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深纳其言。又遣刘仁愿率兵渡海，与旧镇兵交代，仍授扶余隆熊津都督，遣以招辑其余众。扶余勇者，扶余隆之弟也，是时走在倭国，以为扶余丰之应，故仁轨表言之。于是仁轨浮海西还。初，仁轨将发带方州，谓人曰：“天将富贵此翁耳！”于州司请历日一卷，并七庙讳，人怪其故，答曰：“拟削平辽海，颁示国家正朔，使夷俗遵奉焉。”至是皆如其言。
麟德二年，封泰山，仁轨领新罗及百济、耽罗、倭四国酋长赴会，高宗甚悦，擢拜大司宪。乾封元年，迁右相，兼检校太子左中护，累前后战功，封乐城县男。三年，为熊津道安抚大使，兼浿江道总管，副司空李勣讨平高丽。总章二年，军回，以疾辞职，加金紫光禄大夫，听致仕。咸亨元年，复授陇州刺史。三年，征拜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五年，为鸡林道大总管，东伐新罗。仁轨率兵径度瓠卢河，破其北方大镇七重城。以功进爵为公，并子侄三人，并授上柱国。州党荣之，号其所居为乐城乡三柱里。上元二年，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兼太子宾客，依旧监修国史。仪凤二年，以吐蕃入寇，命仁轨为洮河道行军镇守大使。仁轨每有奏请，多被中书令李敬玄抑之，由是与敬玄不协。仁轨知敬玄素非边将才，冀欲中伤之，上言西蕃镇守事非敬玄莫可。高宗遽命敬玄代之。敬玄至洮河军，寻为吐蕃所败。永隆二年，兼太子太傅。未几，以老乞骸骨，听解尚书左仆射，以太子太傅依旧知政事。永淳元年，高宗幸东都，皇太子京师监国，遣仁轨与侍中裴炎、中书令薛元超留辅太子。二年，太子赴东都，又令太孙重照京师留守，仍令仁轨为副。则天临朝，加授特进，复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专知留守事。仁轨复上疏辞以衰老，请罢居守之任，因陈吕后祸败之事，以申规谏。则天使武承嗣赍玺书往京慰喻之曰：“今日以皇帝谅暗不言，眇身且代亲政。远劳劝诫，复表辞衰疾，怪望既多，徊徨失据。又云‘吕后见嗤于后代，禄、产贻祸于汉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贞之操，终始不渝；劲直之风，古今罕比。初闻此语，能不罔然；静而思之，是为龟镜。且端揆之任，仪刑百辟，况公先朝旧德，遐迩具瞻。愿以匡救为怀，无以暮年致请。”寻进封郡公。垂拱元年，从新令改为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寻薨，年八十四。则天废朝三日，令在京百官以次赴吊，册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赐其家实封三百户。仁轨虽位居端揆，不自矜倨。每见贫贱时故人，不改布衣之旧。初为陈仓尉，相工袁天纲谓曰：“君终当位邻台辅，年将九十。”后果如其言。仁轨身经隋末之乱，辑其见闻，著《行年记》，行于代。
子浚，官至太子中舍人。垂拱二年，为酷吏所陷，被杀，妻子籍没。中宗即位，以仁轨春宫旧僚，追赠太尉。浚子冕，开元中，为秘书省少监，表请为仁轨立碑，谥曰文献。
史臣韦述曰：世称刘乐城与戴至德同为端揆，刘则甘言接人，以收物誉；戴则正色拒下，推美于君。故乐城之善于今未弭，而戴氏之勣无所闻焉。呜呼！高名美称，或因邀饰而致远；深仁至行，或以韬晦而莫传。岂唯刘、戴而然，盖自古有之矣。故孔子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非夫圣智，鲜不惑也。且刘公逞其私忿，陷人之所不能，覆徒贻国之耻，忠恕之道，岂其然乎？
郝处俊，安州安陆人也。父相贵，隋末，与妻父许绍据硖州归国，以功授滁州刺史，封甑山县公。处俊年十岁余，其父卒于滁州，父之故吏赙送甚厚，仅满千余匹，悉辞不受。及长，好读《汉书》，略能暗诵。贞观中，本州进士举，吏部尚书高士廉甚奇之，解褐授著作佐郎，袭爵甑山县公。兄弟笃睦，事诸舅甚谨。再转滕王友，耻为王官，遂弃官归耕。久之，召拜太子司议郎，五迁吏部侍郎。乾封二年，改为司列少常伯。属高丽反叛，诏司空李勣为浿江道大总管，以处俊为副。尝次贼城，未遑置阵，贼徒奄至，军中大骇。处俊独据胡床，方餐乾粮，乃潜简精锐击败之，将士多服其胆略。总章二年，拜东台侍郎，寻同东西台三品。咸亨初，高宗幸东都，皇太子于京师监国，尽留侍臣戴至德、张文瓘等以辅太子，独以处俊从。时东州道总管高侃破高丽余众于安市城，奏称有高丽僧言中国灾异，请诛之。上谓处俊曰：“朕闻为君上者，以天下之目而视，以天下之耳而听，盖欲广闻见也。且天降灾异，所以警悟人君。其变苟实，言之者何罪？其事必虚，闻之者足以自戒。舜立谤木，良有以也。欲箝天下之口，其可得乎？此不足以加罪。”特令赦之。