山东、淮南、襄汉之间，纲命将悉讨平之。
一日，论靖康时事，上曰：“渊圣勤于政事，省览章奏，至终夜不寐，然卒致播迁，何耶？”纲曰：“人主之职在知人，进君子而退小人，则大功可成，否则衡石程书，无益也。”因论靖康初朝廷应敌得失之策，且极论金人两至都城，所以能守不能守之故；因勉上以明恕尽人言，以恭俭足国用，以英果断大事。上皆嘉纳。又奏：“臣尝言车驾巡幸之所，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陛下纵未能行上策，犹当且适襄、邓，示不忘故都，以系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复我有，车驾还阙无期，天下之势遂倾不复振矣。”上为诏谕两京以还都之意，读者皆感泣。
未几，有诏欲幸东南避敌，纲极论其不可，言：“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盖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弃之，岂惟金人将乘间以扰内地；盗贼亦将蜂起为乱，跨州连邑，陛下虽欲还阙，不可得矣，况欲治兵胜敌以归二圣哉？夫南阳光武之所兴，有高山峻岭可以控扼，有宽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邻关、陕，可以召将士；东达江、淮，可以运谷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财货；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暂议驻跸，乃还汴都，策无出于此者。今乘舟顺流而适东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则东南不能必其无事，虽欲退保一隅，不易得也。况尝降诏许留中原，人心悦服，奈何诏墨未干，遽失大信于天下！”上乃许幸南阳，而黄潜善、汪伯彦实阴上巡幸东南之议。客或有谓纲曰：“外论汹汹，咸谓东幸已决。”纲曰：“国之存亡，于是焉分，吾当以去就争之。”初，纲每有所论谏，其言虽切直，无不容纳，至是，所言常留中不报。已而迁纲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黄潜善除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张所乞且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绪，乃渡河。北京留守张益谦，潜善党也，奏招抚司之扰，又言自置司河北，盗贼益炽。纲言：“所尚留京师，益谦何以知其扰？河北民无所归，聚而为盗，岂由置司乃有盗贼乎？”
有旨令留守宗泽节制傅亮，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误国事。”纲言：“招抚、经制，臣所建明，而张所、傅亮，又臣所荐用。今潜善、伯彦沮所及亮，所以沮臣。臣每览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尝不与潜善、伯彦议而后行，而二人设心如此，愿陛下虚心观之。”既而诏罢经制司，召亮赴行在。纲言：“圣意必欲罢亮，乞以御笔付潜善施行，臣得乞身归田。”纲退，而亮竟罢，乃再疏求去。上曰：“卿所争细事，胡乃尔？”纲言：“方今人材以将帅为急，恐非小事。臣昨议迁幸，与潜善、伯彦异，宜为所嫉。然臣东南人，岂不愿陛下东下为安便哉？顾一去中原，后患有不可胜言者。愿陛下以宗社为心，以生灵为意，以二圣未还为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议。臣虽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辞而退。或曰：“公决于进退，于义得矣，如谗者何？”纲曰：“吾知尽事君之道，不可，则全进退之节，患祸非所恤也。
初，二帝北行，金人议立异姓。吏部尚书王时雍问于吴幵、莫俦，二人微言敌意在张邦昌，时雍未以为然。适宋齐愈自敌所来，时雍又问之，齐愈取片纸书“张邦昌”三字，时雍意乃决，遂以邦昌姓名入议状。至是，齐愈论纲三事之非，不报。拟章将再上，其乡人嗛齐愈者，窃其草示纲。时方论僭逆附伪之罪，于是逮齐愈，齐愈不承，狱吏曰：“王尚书辈所坐不轻，然但迁岭南，大谏第承，终不过逾岭尔。”齐愈引伏，遂戮之东市。张浚为御史，劾纲以私意杀侍从，且论其买马招军之罪。诏罢纲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尚书右丞许翰言纲忠义，合之无以佐中兴。会上召见陈东，东言：“潜善、伯彦不可任，纲不可去。”东坐诛。翰曰：“吾与东皆争李纲者，东戮都市，吾在庙堂，可乎？”遂求去。后有旨，纲落职居鄂州。
自纲罢，张所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辞归，招抚、经制二司皆废。车驾遂东幸，两河郡县相继沦陷，凡纲所规画军民之政，一切废罢。金人攻京东、西，残毁关辅，而中原盗贼蜂起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