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诏：“诸州鞫讯强盗，情理无可悯，刑名无疑虑，而辄奏请，许刑部举驳，重行朝典，无得用例破条。”从司马光之请也。光又上言：“杀人不死，伤人不刑，尧、舜不能以致治。刑部奏钞兖、怀、耀三州之民有斗杀者，皆当论死，乃妄作情理可悯奏裁，刑部即引旧例贷之。凡律、令、敕、式或不尽载，则有司引例以决。今斗杀当死，自有正条，而刑部承例免死决配，是斗杀条律无所用也。请自今诸州所奏大辟，情理无可悯，刑名无可疑，令刑部还之，使依法处断。若实有可悯、疑虑，即令刑部具其实于奏钞，先拟处断，门下省审覆。如或不当，及用例破条，即驳奏取旨勘之。”
元祐元年，纯仁又言：“前岁四方奏谳，大辟凡二百六十四，死者止二十五人，所活垂及九分。自去年改法，至今未及百日，所奏按凡一百五十四，死者乃五十七人，所活才及六分已上。臣固知未改法前全活数多，其间必有曲贷，然犹不失‘罪疑惟轻’之仁；自改法后，所活数少，其间必有滥刑，则深亏‘宁失不经’之义。请自今四方奏大辟按，并令刑部、大理寺再行审覆，略具所犯及元奏因依，令执政取旨裁断，或所奏不当，亦原其罪。如此则无冤滥之狱。”
又因尚书省言，远方奏谳，待报淹系，始令川、广、福建、荆南路罪人，情轻法重当奏断者，申安抚或钤辖司酌情决断乃奏。门下侍郎韩维言：“天下奏按，必断于大理，详议于刑部，然后上之中书，决之人主。近岁有司但因州郡所请，依违其言，即上中书，贴例取旨，故四方奏谳日多于前。欲望刑清事省，难矣。自今大理寺受天下奏按，其有刑名疑虑、情理可悯，须具情法轻重条律，或指所断之法，刑部详审，次第上之。”诏刑部立法以闻。
崇宁五年，诏：“民以罪丽法，情有重轻，则法有增损。故情重法轻，情轻法重，旧有取旨之令。今有司惟情重法轻则请加罪，而法重情轻则不奏减，是乐于罪人，而难于用恕，非所以为钦恤也。自今宜遵旧法取旨，使情法轻重各适其中，否则以违制论。”宣和六年，臣僚言：“元丰旧法，有情轻法重，情重法轻，若入大辟，刑名疑虑，并许奏裁。比来诸路以大辟疑狱决于朝廷者，大理寺类以‘不当’劾之。夫情理巨蠹，罪状明白，奏裁以幸宽贷，固在所戒；然有疑而难决者，一切劾之，则官吏莫不便文自营。臣恐天下无复以疑狱奏矣。愿诏大理寺并依元丰法。”从之。
绍兴初，州县盗起，道不通，诏应奏裁者，权减降断遣以闻。既而奏谳者多得轻贷，官无失入之虞，而吏有鬻狱之利，往往不应奏者，率奏之。
三年，乃诏大辟应奏者，提刑司具因依缴奏。宣州民叶全二盗檀偕窖钱，偕令佃人阮授、阮捷杀全二等五人，弃尸水中，有司以“尸不经验”奏。侍御史辛炳言偕系故杀，众证分明，以近降法，不应奏。诸狱不当奏而奏者虽不论罪，今宣州观望，欲并罪之。帝曰：“若宣州加罪，则实有疑者亦不复奏陈矣。”于是法寺、刑部止罚金。
五年，给事中陈与义奏有司多妄奏出入人罪，帝为申严立法，终不悛。
二十六年，右正言凌哲复上疏曰：“汉高入关，悉除秦法，与民约法三章耳。所谓杀人者死，实居其首。司马光有言：“杀人者不死，虽尧、舜不能以致治。‘斯言可谓至当矣。臣窃见诸路州、军大辟，虽刑法相当者，类以可悯奏裁。自去岁郊后距今，大辟奏裁者五十余人中，有实犯故杀、斗杀常赦所不原者，法既无疑，情无可悯，刑、寺并皆奏裁贷减。彼杀人者可谓幸矣，被杀者衔恨九原，何时已邪？臣恐强暴之风滋长，良善之人莫能自保，其于刑政，为害非细。应今后大辟，情法相当、无可悯者，所司辄奏裁减贷者，乞令台臣弹劾。“帝览奏，曰：“但恐诸路灭裂，实有情理可悯之人，一例不奏，有失钦恤之意。“令刑部坐条行下。
驯至乾道，谳狱之弊，日益滋甚。孝宗乃诏有司缘情引条定断，更不奏裁。其后刑部侍郎方滋言：“有司断罪，其间有情重法轻，情轻法重，情理可悯，刑名疑虑，命官犯罪，议亲议故之类，难以一切定断。今后宜于敕律条令，明言合奏裁事件，乞并依建隆三年敕文。”从之。
