役法
中书舍人苏轼在详定役法所，极言役法可雇不可差，第不当于雇役实费之外，多取民钱，若量入为出，不至多取，则自足以利民。司马光不然之，光言：“差役已行，续闻有命：雇募不足，方许定差。屡有更张，号令不一。又转运使欲合一路共为一法，不令州县各从其宜，或已受差却释役使去，或已辞雇却复拘之入役，或仍旧用钱招雇，或不用钱白招，纷纭不定，浸违本意。”遂条举始奏之文，尝许州县、监司陈列宜否。“自今外官苟见利否，县许直上转运司，州许直奏，使下情无壅。详定所第当稽阅监司、州县所陈，详定可否；非其任职而务出奇论、不切事情者勿用，亦不可以一路、一州、一县土风利害概行天下。”从之。
未几，诏：“诸路坊郭五等以上，及单丁、女户、官户、寺观第三等以上，旧输免役钱者并减五分，余户等下此者悉免输，仍自元祐二年始。凡支酬衙前重难及纲运公皂迓送飧钱，用坊场、河渡钱给赋。不足，方得于此六色钱助用；而有余，封桩以备不时之须。”
臣僚上言：“朝廷虽立差法，而明许民户雇代，州县多已施行。近命弓手须正身，恐公私未便。”诏：“不愿身自任役，许募尝为弓手而有劳效者，雇直虽多，毋逾元募之数。”御史中丞刘挚言：“弓手不可不用差法者，盖乡人在役，则不独有家丁子弟之助，至于族姻乡党，莫不与为耳目，有捕辄获；又土著自重，无逃亡之患。自行雇募，盗寇充斥，盖浮惰不能任责故也。如五路弓手，熙宁未变法前，身自执役，最号强劲，其材艺捕缉胜于他路。近日复差，不闻有不乐而愿出钱雇人。惟是川蜀、江、浙等路，昨升差上一等户，皆习于骄脆，不肯任察捕之责。欲乞五路必差正身，余路即用新敕，厘为三色：旧有户等已尝受差者，曾有战斗劳效应留者，愿雇人代己者。立此三色，所冀新旧相兼，渐习御捕。”侍御史王岩叟亦言雇代恐不能任事，略与挚同。
监察御史上官均言：“役之最重，莫如衙前，其次弓手。今东南长名衙前招募既足，所差不及上户，上户必差弓手，则是以上户就中户之役，实为优幸。上户产厚而役轻，下户产薄而无役，然则所当补恤，正在中户。今若增上户役年，使中户番休稍久，则补除相均矣。”又言：“近许当差弓手户役得差人为代，此法最便。议者谓‘身任其役，则自爱而重犯法’，熙宁募法久行，何尝闻盗贼充斥？彼自爱之民，承符帖追逮则可，俾之与贼角死，岂其能哉？两浙诸路以法案差弓手，必责正身，至有涕泣辞免者。此岂可恃以为用哉？今既立法许雇尝为弓手而有劳效之人，比之泛募，宜有间矣。”
殿中侍御史吕陶谒告归成都，因令与转运司议定役法。后议立增减役年之法曰：“户多之乡以十二年，户少以九年，而应差之户通轮一周。以一周月日而参之户等，户税多者占役之日多，少者以率减下，则均适无颇矣。虽以等周差，皆许募人为代，如此则四等往往少差，而五等差所不及矣。衙前悉令招募，以坊场钱支酬重难，此法为允。”
当是时，议役法者皆下之详定所，久不能决。于是文彦博言：“差役之法，置局众议，命令杂下，致久不决。”于是诏罢详定局，役法专隶户部。
谏议大夫鲜于侁言：“开封府多官户，祥符县至阖乡止有一户应差，请裁其滥。凡保甲之授班行者，如进纳人例，须至升朝，方免色役。”旧法，户赋免役钱及三百缗者，令仍输钱免役。侍御史王岩叟谓：“此法不见其利。借如两户，其一输钱及三百千，其一及二百八九十千，相去几何，而应差者三年五年即得休息，其应输助者毕世入钱，无有已时，非至破家，终不得免。此其势必巧为免计，有弟兄则析居，不则咸卖其业，但少降三百千之数，则遂可免。不出二三年，高强户皆成中户。”其后又诏：旧输免役钱户及百千以上，令如六色户输钱助役。盖欲以其钱广雇，使番休优久。凡户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