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妇人谓嫁曰归。以手理自然成字，有若天命，故嫁之於鲁。○妇人谓嫁曰归，本或无曰字。此依《公羊传》。
［疏］“宋武”至“于我”。正义曰：《宋国公爵谱》云：“宋，子姓，其先契，佐唐虞为司徒，封於商。成汤受命，王有天下。及纣无道，周武王灭之，而封其子武庚以绍殷后。武庚作乱，周公伐而诛之，更封纣兄帝乙之元子微子启为宋公，都商丘。今梁国雎阳县是也。微子卒，其弟微仲代立。穆公七年，鲁隐公之元年也。景公三十六，年鲁哀公之十四年，获麟之岁也。昭公得之元年，《春秋》之传终矣。其后五世百七十年，而齐魏楚共灭宋。”依《宋世家》微子至武公凡十二君，兄弟相及者二人，武公是微仲九世孙。谥法：“克定祸乱曰武”。○注“妇人”至“於鲁”。○正义曰：妇人谓嫁曰归。隐二年《公羊传》文也。以其手之文理自然成字，有若天之所命使为鲁夫人然，故嫁之於鲁也。成季、唐叔亦有文在其手曰友、曰虞，“曰”下不言“为”。此传言“为鲁夫人”者，以宋女而作他国之妻，故传加“为”以示异耳。非为手文有“为”字，故鲁夫人之上有“为”字也。仲子手有此文，自然成字，似其天命使然，故云有若天命也。隶书起於秦末，手文必非隶书。石经古文虞作“从从”，鲁作，手文容或似之。其“友”及“夫人”，固当有似之者也。传重言“仲子生”者，详言之，与上重言“孟子卒”其义同也。旧说云：“若河图洛书天神言语，真是天命。”此虽手有文理，更无灵验，又非梦天，故言有若。
生桓公而惠公薨，言归鲁而生男，惠公不以桓生之年薨。
［疏］注“言归”至“年薨”。○正义曰：杜知不以桓生之年薨者，以元年传曰“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大子少，葬故有阙”。少者，未成人之辞，非新始生之称。又改葬惠公而隐公不临，使桓为主。若薨年生则才二岁，未堪为丧主。又羽父弑隐，与桓同谋。若年始十二，亦未堪定弑君之谋。以此知桓公之生非惠公薨之年也。年之长幼，理无所异，杜言此者，欲明庆父为庄公庶兄，故显言此以张本也。《释例》曰“今推案传之上下，羽父之弑隐公，皆谘谋於桓，然则桓公巳成人也。传云‘生桓公而惠公薨’，指明仲子唯有此男，非谓生在薨年也。桓巳成人而弑隐，即位乃娶於齐，自应有长庶，长庶，故氏曰孟”。是杜张本之意也。
是以隐公立而奉之。隐公，继室之子，当嗣世，以祯祥之故，追成父志。为桓尚少，是以立为大子，帅国人奉之，为经“元年春”不书即位传。○祯音贞。为桓，于伪反。少，诗照反。大音泰。旧“太”字皆作“大”。后“大”字皆放此。为经，于伪反。后凡为经为传张本起本之例，皆放此，更不音。
［疏］注“隐公”至“位传”。○正义曰：继室虽非夫人，而贵於诸妾。惠公不立大子，母贵则宜为君。隐公当嗣父世，正以祯祥之故，仲子手有夫人之文，其父娶之，有以仲子为夫人之意，故追成父志，以位让桓。但为桓年少，未堪多难，是以立桓为太子，帅国人而奉之。已则且摄君位，待其年长，故於岁首不即君位。传於“元年”之前预发此语者，为经不书公“即位”传。是谓先经以始事也。凡称“传”者，皆是为经。唯文五年“霍伯臼季等卒”，注云“为六年蒐於夷传”者，以“蒐於夷”与此文次相接，故不得言张本也。或言张本，或言起本，或言起，检其上下，事同文异，疑杜随便而言也。郑众以为隐公摄立为君，奉桓为大子。案传言立而奉之是先“立后奉之”也。若隐公先立乃后奉桓，则隐立之时未有大子，隐之为君复何所摄？若先奉大子乃后摄立，不得云“立而奉之”。是郑之谬也。贾逵以为隐立桓为大子，奉以为君。隐虽不即位，称公改元，号令於臣子，朝正於宗庙，言立桓为大子可矣，安在其奉以为君乎？是贾之妄也。襄二十五年齐景公立，传云“崔杼立而相之”，以此知“立而奉之”谓立为大子，帅国人奉之，正谓奉之以为大子也。元年传曰“大子少”，是立为大子之文也。大子者，父在之称，今惠公巳薨而言立为大子者，以其未堪为君，仍处大子之位故也。《礼记·曾子问》曰“君薨而世子生”，是君薨之后仍可以称大子也。
经元年，春，王正月。隐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欲其体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隐虽不即位，然摄行君事，故亦朝庙告朔也。告朔朝正例在襄二十九年，即位例在隐、庄、闵、僖元年。○朝，直遥反。下同。
