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商人以盐为急，趋者甚众，及禁江、淮盐，又增用茶，如百千又有官耗，增十年场耗，随所在饶益。其输边粟者，持交引诣京师，有坐贾置铺，隶名榷货务，怀交引者凑之。若行商，则铺贾为保任，诣京师榷务给钱，南州给茶；若非行商，则铺贾自售之，转鬻与茶贾。及南北和好罢兵，边储稍缓，物价差减，而交引虚钱未改。既以茶代盐，而买茶所入不补其给，交引停积，故商旅所得茶，指期于数年之外，京师交引愈贱，至有裁得所入刍粟之实价，官私俱无利。是年，定监买官亏额自一厘以上罚奉、降差遣之制。
景德二年，命盐铁副使林特、崇仪副使李溥等就三司悉索旧制详定，而召茶商论议，别为新法：其于京师入金银、绵帛实直钱五十千者，给百贯实茶，若须海州茶者，入见缗五十五千；河北缘边入金帛、刍粟，如京师之制，而茶增十千，次边增五千；河东缘边次边亦然，而所增有八千、六千之差；陕西缘边亦如之，而增十五千，须海州茶者，纳物实直五十二千，次边所增如河北缘边之制。其三路近地所入所给，皆如京师。河北次边、河东缘边次边，皆不得射海州茶。茶商所过，当输算，令记录，候至京师并输之。仍约束山场，谨其出纳。议奏，三司皆以为便。五月，以溥为淮南制置发运副使，委成其事。行之一年，真宗虑未尽其要，三年，命枢密直学士李浚等比较新旧法利害。时新法方行，商人颇眩惑，特等请罢比较，从之。
有司上岁课：元年用旧法，得五百六十九万贯，二年用新法，得四百一十万贯，三年二百八万贯。特言“所增盖官本少而有利”，乃实课也，所亏虚钱耳。四年秋，特等皆迁官，仍诏三司行新法，不得辄有改更。大中祥符二年，特、溥等上编成《茶法条贯》并课利总数二十三策。
自新法之行，旧有交引而未给者，已给而未至京师者，已至而未磨者，悉差定分数，折纳入官。大约商人有旧引千贯者，令新法岁入二百千，候五岁则新旧皆给足。官府有茶充公费者，虑其价贱乱法，悉改以他物。山场节其出耗，所过商税严其觉举。诸榷务所受茶，皆均第配给场务，以交引至先后为次。大商刺知精好之处，日夜走僮使赍券诣官，率多先焉。初，禁淮南盐，小商已困，至是，益不能行。
六年，申监买官赏罚之式，凡买到入算茶，及租额递年送榷务交足而有羡余者，即理为课绩，其不入算者，虽多不在此限。大中祥符五年，岁课二百余万贯，六年至三百万贯，七年又增九十万贯，八年才百六十万贯。
是时数年间，有司以京师切须钱，商人旧执交引至场务即付物，时或特给程限，逾限未至者，每十分复令别输二分见缗，谓之贴纳。豪商率能及限，小商或不即知，或无贴纳，则贱鬻于豪商。有司徒知移用之便，至存一岁之内文移小改至十数者，商人惑之，顾望不进。乃诏刑部尚书冯拯、翰林学士王曾详定，拯等深以慎重敦信为言，而上封者犹竞陈改法之弊。九年，乃命翰林学士李迪、权御史中丞凌策、侍御史知杂吕夷简与三司同议条制。时以茶多不精，给商人罕有饶益，行商利薄，陕西交引愈贱，鬻于市才八千。知秦州曹玮请于永兴、凤翔、河中府官出钱市之，诏可。迪等以入中缗钱、金帛，旧从商人所有受之，至是请令十分输缗钱四五，又定加饶贴纳之差。然凡有条奏，多令李溥裁酌，溥务执前制，罕所变革。
天禧二年，太常博士李垂请放行茶货。左谏议大夫孙奭言：“茶法屡改，商人不便，非示信之道，望重定经久之制。”即诏奭与三司详定，务从宽简。未几，奭出知河阳，事遂止。三司言：“陕西入中刍粮，请依河北例，斗束量增其直，计实钱给钞，入京以见钱买之，愿受茶货交引，给依实钱数，令榷货务并依时价纳缗钱支茶，不得更用刍粮文钞贴纳茶货。”诏每八百千，增五千茶与之，余从其请。时陕西交引益贱，京师裁直五千，有司惜其费茶。五年，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令阁门祗候李德明于京师市而毁之。
乾兴以来，西北兵费不足，募商人入中刍粟如雍熙法给券，以茶偿之。后又益以东南缗钱、香药、犀齿，谓之三说；而塞下急于兵食，欲广储偫，不爱虚估，入中者以虚钱得实利，人竞趋焉。及其法既弊，则虚估日益高，茶日益贱，入实钱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尽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钱，得券则转鬻于茶商或京师交引铺，获利无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利。由是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贾，券之滞积，虽二三年茶不足以偿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趋，边备日蹙，茶法大坏。初，景德中丁谓为三司使，尝计其得失，以谓边籴才及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余万茶利尽归商贾。当时以为至论，厥后虽屡变法以救之，然不能亡敝。
