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币
钱有铜、铁二等，而折二、折三、当五、折十，则随时立制。行之久者，唯小平钱。夹锡钱最后出，宋之钱法至是而坏。盖自五代以来，相承用唐旧钱，其别铸者殊鲜。太祖初铸钱，文曰“宋通元宝”。凡诸州轻小恶钱及铁镴钱悉禁之，诏到限一月送官，限满不送官者罪有差，其私铸者皆弃市。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诸国，差定其法，至二贯者徒一年，三贯以上弃市，募告者赏之。江南钱不得至江北。
蜀平，听仍用铁钱。开宝中，诏雅州百丈县置监冶铸，禁铜钱入两川。太平兴国四年，始开其禁，而铁钱不出境，令民输租及榷利，铁钱十纳铜钱一。时铜钱已竭，民甚苦之。商贾争以铜钱入川界与民互市，铜钱一得铁钱十四。
明年，转运副使张谔言：“川峡铁钱十直铜钱一，输租即十取二。旧用铁钱千易铜钱四百，自平蜀，沈伦等悉取铜钱上供，及增铸铁钱易民铜钱，益买金银装发，颇失裁制，物价滋长，铁钱弥贱。请市夷人铜，斤给铁钱千，可以大获铜铸钱。民租当输钱者，许且输银绢，候铜钱多，即渐令输。”又诏令市夷人铜，斤给铁钱五百，余皆从之。然铜卒难得，而转运副使聂咏、转运判官范祥皆言：民乐输铜钱，请岁递增一分，后十岁则全取铜钱。诏如所请。祥等因以月俸所得铜钱市与民，厚取其直，于是增及三分，民益以为苦，或发古冢、毁佛像器用，才得铜钱四五，坐罪者甚众。知益州辛仲甫具言其弊，内使臣吴承勋驰传审度。仲甫集诸县令、佐问之，多潜持两端，莫敢正言。仲甫以大谊责之，乃皆言其不便。承勋运命。二年，遂令川峡输租榷利勿复徵铜钱。宋咏等皆坐罪免。既而又从西川转运使刘度之请，官以铁钱四百易铜钱一百，后竟罢之。
平广南、江南，赤德雄州旧钱，如川蜀法。初，南唐李因铸钱，一工为钱千五百，得三十万贯。太宗即位，诏升州置监铸钱，令转运使按行所部，凡小山之出铜者悉禁民采，并以给官铸焉。太平兴国二年，樊若水言：“江南旧用铁钱，于民非便。今诸州铜钱尚六七十万缗，虔、吉等州未有铜钱，各发六七万缗，俾市金帛轻货上供及博籴谷麦。于则、免饶等州产铜之地，大铸铜钱，铜钱既不渡江，益出新钱，则民间钱愈多，铁钱自当不用，悉熔铸为农器什物，以给江北流民之归附者。除铜钱渡江之禁。”从之。
自唐天祐中，兵乱窘乏，以八十五钱为百。后唐天成中，减五钱，汉乾祐初，复减三钱。宋初，凡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为百，然诸州私用则各随其俗，至有以四十八钱为百者。至是，诏所在用七十七钱为百。
西北边内属戎人，多赍货帛于秦、阶州易铜钱出塞，销铸为器。乃诏吏民阑出铜钱百已上论罪，至五贯以上送阙下。
旧饶州永平监岁铸钱六万贯，平江南，增为七万贯，而铜、铅、锡常不给。转运使张齐贤访求得南唐承旨丁钊，能知饶、信等州山谷产铜、铅、锡，乃便宜调民采取；且询旧铸法，惟永平用唐开元钱料最善，即诣阙面陈。八年，诏增市铅、锡、炭价，于是得铜八十一万斤、铅二十六万斤、锡十六万斤，岁铸钱三十万贯。补钊殿前承旨，领三州铜山。然民间犹杂用旧大小钱。是时，以福建铜钱数少，令建州铸大铁钱并行，寻罢铸，而官私所有铁钱十万贯，不出州境，每千钱与铜钱七百七十等，外邑邻两浙者亦不用。
雍熙初，令江南诸州官库所贮杂钱，每贯及四斤半者送阙下，不及者销毁。民间恶钱尚多，复申乾德之禁，稍峻其法。京城居民蓄铜器者，限两月悉送官。
端拱元年，内侍萧延皓使岭南还，以民间私铸三等钱来上，且言多与蛮人贸易，侵败禁法。因诏察民私铸及销熔好钱作薄恶钱者，并弃市；辄以新恶钱与蛮人博易者，抵罪。
江北诸州所用钱非甚薄恶者，新旧大小兼用。江南虽用旧大钱，淳化四年，乃诏每贯及前诏斤数、有官监字号者皆许用，不分新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