［疏］经“元年，春，王正月”。○正义曰：此“经”字并下“传”字亦杜氏所题，以分年相附。若不有“经”字，何以异传？不有“传”字，何以别经？又《公羊》、《穀梁》二传，年上皆无“经”、“传”字，故知杜所题也。《释诂》云“元，始也”；“正，长也”。此公之始年，故称元年。此年之长月，故称正月。言“王正月”者，王者革前代，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变人视听。夏以建寅之月为正，殷以建丑之月为正，周以建子之月为正，三代异制，正朔不同，故《礼记·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郑康成依据纬候以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变。如孔安国以自古皆用建寅为正，唯殷革夏命而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建子。杜无明说，未知所从。正是时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王”不在“春”上者，月改则春移，春非王所改，故“王”不先“春”。“王”必连月，故“王”处“春”下。周以建子为正，则周之二月三月皆是前世之正月也，故於春每月书“王”。王二月者，言是我王之二月，乃殷之正月也。王三月者，言是我王之三月，乃夏之正月也。既有正朔之异故每月称王以别之何休云：“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所以尊先圣，通三统，师法之义，恭让之礼。”服虔亦云“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书‘王’，以统三王之正”。其意以为“王二月”、“王三月”，王是夏殷之王，谓大禹成汤也。为周室之臣民，尊夏殷之旧主，每月书“王”，敬奉前代，揆之人情，未见其可。杞、宋，二王之后，各行已祖正朔。宋不行夏，杞不行殷，而使天下诸侯遍视二代，考诸典籍，未之或闻。杞、宋不奉周正，周人悉尊夏殷，则是重过去而忽当今，尊亡国而慢时主，其为颠倒，不亦甚乎！且经之所言“王二月”、“王三月”，若是夏殷之王，当自皆言正月，何以言“王二月”、“王三月”乎？谓之二月三月，其王必是周王，安得以为夏殷王也？若如《公羊》之说，《春秋》黜周王鲁，则杞非王后，夏无可尊，复通夏正何也？但春之三月，不必月皆有事，若入年巳有“王正月”者，则二月不复书“王”；若巳有“王二月”者，则三月不复书“王”。以其上月巳是此王之月，则下月从而可知，故每年之春唯一言“王”耳。《春秋》之例，竟时无事，乃书首月以记时，此下二月有会盟之事，则不得空书首月也。正月无事而空书首月者，以人君於始年初月必朝庙告朔，因即人君之位，以继臣子之心，故君之始年必书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史策之正法也。隐公摄行君事，虽不即位，而亦改元朝庙，与人更始，异於常年之正月，故史特书其事，见此月公宜即位，而自不即位，庄、闵、僖元年，皆书“春王正月”，与此同也。定公元年不书正月者，正月之时定公未立，即位在於六月，岁首未得朝正，公之即位别见下文，正月无所可见，故不书也。然则定以六月即位，即位乃可改元。正月巳称元年者，未改之日，必乘前君之年；既改之后，方以元年纪事。及其史官定策，虽有一统，不可半年从前，半年从后，虽非年初，亦统此岁，故入年即称元也。《释例》曰：“‘癸亥，公之丧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丧在外，逾年乃入，故因五日改殡之节，国史用元年即位之礼，因以此年为元年也。”古法既然，故汉魏以来，虽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於古也。