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淳四年，以近颁见钱关子，贯作七百七十文足，十八界每道作二百五十七文足，三道准关子一贯，同见钱转使，公私擅减者，官以赃论，吏则配籍。五年，复申严关子减落之禁。七年，以行在纸局所造关子纸不精，命四川制使抄造输送，每岁以二千万作四纲。
川引自张浚开宣府，赵开为总饷，以供籴本，以给军需，增印日多，莫能禁止。七年，川、陕副帅吴玠请置银会于河池，不许。盖前宋时，蜀交出放两界，每界一百二十余万。今三界通行，为三千七百八十余万，至绍兴末，积至四千一百四十七万余贯；所贮铁钱，仅及七十万贯，以盐酒等阴为称提。是以饷臣王之望亦谓添印钱引以救目前，不得不为朝廷远虑。诏添印三百万，之望止添印一百万。孝宗隆兴二年，饷臣赵沂添印二百万。淳熙五年，以蜀引增至四千五百余万，立额不令再增。光宗绍熙二年，诏川引展界行使。宁宗嘉泰末，两界出放凡五千三百余万缗，通三界出放益多矣。
开禧末，饷臣陈咸以岁用不足，尝为小会，卒不能行。嘉定初，每缗止直铁钱四百以下，咸乃出金银、度牒一千三百万，收回半界，期以岁终不用。然四川诸州，去总所远者千数百里，期限已逼，受给之际，吏复为奸。于是商贾不行，民皆嗟怨，一引之直，仅售百钱。制司乃谕人除易一千三百万引，三界依旧通行，又檄总所取金银就成都置场收兑，民心稍定。自后引直铁钱五百有奇，若关外用铜钱，引直五百七十钱而已。
喜定三年春，制、总司收换九十一界二千九百余万缗；其千二百万缗，以茶马司羡余钱及制司空名官告，总所桩金银、度牒对凿，余以九十三界钱引收兑；又造九十四界钱引五百万缗，以收前宣抚程松所增之数；凡民间输者，每引百贴八千。其金银品搭，率用新引七分，金银三分，其金银品色官称，不无少亏，每旧引百，贴纳二十引。盖自元年、三年两收旧引，而引直遂复如故。昔高宗因论四川交子，最善沈该称提之说，谓官中常有钱百万缗，如交子价减，官用饯买之，方得无弊。
九年，四川安抚制置大使司言：“川引每界旧例三年一易。自开禧军兴以后，用度不给，展年收兑，遂至两界、三界通使；然率以三年界满，方出令展界，以致民听惶惑。今欲以十年为一界，著为定令，则民旅不复怀疑。”从之。
宝祐四年台臣奏：“川引、银会之弊，皆因自印自用，有出无收。今当拘其印造之权，归之朝廷，仿十八界会子造四川会子，视淳祐之令，作七百七十陌，于四川州县公私行使。两料川引并毁，见在银会姑存。旧引既清，新会有限，则楮价不损。物价自平，公私俱便矣。”有旨从之。咸淳五年，复以会板发下成都运司掌之，从制司抄纸发往运司印造毕功，发回制司，用总所印行使，岁以五百万为额。
绍兴末，会子未有两淮、湖广之分，其后会子太多而本钱不足，遂致有弊。乾道二年，诏别印二百、三百、五百、一贯交子三百万，止行使于两淮，其旧会听对易。凡入输买卖，并以交子及钱中半。如往来不使，诏给交子、会子各二十万，付镇江、建康府榷货务，使淮人之过江、江南人之渡淮者，皆得对易循环以用。然自绍兴末年，铜钱禁用于淮而易以铁钱，会子既用于淮而易以交子，于是商贾不行，淮民以困。右司谏陈良祐言交子不便，诏两淮郡守、漕臣调其利害，皆谓所降交子数多，而铜钱并会子不过江，是致民旅未便。于是诏铜钱并会子依旧过江行用，民间交子许作见钱输官，凡官交，尽数输行在左藏库。
三年，诏造新交子一百三十万，付淮南漕司分给州军对换行使，不限以年；其运司见储交子，先付南库交收。绍熙三年，诏新造交子三百万贯，以二百万付淮东，一百万付淮西，每贯准铁钱七百七十文足，以三年为界。庆元四年，诏两淮第二界会子限满，明年六月，更展一界。嘉定十一年，造两淮交子二百万，增印三百万。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