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韶言：“讨平河州叛蕃，辟土甚广，已置弓箭手，又以其余地募蕃兵弓箭手，每砦三指挥或至五指挥，每指挥二百五十人，人给田百亩，以次蕃官二百亩，大蕃官三百亩，仍募汉弓箭手为队长，稍众则补将校，暨蕃官同主部族之事。其蕃弓箭手并刺‘蕃兵’字于左耳，以防汉兵之盗杀而效首者。”诏如其请。十一月，王中正团结熙河界洮、河以西蕃部，得正兵三千八十六人，正、副队将六十人，供赡一万五千四百三十人。
八年五月，诏李承之参定蕃兵法。十一月，诏：“选陕西蕃兵丁壮户，九丁以上取五，六取四，五取三，三取二，二取一，并年二十以上，涅手背，毋过五丁。每十人置十将一，五十人置副兵马使一，百人置军使一、副兵马使一，二百人置军使一、副兵马使三，四百人加军使一、副兵马使一，五百人又加指挥使一、副兵马使一，过五百人，每百人加军使一、副兵马使一，即一族三十人已上亦置副兵马使一，不及二十人止置十将。月受奉，仍增给钱，指挥使一千五百至十将有差。”
十年，枢密院言：“陕西、河东议立团结蕃部法，欲如所奏。”上手诏曰：“夏人所恃以强国者，山界部落数万之众尔。按其地志，朝廷已据有其半。彼用之则并小凌大，所向如欲。在我则徒能含抚豢养，未尝得其死力，岂惟不能用之，又恐其为患也。故小有悖戾，有司惟能以利说解之，上下相习畏惮，任其纵散，久失部勒。其近降之法，固未可信其必行，然以理言之，彼此均有其人，而利害辽远。今苟循边人，众知其说，止于旧法聊改一二，则收功疑亦不异往日。徒为纷纷，无补于事。可再下吕惠卿参详以闻。”
元丰六年，诏：“蕃官虽至大使，犹处汉官小使臣之下。朝廷赏功增秩，以为激劝，乃尔卑抑，则孰知迁官之荣？宜定蕃汉官序位。”后河东经略司言：“蕃官部堡塞兵出战，尝以汉官驱策，恐不当与汉官序位。”而兵部请蕃汉非统辖者乃令序官，奏可。熙河兰会路经略制置使李宪言：“治蕃兵，置将领，法贵简而易行，详而难犯。臣今酌蕃情立法，凡熙河兰会五郡，各置都同总领蕃兵将二人；本州诸部族出战，蕃兵及供赡人马各置管押蕃兵使臣十人。五郡蕃兵自为一将，出战则以正兵继之，旗帜同色。蕃兵以技艺功劳第为四等，蕃官首领推迁如之。”八月，宪又言：“汉蕃兵骑杂为一军，语言不通，居处饮食悉不便利。昔李靖以蕃落自为一法，臣近以蕃兵自为一将，厘汉、蕃为两军，相参号令，军事惟所使焉。”
七年，泸南缘边安抚司言：“罗始党生界八姓，各愿依七姓、十九姓刺充义军，团结为三十一指挥，凡一万五千六百六十人。”从之。
元祐元年，臣僚言：“泾原路蕃兵人马凡众，遇临敌与正兵错杂，非便。”诏下其章四路都总管详议，环庆范纯粹言：“汉、蕃兵马诚不可杂用，宜于逐将各选廉勇晓蕃情者一员专充蕃将，令于平日钤束训练，遇有调发，即令部领为便。”又言：“顷兵部议乞蕃、汉官非相统辖者，并依官序相压；其城砦等管辖蕃官，即依旧在本辖汉官之下。诏从其请。且诸路蕃官，不问官职高卑，例在汉官之下，所以尊中国，制远人也。行之既久，忽然更制，便与不相统辖之官依品序位，即边上使臣及京职官当在蕃官之下十有八九，非人情所能堪。蕃部凶骄，岂可辄启？宜悉依旧制，并序汉官之下。”从之。
元符二年三月，泾原经略司言：“乞将东西路蕃兵将废罢，仍于顺便城砦隶属逐将统领，与汉兵相兼差使。”秦凤路如之。四月，环庆路经略安抚司言：“新筑定边城有西夏来投蕃部甚众，欲自今将归顺之人，就新城收管给田，仍乞选置总领蕃兵正、副二员。”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