受命之王必改正朔，继世之王奉而行之，每岁颁於诸侯，诸侯受王正朔，故言“春王正月”，王即当时之王。序云“所书之王即平王”，是其事也。《公羊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始改正朔，自是文王所为，颁於诸侯，非复文王之历，受今王之历，称文王之正，非其义也。○注“隐公”至“元年”。○正义曰：传云“王周正月”，知是周王之正月也。说《公羊》者云：“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国之始。”《春秋纬》称黄帝受图有五始，谓此五事也。杜於《左氏》之义，虽无此文，而五始之理，亦於杜无害。此非《左氏》褒贬之要，自是史官记事之体，故晋宋诸史皆言元年春王正月帝即位是也。元年正月，实是一年一月而别立名，故解之云“凡人君即位，欲其体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言欲其体元以居正者，元正实是始长之义，但因名以广之，元者，气之本也，善之长也。人君执大本，长庶物，欲其与元同体，故年称元年。正者，直方之间语也，直其行，方其义。人君当执直心，杖大义，欲其常居正道，故月称正也。以其君之始年，岁之始月，故特假此名以示义。其馀皆即从其数，不复改也。《书》称“月正元日”，意同於此。又解无事而书正月之意。隐虽不即位，然摄行君事，而亦朝庙告朔，改元布政，故书首年始月，以明其应即位而不为也。天子之封诸侯也，割其土壤，分之臣民，使之专为已有，故诸侯於其封内各得改元。传说郑国之事云僖之元年，朝於晋。简之元年，士子孔卒，是诸侯皆改元。非独鲁也。刘炫为《规过》云“元正为取始长之义，不为体元居正”，规释杜云“欲其体元以居正”谓“人君体是元长以居正位，不欲在下陵夺，处位不终”。是刘妄解杜意，不为体其元善居於正道，以规杜氏，其理非也。刘炫又难何休云：“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讬新王受命於鲁，故因以录即位。若然，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鲁得称元，亦应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既讬王於鲁，则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云讬王改元，是妄说也。说《公羊》者云：“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国之始。”《春秋纬》云“黄帝坐於扈阁，凤皇衔书致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谓此五事。何休又云：“公即位者一国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者不奉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非比辞也。何休自云诸侯不得改元，则元者王之元年，非公之元年，公即位不在王之元年，安得同日并见其成体也？即以讬王於鲁史之改元，元既为鲁所改，则政不由王出，安得以王之政正诸侯？元尊而王卑，年大而月小，年之有元，改而无忌，王之立政必云须奉，舍其大而事其细，敬所卑而慢所尊，以此立教，必不可行。圣人有作，岂当尔也？黄帝之作五始者，为天子法乎？为诸侯法乎？诸侯不得改元，必非诸侯法，若非诸侯法，安得有公即位乎？无公即位，则阙一始，何得为五始也？若是天子法，不得言王正月王即位。何休云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然王者岂复以已之政正已即位？不通若此，何以行之？言《左氏》者，或取为说，是逐狂东走也。隐、庄、闵、僖四公元年，传皆说不书即位之由，故指以为例。隐不行即位，又谦不告至，而岁首告朔朝正所以尊敬祖考也。若不行即位，又不朝正，则与臣子无别，不成为君，故告朔朝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