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宁元年，尚书省言：“前令大保长催税而不给雇直，是为差役，非免役也。”诏提举司以元输雇钱如旧法均给。永兴军路州县官乞复行差役；湖南、江西提举司以物贱乞减吏胥雇直，罢给役人雇钱，皆害法意，应改从其旧。诏户部并遵奉《绍圣常平免役敕令格式》及先降《绍圣签贴役法》，行之天下。
二年，臣僚言：“常平之息，岁取二分，则五年有一倍之数；免役剩钱，岁收一分，则十年有一年之备。故绍圣立法，常平息及一倍，免役宽剩及三料，取旨蠲免，以明朝廷取于民者，非以为利也。而集贤殿修撰、知邓州吕仲甫前为户部侍郎，辄以状申都省，乞删去上条。”诏黜仲甫，落职知海州。后又诏：常平司候丰衍有余日，具此制奏蠲之。
大观元年，诏：“诸州县召募吏人，如有非四等以上户及在州县五犯杖罪，悉从罢遣，不得再占诸处名役，别募三等以上人充。”于是旧胥既尽罢，而弊根未革，老奸巨猾，匿身州县，舞法扰民，盖甚前日。其后，又不许上三等人户投充弓手，所募皆浮浪，无所顾藉，盗贼公行，为害四方。至是，复诏州县募役依元丰旧法。
政和元年，臣僚言：“元丰中，巩州岁敷役钱止四百千，今累敷至缗钱近三万。又元丰八年，命存留宽剩钱毋得过二分，绍圣再加裁定，止许存留一分。此时考详法意，非取宽剩，遂改名准备钱，而严立禁约，若擅增敷岁额及桩留准备过数者，并以违制论。今乞饬提举常平官检察，及核究巩州取赢之因以闻。”从之。
宣和元年，言者谓：“役钱一事，神宗首防官户免多，特责半输。今比户称官，州县募役之类既不可减，雇令官户所减之数均入下户，下户于常赋之外，又代官户减半之输，岂不重困？”诏：“自今二等以上户，因直降指挥非泛补官者，输赋、差科、免役并不得眎官户法减免，已免者改之。进纳人自如本法。”保长月给雇钱，督催税赋。比年诸县或每税户一二十家，又差一人充甲头及催税人，十日一进，赴官比磨，求取决责，有害良民，诏禁之。七年，诏：“州县昨因儆察私铸，令五家为保。城郭亦差坊正、副领受文书，由此追呼陪费，或析居、逃移以避差使。其所置坊正、副可罢。”
自绍圣复雇役，而建炎初罢之。已而讨论其法之不可废也，参政李固言于高宗曰：“常平法本于汉耿寿昌，岂可以王安石而废之？”且当时招射士无以供庸直，诏官户役钱勿减半，民户役钱概增二分。后复减之。兼官旧给庸钱以募户长，及立保甲，则储庸钱以助经费。未几，废保甲，复户长，而庸钱不复给，遂为总制窠名焉。
然役起于物力，物力升降不肴，则役法公。是以绍兴以来，讲究推割、推排之制：凡百姓典卖典业，税赋与物力一并推割。至于推排，则因其赀产之进退为之升降，三岁而下行之。然当时之弊，或以小民粗有米粟，仅存室庐，凡耕耨刀斧之器，鸡豚犬彘之畜，纤微细琐皆得而籍之。吏视赂之多寡，为物力之低昂。上之人忧之，于是又为之限制，除质库房廊、停塌店铺、租牛、赁船等外，不得以猪羊杂色估计，其后并耕牛租牛以免之。若江之东西，以亩头计税，亦有不待推排者。
保正、长之立也，五家相比，五五为保，十大保为都保，有保长，有都、副保正；余及三保亦置长，五大保亦置都保正，其不及三保、五大保者，或为之附庸，或为之均并，不一也。户则以物力之高下为役次之久近。
若夫品官之田，则有限制，死亡，子孙减半；荫尽，差役同编户。一品五十顷，二品四十五顷，三品四十顷，四品三十五顷，五品三十顷，六品二十五顷，七品二十顷，八品十顷，九品五顷。
封赠官子孙差役，亦同编户。谓父母生前无官，因伯叔或兄弟封赠者。
凡非泛及七色补官，不在限田免役之数；其奏荐弟侄子孙，原自非泛、七色而来者，仍同差役。进纳、军功、捕盗、宰执给使、减年补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