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者。谨按春秋二百四十年间，惟郿一邑称筑。如城郎、费之类，各有所因，或以他防，或以自固，谓之尽有宗庙，理则极非。或称“圣主有复古之功，简册有考文之美，五帝不同乐，三王不同礼，遭时为法，因事制宜”。此则必作有为，非有司之事也。如有司之职，但合一一据经；变礼从时，则须俟明诏也。
凡不修之证，略有七条：庙立因迁，一也；已废不举，二也；庙不可虚，三也；非时不造主，四也；合载迁主行，五也；尊无二上，六也；《六典》不书，七也。谨按文王迁丰立庙，武王迁镐立庙，成王迁洛立庙，今东都不因迁而欲立庙，是违因迁立庙也。谨按《礼记》曰：“凡祭，有其废之，莫敢举也。有其举之，莫敢废也。”今东都太庙，废已八朝，若果立之，是违已废不举也。谨按《礼记》曰：“当七庙五庙无虚主。”今欲立虚庙，是违庙不可虚也。谨按《左传》：“丁丑，作僖公主。书不时也。”《记》又曰：“过时不祭，礼也。”合礼之祭，过时犹废，非礼之主，可以作乎？今欲非时作主，是违非时不作主也。谨按《曾子问》：“古者师行以迁庙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必以迁庙主行，载于斋车，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庙之主以行，则失之矣。”皇氏云：“迁庙主者，载迁一室之主也。”今欲载群庙之主以行，是违载迁之主也。谨按《礼记》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上也。”今欲两都建庙作主，是违尊无二上也。谨按《六典》序两都宫阙及庙宇，此时东都有庙不载，是违《六典》不书也。遍考书传，并不合修。浸以武德、贞观之中，作法垂范之日，文物大备，儒彦毕臻，若可修营，不应议不及矣。《记》曰：乐由天作，礼以地制。天之体，动也。地之体，止也。”此明乐可作，礼难变也。伏惟陛下诚明载物，庄敬御天，孝方切于祖宗，事乃求于根本。再令集议，俾定所长。臣实职司，敢不条白以对。
德章又有上中书门下及礼院详议两状，并同载于后。其一曰：
伏见八月六日敕，欲修东都太庙，令会议事。此时已有议状，准礼不合更修。尚书丞郎已下三十八人，皆同署状。德章官在礼寺，实忝司存，当圣上严禋敬事之时，会相公尚古黜华之日，脱国之祀典，有乖礼文，岂唯受责于旷官，窃惧贻耻于明代。所以勤勤恳恳，将不言而又言也。
昨者异同之意，尽可指陈。一则以有都之名，便合立庙；次同欲崇修庙宇，以候时巡。殊不知庙不合虚，主惟载一也。谨按贞观九年诏曰：“太原之地，肇基王业，事均丰、沛，义等宛、谯，约礼而言，须议立庙。”时秘书监颜师古议曰：“臣傍观祭典，遍考礼经，宗庙皆在京师，不于下土别置。昔周之丰、镐，实为迁都，乃是因事便营，非云一时别立。”太宗许其奏，即日而停。由是而言，太原岂无都号，太原尔时犹废，东都不立可知。且庙室惟新，即须有主，主既藏瘗，非虚而何？是有都立庙之言，不攻而自破矣。又按《曾子问》曰：“古者师行，必以迁庙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必以迁庙主行，载于斋车，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庙之主以行，则失矣。”皇氏云：“迁庙主者，惟载新迁一室之主也。”未祧之主，无载行之文。假使候时巡，自可修营一室，议构九室，有何依凭？
夫宗庙，尊事也，重事也，至尊至重，安得以疑文定论。言苟不经，则为擅议。近者敕旨，凡以议事，皆须一一据经。若无经文，任以史证。如或经史皆不据者，不得率意而言。则立庙东都，正经史无据，果从臆说，无乃前后相违也。《书》曰：“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会议者四十八人，所同者六七人耳，比夫二三之喻，又何其多也！夫尧、舜之为帝，迄今称咏之者，非有他术异智者也，以其有贤臣辅翼，能顺考古道也。故尧之书曰“若稽古帝尧。”《孔氏传》曰：“能顺考古道。”传说佐殷之君，亦曰“事不师古，匪说攸闻。”考之古道既如前，验以国章又如此，将求典实，无以易诸。伏希必本正经，稍抑浮议，踵皋、夔之古道，法周、孔之遗文，则天下守贞之儒，实所幸甚。其余已具前议。
其二曰：
