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李杞建议，始于提举茶事兼买马，其后二职分合不一。崇宁四年，诏曰：“神宗皇帝厉精庶政，经营熙河路茶马司以致国马，法制大备。其后监司欲侵夺其利以助籴买，故茶利不专，而马不敷额。近虽更立条约，令茶马司总运茶博马之职，犹虑有司苟于目前近利，不顾悠久深害。三省其谨守已行，毋辄变乱元丰成法。”自是职任始一。
市马之数，以时增损。初，原、渭、德顺凡三岁共市马万七千一百匹，而群牧判官王诲言：“嘉祐六年以前，秦州券马岁至者万五千匹。今券马法坏，请令增市，而优使臣之赏。”熙宁三年，乃诏泾、原、渭、德顺岁买万匹，三年而会之，以十分为率，及六分七厘者进一官，余分又析为三等，每增一等者更减磨勘年。自是，市马之赏始优矣。时诲上《马政条约》，诏颁行之。其后，熙河市马岁增至万五千。绍圣中，又增至二万匹，岁费五十万缗。后遂以为定额，特诏增市者不在此数。
崇宁四年，提举程之邵、孙鳌抃以额外市战马及二万匹，各迁一官。鳌抃仍赐三品服。大观元年，庞寅孙等又以买御前良马及三万疋，推恩如之邵例。宣和中，宇文常、何渐等更以遵用元丰成法，省费不赀，各加职迁官。时如此类颇众。赏典优滥，官属利于多市马，取充数而已。
支配。旧制，自御马而下，次给赐臣僚，次诸军，而驿马为下。
熙宁初，枢密院言：“祖宗时，臣僚任边职者，或赐带甲马，示不忘疆埸之事。承平日久，侥幸滋长。请应使臣閤门祗候以上，充三路路分州军总管、钤辖之类，赐马价如故，余皆罢给。”奏可。十年，群牧司又言：“去岁给安南行营及两省、宗室、诸班直及诸军、诸司马总三千余匹，未支者犹二千。请裁宗室以下所给马，诸司停给。”从之。自罢监至此，始阙马矣。
熙宁初，诏河北骑军如陕西、河东社马例立社，更相助钱以市马，而递增官直。寻出奉宸库珠十余万以充其费。其后，陕西马社苦于敛率。元丰中，乃诏本路罢其法，更从买马司给之。时又诸路置将，马不能尽给，则给其直，而委诸将自市。其在熙河兰会路者，即以为买马之数。
初，内外诸军给马，例不及其元额，视其阙之多寡，以分数填配。元丰更立为定制，凡诸军阙马应给者，在京、府界、京东西、河东、陕西路无过十之七，河北路十之六。然其后诸军阙马者多，绍圣三年，乃诏提举陆师闵于岁额外市马三万匹，给鄜延、环庆路正兵，余支弓箭手，仍权不限分数。
宣和初，真定、中山、高阳等路乏马，复给度僧牒，令帅臣就市，以补诸军之阙。
高宗绍兴二年，置马监于饶州，守卒领之，择官田为牧地，复置提举。俄废。四年，置监临安之余杭及南荡。
十九年，诏：“马五百匹为一监，牡一而牝四。监为四群。岁产驹三分及毙二分以上，有赏罚。”帝谓辅臣曰：“议者言南地不宜牧马。昨自牧养，今二三年，已得马数百。”先是，川路所置马，岁牧于镇江。是年春，上以未见蕃息，遂分送江上诸军。后又置监郢、鄂间，牝牡千，十余年仅生二十驹，且不可用，乃已。故凡战马，悉仰秦、川、广三边焉。
秦马旧二万，乾道间，秦、川买马额岁万一千九百有奇，川司六千，秦司五千九百。益、梓、利三路漕司，岁出易马绢十万四千疋。成都、利州路十一州，产茶二千一百二万斤。茶马司所收，大较若此。庆元初，合川、秦两司为万一千十有六。嘉泰末，合两司为万二千九十四。
然累岁市易，多不及额。盖南渡前，市马分而为二：其一曰战马，生于西邮，良健可备行阵，今宕昌、峰贴峡、文州所产是也；其二曰羁縻马，产西南诸蛮，短小不及格，今黎、叙等五州所产是也。羁縻马每纲五十，其间良者不过三五，中等十数，余皆下等，不可服乘。守贰贪赏格，以多为贵。经涉险远，且纲卒盗其刍粟，道毙者相望。
成都府马务，岁发江上诸军马凡五十八纲，月券钱米二百缗，岁计万一千六百缗。兴元府马务，岁发三衙马百二十纲，其费称是。率未尝如数，盖茶马司靳钱帛，马至，价不即偿致然也。
旧蕃蛮中马，良驽有定价。绍兴中，张松为黎卒，欲马溢额觊赏，乃高直市之。夷人无厌，邀求滋甚。后邛部川蛮恃功。赵彦博始以细茶、锦与之。而夷人每贸马，以茶、锦不堪藉口“
庆元中，金人既失冀北地，马至秦司亦罕。旧川、秦市马赴密院，多道毙者。绍兴二十七年，诏川马不赴行在，分隶江上诸军，镇江、建康、荆、鄂军各七百五十，江、池军各五百，殿前司二千五百，马司、步司各千，川马良者二百进御。此十九年所定格也。
广马者，建炎末，广西提举峒丁李棫请市马赴行在。绍兴初，隶经略司。三年，即邕州置司提举，市于罗殿、自杞、大理诸蛮。未几，废买马司，帅臣领之。七年，胡舜陟为帅，岁中市马二千四百，诏赏之。其后马益精，岁费黄金五镒，中金二百五十镒，锦四百，絁四千，廉州盐二百万斤，得马千五百。须四尺二寸已上乃市之。其直为银四十两，每高一寸增银十两，有至六七十两者。土人云，尤驵骏者，在其产处，或博黄金二十两，日行四百里，第官价已定，不能致此。
自杞诸蕃本自无马，盖转市之南诏。南诏，大理国也。乾道九年，大理人李观音得等二十二人至横山砦求市马，知邕州姚恪盛陈金帛夸示之。其人大喜，出一文书，称“利贞二年十二月”，约来年以马来。所求《文选》、《五经》、《国语》、《三史》、《初学记》及医、释等书，恪厚遗遣之，而不敢上闻也。岭南自产小驷，匹直十余千，与淮、湖所出无异。大理连西戎，故多马，虽互市于广南，其实犹西马也。每择其良赴三衙，余以付江上诸军。
宝庆四年，两淮制府贸易北马五千余，而他郡亦往往市马不辍。咸淳末，有纪智立者献谋，以为两淮军将、武官、巨室皆畜马，率三借二，二借一，一全起，团结队伍，借助防江，各令饲马役夫自乘之官，优给月钱一年，以半年为约，江面宁即放归。又云，陈岩守招信，团马至七千，出没张耀，此其验也。臣僚言：宜仿祖宗遗意，亟谋和市马，如出一马，则免其某色力役。惟是川、秦之马，遵陆则崇冈复岭，盘回斗绝；舟行则峡江湍急，滩碛险恶。每纲运，公私经费十倍，而人马俱疲。上则耗国用，下则困州县。纲兵所经，甚于寇贼。虽臣僚条奏更迭，终莫得其要领。岂马政各因风士之宜，而非东南之利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