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三月，以两浙和买物帛，下户艰于得钱，听以七分输正色，三分折见缗。初，洪州和买，八分输正色，二分折省钱，匹三千。四年，帅臣胡世将请以三分匹折六千省。又言绢直踊贵，请匹增为五千匹。户部定为六千匹。殿中侍御史张致远言：“江西残破之余，和预买绢请折输钱，朝廷从之，是欲少宽民力。匹输钱五千省，比旧直已增其半，较之两浙时直，匹多一千五百，户部又令折六贯文足，是欲乘民之急而倍其敛也。物不常贵，则绢有时而易办；钱额既定，则价无时而可减。”于是诏江西和买绢匹折输钱六十省，愿输正色者听。是冬，初令江、浙民户悉输折帛钱。当是时，行都月费钱百余万缗，重以增戍之费，令民输绸者全折，输绢者半折，匹五千二百省。折帛钱由此愈重。
九年正月，复河南，减折帛钱匹一千，未几又增之。十七年，减折帛钱：江南匹为六千，两浙七千，和买六千五百；绵，江南两为三百，两浙四百。二十年，诏：“广西折布钱因张浚增至两倍以上，今减作一贯文折输。”二十九年，中书省奏：江、浙四路所起折帛钱，地里遥远，宜就近储之。诏除徽、处、广德旧折轻货，余州当折银者输钱，愿输银者听，浙西提刑司、三总领所主之。先是，江、浙路折帛钱岁为钱五百七十三万余缗，并输行都，至是，始外储之以备军用。
乾道四年，减两浙、乾道五年夏税、和买折帛钱之半。六年，知徽州郏升卿代还，奏：“州自五代时陶雅守郡，妄增民赋，至今二百余年，比邻境诸县之税独重数倍，而杂钱之税科折尤重，请赐蠲免。”九年，诏徽州额外创科杂钱一万二千一百八十余缗，及元认江东、两浙运司诸处绢一万六千六百余匹，并蠲之。
绍熙五年，诏两浙、江东西和买绸绢折帛钱太重，可自来年匹减钱一贯五百文，三年后别听旨。所减之钱，令内藏、封桩两库拨还。
庆元元年，户部侍郎袁说友言临安、余杭二县和买科取之弊：“乞将余杭县经界元科之额配以绢数，不分等则，以二十四贯定敷一匹，衮科而下，足额而止，捐其余以惠末产之民。如此则吏不得而制民，民无资于诡户，救弊之良策也。”说友又奏：“贯头均科之法行，则县邑无由多取，乡司无所走弄，而诡挟者不能以幸免，是以奸民顽吏立为异论以摇之。”诏令集议。二年，吏部尚书叶翥等议请如帅漕所奏推行之，诏可。
建炎元年，知越州翟汝文奏：“浙东和预买绢岁九十七万六千匹，而越乃六十万五百匹，以一路计之，当十之三。望将三等以上户减半，四等以下户权罢。”寻以杭之和买绢编重，均十二万匹于两浙。乾道九年，秘书郎赵粹中言：“两浙和买，莫重于绍兴，而会稽为最重。缘田薄税重，诡名隐寄，多分子户。自经界后至乾道五年，累经推排，减落物力，走失愈重，民力困竭。若据亩均输，可绝诡户之弊。”淳熙八年，诏两淮漕臣吴琚与帅臣张子颜措置。子颜等言：“势家豪民分析版籍以自托于下户，是不可不抑。然弊必有原，谓如浙东七州，和买凡二十八万一千七百三十有八；温州本无科额，合台、明、衢、处、婺之数，不满一十三万；而绍兴一郡独当一十四万六千九百三十有八，则是以一郡视五郡之输而又赢一万有奇，此重额之弊也。又如赁牛物力，以其有资民用，不忍科配；酒坊、盐亭户，以其尝趁官课，难令再敷；至于坍江落海之田，坏地漂没；僧道寺观之产，或奉诏蠲免；而省额未除，不免阴配民户，此暗科之弊也。二弊相乘，民不堪命，于是规避之心生，而诡户之患起。旧例物力三十八贯五百为第四等，降一文以下即为第五等，为诡户者志于规避，往往止就二三十贯之间立为砧基。今若自有产有丁系真五等依旧不科，其有产无丁之户，将实管田产钱一十五贯以上并科和买，其一十五贯以下则存而不敷，庶几伪五等不可逃，真五等不受困。”于是诏：“绍兴府攒宫田园、诸寺观、延祥庄并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