夫宗庙之设，主于诚敬，旋观典礼，贰则非诚。是以匪因迁都，则不别立庙宇。《记》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上。”又曰：“凡祭，有其废之，莫敢举也。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则东都太庙，废已多时，若议增修，稍违前志。何者？圣历、神龙之际，武后始复明辟，中宗取其庙易置太庙焉，本欲权固人心，非经久之制也。伏以所存神主，既请祧藏，今庙室惟新，即须有主。神主非时不造，庙寝又无虚议，如修复以俟时巡，惟载一主，备在方册，可得而详。又引经中义有数等，或是弟子之语，或是他人之言。今庙不可虚，尊无二上，非时不造主，合载一主行，皆大圣祖及宣尼亲所发明者，比之常据，不可同涂。又丘明修《春秋》，悉以君子定褒贬，至陈泄以忠获罪，晋文以臣召君，于此数条，不复称君子，将评得失，特以宣尼断之。《传》曰：“危疑之理，须圣言以明也。”或以东都不同他都，地有坛社宫阙，欲议权葺，似是无妨。此则酌于意怀，非曰经据也。但以遍讨今古，无有坛社立庙之证，用以为说，实所未安。谨按上自殷、周，傍稽故实，除因迁都之外，无别立庙之文。
制曰：“自古议礼，皆酌人情。必稷嗣知几，贾生达识，方可发挥大政，润色皇猷，其他管窥，盖不足数。公卿之议，实可施行，德章所陈，最为浅近，岂得苟申独见，妄有异同？事贵酌中，理宜从众。宜令有司择日修崇太庙，以留守李石充使勾当。”六年三月，择日既定，礼官既行，旋以武宗登遐，其事遂寝。宣宗即位，竟迎太微宫神主祔东都太庙，禘祫之礼，尽出神主合食于太祖之前。
《贞观礼》，祫享，功臣配享于庙庭，禘享则不配。当时令文，祫禘之日，功臣并得配享。贞观十六年，将行禘祭，有司请集礼官学士等议，太常卿韦挺等一十八人议曰：“古之王者，富有四海，而不朝夕上膳于宗庙者，患其礼过也。故曰：‘春秋祭祀，以时思之。’至于臣有大功享禄，其后孝子率礼，洁粢丰盛，礼、祀、烝、尝，四时不辍，国家大祫，又得配焉。所以昭明其勋，尊显其德，以劝嗣臣也。其禘及时享，功臣皆不应预。故周礼六功之官，皆配大烝而已。先儒皆取大烝为祫祭。高堂隆、庾蔚之等多遵郑学，未有将为时享。又汉、魏祫祀，皆在十月，晋朝礼官，欲用孟秋殷祭，左仆射孔安国启弹，坐免者不一。梁初误禘功臣，左丞何佟之驳议，武帝允而依行。降洎周、齐，俱遵此礼。窃以五年再殷，合诸天道，一大一小，通人雅论，小则人臣不预，大则兼及功臣。今礼禘无功臣，诚谓礼不可易。”乃诏改令从礼。至开元中改修礼，复令禘祫俱以功臣配飨焉。
高宗上元三年十月，将祫享于太庙。时议者以《礼纬》“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传》云“五年而再殷祭”，议交互莫能断决。太学博士史璨等议曰：“按《礼记正义》引郑玄《禘祫志》云：‘《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享于太庙。《公羊传》云：大享者何？祫也。’是三年丧毕，新君二年当祫，明年当禘于群庙。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则后禘去前禘五年。以此定之，则新君二年祫，三年禘。自尔已后，五年而再殷祭，则六年当祫，八年当禘。又昭公十年，齐归薨，至十三年丧毕当祫，为平丘之会，冬，公如晋。至十四年祫，十五年禘《传》云‘有事于武宫’是也。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于襄宫’是也。如上所云，则禘已后隔三年祫，已后隔二年禘。此则有合礼经，不违《传》义。”自此依璨等议为定。
开元六年秋，睿宗丧毕，祫享于太庙。自后又相承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各自计年，不相通数。至二十七年，凡经五禘、七祫。其年夏禘讫，冬又当祫。太常议曰：
禘祫二礼，俱为殷祭，祫为合食祖庙，禘谓谛序尊卑。申先君逮下之慈，成群嗣奉亲之孝，事异常享，有时行之。然而祭不欲数，数则黩；亦不欲疏，疏则怠。故王者法诸天道，制祀典焉。烝尝象时，禘祫如闰。五岁再闰，天道大成，宗庙法之，再为殷祭者也。谨按《礼记·王制》、《周官·宗伯》，郑玄注解，高堂所议，并云“国君嗣位，三年丧毕，祫于太祖。明年禘于群庙。自尔已后，五年再殷，一祫一禘。”汉、魏故事，贞观实录，并用此礼。又按《礼纬》及《鲁礼禘祫注》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所谓五年而再殷祭也。又按《白虎通》及《五经通义》、许慎《异义》、何休《春秋》、贺循《祭议》，并云三年一禘。何也？以为三年一闰，天道小备，五年再闰，天道大备故也。此则五年再殷，通计其数，一祫一禘，迭相乘矣。今太庙禘祫，各自数年，两岐俱下，不相通计。或比年频合，或同岁再序，或一禘之后，并为再祫，或五年之内，骤有三殷。法天象闰之期，既违其度；五岁再殷之制，数又不同。求之礼文，颇为乖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