六年，臣僚请：“今后大辟，只以为首应坐死罪者奏，为从不应坐死者，先次决遣。及流、徒罪，不许作情重取旨。不然，则坐以不应奏而奏之罪。”从之。
至理宗时，往往谳不时报，囚多瘐死。监察御史程元凤奏曰：“今罪无轻重，悉皆送狱，狱无大小，悉皆稽留。或以追索未齐而不问，或以供款未圆而不呈，或以书拟未当而不判，狱官视以为常，而不顾其迟，狱吏留以为利，而惟恐其速。奏案申牒既下刑部，迟延日月方送理寺。理寺看详，亦复如之。寺回申部，部回申省，动涉岁月。省房又未遽为呈拟，亦有呈拟而疏驳者，疏驳岁月，又复如前。展转迟回，有一二年未报下者。可疑可矜，法当奏谳，矜而全之，乃反迟回。有矜贷之报下，而其人已毙于狱者；有犯者获贷，而干连病死不一者，岂不重可念哉？请自今诸路奏谳，即以所发月日申御史台，从台臣究省、部、法寺之慢。”从之。而所司延滞，寻复如旧。
景定元年，乃下诏曰：“比诏诸提刑司，取翻异驳勘之狱，从轻断决。而长吏监司多不任责，又引奏裁，甚者有十余年不决之狱。仰提刑司、守臣审勘，或前勘未尽，委有可疑，除命官、命妇、宗妇、宗女及合用荫人奏裁外，其余断讫以闻。官吏特免收坐一次。”
凡应配役者傅军籍，用重曲者黥其面。会赦，则有司上其罪状，情轻者纵之，重者终身不释。初，徒罪非有官当赎铜者，在京师则隶将作监役，兼役之宫中，或输作左校、右校役。开宝五年，御史台言：“若此者，虽有其名，无复役使。遇祠祭，供水火，则有本司供官。望令大理依格断遣。”于是并送作坊役之。
太宗以国初诸方割据，沿五代之制，罪人率配隶西北边，多亡投塞外，诱羌为寇。乃诏：“当徒者，勿复隶秦州、灵武、通远军及缘边诸郡。”时江、广已平，乃皆流南方。先是，犯死罪获贷者，多配隶登州沙门岛及通州海岛，皆有屯兵使者领护。而通州岛中凡两处官煮盐，豪强难制者隶崇明镇，懦弱者隶东州市。太平兴国五年，始令分隶盐亭役之，而沙门如故。端拱二年，诏免岭南流配荷校执役。初，妇人有罪至流，亦执针配役。至是，诏罢免之。始令杂犯至死贷命者，勿流沙门岛，止隶诸州牢城。旧制，僮仆有犯，得私黥其面。帝谓：“僮使受佣，本良民也。”诏：“盗主财者，杖脊、黥面配牢城，勿私黥之。十贯以上配五百里外，二十贯以上奏裁。”帝欲宽配隶之刑，祥符六年，诏审刑院、大理寺、三司详定以闻。既而取犯茶盐矾曲、私铸造军器、市外蕃香药、挟铜钱诱汉口出界、主吏盗货官物、夜聚为妖，比旧法咸从轻减乾兴以前，州军长吏往往擅配罪人。仁宗即位，首下诏禁止，且令情非巨蠹者，须奏待报。又诏诸路按察官取乾兴赦前配隶兵籍者，列所坐罪状以闻。自是赦书下，辄及之。初，京师裁造院募女工，而军士妻有罪，皆配隶南北作坊。天圣初，特诏释之，听自便。妇人应配，则以妻窑务或军营致远务卒之无家者，著为法。时又诏曰：“闻配徒者，其妻子流离道路，罕能生还，朕甚怜之。自今应配者，录具狱刑名及所配地里，上尚书刑部详覆。”未几，又诏应配者，须长吏以下集听事虑问。后以奏牍烦冗，罢录具狱，第以单状上承进司。既又罢虑问焉。
知益州薛田言：“蜀人配徒他路者，请虽老疾毋得释。”帝曰：“远民无知犯法，终身不得还乡里，岂朕意哉？察其情可矜者许还。”后复诏罪状犷恶者勿许。初，令配隶罪人皆奏待报，既而系狱淹久，奏请烦数。明道二年，乃诏有司参酌轻重，著为令。凡命官犯重罪，当配隶，则于外州编管，或隶牙校。其坐死特贷者，多杖、黥配远州牢城，经恩量移，始免军籍。天圣初，吏同时以赃败者数人，悉窜之岭南，下诏申儆在位。有平羌县尉郑宗谔者，受赇枉法抵死，会赦当夺官。帝问辅臣曰：“尉奉月几何，岂禄薄不足自养邪？”王钦若对曰：“奉虽薄，廉士固亦自守。”特杖宗谔，配隶安州。其后数惩贪吏，至其末年，吏知以廉自饰，犯法者稍损于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