天圣元年，命三司使李谘等较茶、盐、矾税岁入登耗，更定其法。遂置计置司，以枢密副使张士逊、参知政事吕夷简、鲁宗道总之。首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场茶岁课缗钱五十万，天禧五年才及缗钱二十三万，每券直钱十万，鬻之售钱五万五千，总为缗钱实十三万，除九万余缗为本钱，岁才得息钱三万余缗，而官吏廪给杂费不预，是则虚数多而实利寡，请罢三说，行贴射法。”其法以十三场茶买卖本息并计其数，罢官给本钱，使商人与园户自相交易，一切定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罗源场茶，斤售钱五十有六，其本钱二十有五，官不复给，但使商人输息钱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辇茶入官，随商人所指予之，给券为验，以防私害，故有贴射之名。若岁课贴射不尽，或无人贴射，则官市之如旧。园户过期而输不足者，计所负数如商人入息。旧输茶百斤，益以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谓之耗茶，亦皆罢之。其入钱以射六务茶者如旧制。
先是，天禧中，诏京师入钱八万，给海州、荆南茶；入钱七万四千有奇，给真州、无为、蕲口、汉阳并十三场茶，皆直十万，所以饶裕商人；而海州、荆南茶善而易售，商人愿得之，故入钱之数厚于他州。其入钱者，听输金帛十之六。至是，既更为十三场法，又募入钱六务，而海州、荆南增为八万六千，真州、无为、蕲口、汉阳增为八万。商人入刍粟塞下者，随所在实估，度地里远近，量增其直。以钱一万为率，远者增至七百，近者三百，给券至京，一切以缗钱偿之，谓之见钱法；愿得金帛、若他州钱、或茶盐、香药之类者听。大率使茶与边籴，各以实钱出纳，不得相为轻重，以绝虚估之敝。朝廷皆用其说。
行之期年，豪商大贾不能为轻重，而论者谓边籴偿以见钱，恐京师府藏不足以继，争言其不便。会江、淮计置司言茶有滞积坏败者，请一切焚弃。朝廷疑变法之弊，下书责计置司，又遣官行视茶积。谘等因条上利害，且言：“尝遣官视陕西、河北，以镇戎军、定州为率，镇戎军入粟直二万八千，定州入粟直四万五千，给茶皆直十万。以蕲州市茶本钱视镇戎军粟直，反亡本钱三之一，得不偿失，敝在茶与边籴相须为用，故更今法。以新旧二法较之，乾兴元年用三说法，每券十万，茶售钱五万一千至六万二千，香药、象齿售钱四万一千有奇，东南缗钱售钱八万三千，而京师实入缗钱五十七万有奇，边储刍二百五万余围，粟二百九十八万石。天圣元年用新法，至二年，茶及香药、东南缗钱每给直十万，茶入实钱七万四千有奇至八万，香药、象齿入钱七万二千有奇，东南缗钱入钱十万五百，而京师实入缗钱增一百四万有奇，边储刍增一千一百六十九万余围，粟增二百一十三万余石。旧以虚估给券者，至京师为出钱售之，或折为实钱给茶，贵贱从其市估。其先贱售于茶商者，券钱十万，使别输实钱五万，共给天禧五年茶直十五万，小商百万以下免输钱，每券十万，给茶直七万至七万五千；天禧茶尽，则给乾兴以后茶，仍增别输钱五万者为七万，并给耗如旧，俟旧券尽而止。如此又省合给茶及香药、象齿、东南缗钱总直缗钱一百七十一万。”二府大臣亦言：“所省及增收计为缗钱六百五十余万。时边储有不足以给一岁者，至是，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而东南茶亦无滞积之弊。其计置司请焚弃者，特累年坏败不可用者尔。推行新法，功绪已见。盖积年侵蠹之源一朝闭塞，商贾利于复故，欲有以动摇，而论者不察其实，助为游说。愿力行之，毋为流言所易。”于是诏有司榜谕商贾以推行不变之意，赐典吏银绢有差，然论者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