因谓处俊曰：“王者无外，何藉于守御。虽然，重门击柝，盖备不虞，方知禁卫在于谨肃。朕尝以秦法犹为太宽，荆轲匹夫耳，而匕首窃发，始皇骇惧，莫有拒者，岂不由积习宽慢使其然乎？”处俊对曰：“此由法急所致，非宽慢也。”上曰：“何以知之？”对曰：“秦法：辄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惧族，安有敢拒者？逮乎魏武，法尚峻。臣见《魏令》云：‘京城有变，九卿各居其府。’其后严才作乱，与其徒属数十人攻左掖门，魏武登铜雀台远望，无敢救者。时王修为奉常，闻变召车马，未至，便将官属步至宫门。魏武望见之，曰：‘彼来者必王修乎！’此由王修察变知机，违法赴难。向各守法，遂成其祸。故王者设法敷化，不可以太急。夫政宽则人慢，政急则人无所措手足。圣王之道，宽猛相济。《诗》曰‘不懈于位，人之攸塈’，谓仁政也；又曰‘式遏寇虐，无俾作慝’，谓威刑也。《洪范》曰‘高明柔克，沉潜刚克’，谓中道也。”上曰：“善。”又有胡僧卢伽阿逸多受诏合长年药，高宗将饵之。处俊谏曰：“修短有命，未闻万乘之主，轻服蕃夷之药。昔贞观末年，先帝令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寐依其本国旧方合长生药。胡人有异术，征求灵草秘石，历年而成。先帝服之，竟无异效，大渐之际，名医莫知所为。时议者归罪于胡人，将申显戮，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龟镜若是，惟陛下深察。”高宗纳之，但加卢伽为怀化大将军，不服其药。寻而官名复旧。处俊授黄门侍郎。三年，加银青光禄大夫，转中书侍郎。四年，监修国史。上元元年，高宗御含元殿东翔鸾阁观大酺。时京城四县及太常音乐分为东西两朋，帝令雍王贤为东朋，周王讳为西朋，务以角胜为乐。处俊谏曰：：“臣闻礼所以示童子无诳者，恐其欺诈之心生也。伏以二王春秋尚少，意趣未定，当须推多让美，相敬如一。今忽分为二朋，递相夸竞。且俳优小人，言辞无度，酣乐之后，难为禁止，恐其交争胜负，讥诮失礼。非所以导仁义，示和睦也。”高宗矍然曰：“卿之远识，非众人所及也。”遽令止之。寻代阎立本为中书令。岁余，兼太子宾客、检校兵部尚书。
三年，高宗以风疹欲逊位，令天后摄知国事，与宰相议之。处俊对曰：“尝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各有所主守也。陛下今欲违反此道，臣恐上则谪见于天，下则取怪于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传位于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二圣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族。伏乞特垂详纳。”中书侍郎李义琰进曰：“处俊所引经旨，足可依凭，惟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帝曰：“是。”遂止。仪凤二年，加金紫光禄大夫，行太子左庶子，并依旧知政事，监修国史。四年，代张文瓘为侍中。处俊性俭素，土木形骸，自参综朝政，每与上言议，必引经籍以应对，多有匡益，甚得大臣之体。侍中、平恩公许圉师，即处俊之舅，早同州里，俱宦达于时。又其乡人田氏、彭氏，以殖货见称。有彭志筠，显庆中，上表请以家绢布二万段助军，诏受其绢万匹，特授奉议郎，仍布告天下。故江、淮间语曰：“贵如许、郝，富若田、彭。”处俊迁太子少保。开耀元年薨，年七十五，赠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大都督。高宗甚伤悼之，顾谓侍臣曰：“处俊志存忠正，兼有学识。至于雕饰服玩，虽极知无益，然常人不能抑情弃舍，皆好尚奢侈，处俊尝保其质素，终始不渝。虽非元勋佐命，固亦多时驱使。又见遗表，忧国忘家，今既云亡，深可伤惜。”即于光顺门举哀一日，不视事，终祭以少牢，赠绢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硕。令百官赴哭，给灵舆，并家口递还乡，官供葬事。其子秘书郎北叟上表辞所赠赐及葬递之事，高宗不许。侍中裴炎曰：“处俊临亡，臣往见之，属臣曰：‘生既无益明时，死后何宜烦费。瞑目之后，傥有恩赐赠物，及归乡递送，葬日营造，不欲劳官司供给。’”高宗深嘉叹之，从其遗意，唯加赠物而已。处俊孙象贤，垂拱中为太子通事舍人，坐事伏诛，临刑言多不顺。则天大怒，令斩讫，仍支解其体，发其父母坟墓，焚爇尸体，处俊亦坐斫棺毁柩。自此法司每将杀人，必先以木丸塞其口，然后加刑，讫于则天之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