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宗即位，悉依旧制。
徽宗崇宁四年，诏：“诸军料钱不多，比闻支当十钱，恐难分用，自今可止给小平钱。”初，蔡京谋逐王恩，计不行，欲阴结环卫及诸士卒，乃奏皇城辅兵月给食钱五百者，日给一百五十。自是，每月顿增四贯五百。欲因以市私恩也。
五年，枢密院言：“自熙宁以来，封桩隶枢密院，比因创招广勇、崇捷、崇武十万人，权拨封桩入尚书省。缘禁军见阙数多，若专责户部及转运司应副，恐致误事。”诏：“尚书省候极足十万人外，理合拨还。自今应禁军阙额封桩钱，仍隶枢密院。”
宣和七年，诏：“国家养兵，衣食丰足。近岁以来，官不守法，侵夺者多；若军司乞取及因事率敛，刻剥分数，反致不足。又官吏冗占猥多，修造役使，违法差借。杂役之兵，食浮于禁旅，假借之卒，役重于厢军。近因整缉军政，深骇听闻。自今违戾如前者，重寘之法。”
靖康元年，诏：“诸路州军二税课利，先行桩办军兵合支每月粮料、春衣、冬赐数足，方许别行支散官吏请给等。禁军月粮，并免坐仓。
自国初以来，内则三司，外则漕台，率以军储为急务，故钱粮支赐，岁有定数。至于征戍调发之特支，将士功劳之犒赏，与夫诸军阙额而收其奉廪以为上供之封桩者，虽无定数，而未尝无权衡于其间也。封桩累朝皆有之，而熙宁为盛。其后虽有“今后再不封桩”之诏，然军司告乏，则暂从其请，稍或优足，则封桩如旧。盖宰执得人，则阙额用于朝迁；枢筦势重，则阙额归之密院。此政和军政所以益不逮于崇宁、大观之间者，由两府之势互有轻重，而不能恪守祖宗之法也。
中兴以后，多遵旧制。绍兴四年，御前军器所言：“万全杂役额五百，户部廪给有常法。比申明裁减，尽皆遁逃。若依部所定月米五斗五升，日不及二升；麦四斗八升，斗折钱二百，日餐钱百，实不足赡。”诏户部裁定，月米一石七斗，增作一石九斗。
五年，诏：“效用入资旧法，内公据、甲头名称未正，其改公据为守阙进勇副尉，日餐钱二百五十、米二升；甲头为进勇副尉，日餐钱二百、米二升。非带甲入队人自依旧法。”宣抚使韩世忠言：“本军调发，老幼随行，缘效用内有不调月粮，不增给日请，军兵米二升半、钱百，效用米二升、钱二百，乞日增给赡米一升半，庶几战士无家累后顾忧，齐心用命。”诏分屯日即陈请。
十三年，诏：“殿司诸统领将官别无供给职田，日赡不足，差兵营运，浸坏军政。可与月支供给：统制、副统制月一百五十千，统领官百千，正将、同正将五十千，副将四十千，准备将三十千，皆按月给。既足其家，可责后效。若仍前差兵负贩，从私役禁军法，所贩物计赃坐之，必罚无赦。州县知而不举，同罪。”主管步军司赵密言：“比定诸军五等请给，招填阙额，要以屏革奸弊。第数内招收白身效用，填马步军使臣阙。其五等请给例内，马军效用依五人衙官例，步军效用依三人衙官例。缘旧效用曾经带甲出入，日止餐钱二百、米二升；有少壮善射者，既见初收效用廪给稍优，因逃他军以希厚请。今拟五等招收白身效用与旧效用，不以马步军论，概增其给，人日支钱二百、米二升，填使臣阙。”
隆兴二年，殿前司言：“诸军法，兵级年六十，将校年六十五，减充剩员给请，内有战功亦止半给。比来年及不与减落，乞每营置籍，乡贯、年甲、招刺日月悉书之，一留本营，一留户部，一留总领，以备开落。”
乾道八年，枢密院言：“二月为始，诸军七人例以上，二分钱、三分银、五分会子；五人例，三分钱、四分银、三分会子。军兵折麦餐钱，全支钱。使臣折麦、料钱，统制、军佐供给分数仍旧。”
淳熙三年，枢密院言：“兵部定请受格：效用一资守阙毅士，二资毅士，三资守阙效士，月各钱三千，折麦钱七百二十，米一石五升，春冬衣绢各二匹；四资效士，钱三千，折麦钱九百七十二，米一石一斗三升有奇，衣绢各二匹；五资守阙听候使唤，钱四千五百，折麦钱一千八十，米一石二斗，绢三匹有半；六资听候使唤，钱四千五百，折麦钱一千二百六十，米一石四斗七升，绢五匹；七资守阙听候差使，八资听候差使，钱四千五百，折麦钱一千四百四十，米一石六斗八升，绢各五匹；九资守阙准备使唤，十资准备差使，钱五千，折麦钱一千四百四十，米六石八升，绢各五匹。”
绍熙元年，知常德府王铢言：“沿边城砦之官，以备疆埸不虞，廪禄既薄，给不以时，孤寒小吏，何以养廉？致使熟视奸猾泄漏禁物，公私庇盖，恬不加问，从而徇私受赇者有矣。弓手、士军、戍卒佣直粮食，累月不支，迫于饥寒，侵渔蛮獠，小则致讼争，大则启边衅。乞严敕州、军按月廪给，如其未支，守倅即不得先请己奉。庶俾城砦官兵有以存济，缓急之际，得其宣力。安边弭盗，莫此为急。”
厥后弊日以滋，迨至咸淳，军将往往虚立员以冒稍食。以建康言之，有神策二军，有游击五军，有亲兵二军，有制效二军，有靖安、唐湾水军，有游击采石水军，有精锐破敌军，有效用、防江军，原其初起，惟骑、戎两司额耳。后仍各创军分，额多而员少。一统制月请，以会子计之，则成一万五百千，推之他军，概可见矣。
九年，四川制司有言：“戍兵生券，人月给会子六千，蜀郡物贾翔贵，请增人月给九千。”当是时财赋之出有限，廪稍之给无涯，浚民膏血，尽充边费，金帛悉归于二三大将之私帑，国用益竭，而宋亡矣。
臣僚尝言：“古者兵与农一，官无供亿之烦，国有备御之责。后世兵与农二，竭国力以养兵，奉之若骄子，用之若佣人。今守边急务，非兵农合一不可。其说者有二：曰屯田，曰民兵。川蜀屯田为先，民兵次之；淮、襄民兵为先，屯田次之。此足食足兵之良策也。”其言厄于权奸，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