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其著略，大校见在书籍。礼乐崩坏，不可得详。○正义曰：飨、燕用乐，皆推《礼》、传而知。事不详悉，是其著明质略，其大校见在於书籍也。其馀笙、间、管、舞之诗，无以言焉，由礼乐崩坏，不可得详审也。故《仪礼》注“天子约诸侯於国君燕用乐”之下云“其笙、间之篇未详闻”，是也。案《乡饮酒》及《燕礼》升歌小雅，其笙、间之篇亦小雅，则此笙、间之篇宜与所用升歌同。而云未详闻者，以其虽知同在小雅、大雅，仍不知是何篇，故曰“笙、间之篇未得详闻”也。
大雅《民劳》、小雅《六月》之后，皆谓之变雅，美恶各以其时，亦显善惩过，正之次也。○正义曰：《民劳》、《六月》之后，其诗皆王道衰乃作，非制礼所用，故谓之变雅也。其诗兼有美刺，皆当其时，善者美之，恶者刺之，故云“美恶各以其时”也。又以正诗录善事，所以垂法后代。变既美恶不纯，亦兼采之者，为善则显之，令自强不息；为恶则刺之，使惩恶而不为，亦足以劝戒，是正经之次，故录之也。大雅言《民劳》，小雅言《六月》之后，则大雅尽《召旻》，小雅尽《何草不黄》，皆为变也。其中则有厉、宣、幽三王之诗，皆当王，号谥自显；唯厉王，小雅谥号不明，故郑於下别论之。如是，则大雅《民劳》至《桑柔》五篇，序皆云厉王。通小雅《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四篇，皆厉王时诗也。又大雅《云汉》至《常武》六篇，小雅自《六月》尽《无羊》十四篇，序皆言宣王，则宣王诗也。又大雅《瞻卬》、《召旻》二篇，序言幽王；小雅自《节南山》下尽《何草不黄》，去《十月之交》等四篇，馀四十篇，唯《何人斯》、《大东》、《无将大车》、《小明》、《都人士》、《绵蛮》六篇不言幽王，在幽王诗中，皆幽王诗也。《本纪》曰：“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使用事焉。王行暴虐，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三十四年，王益严虐，国人不敢言，道路以目。王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召公又谏，不听。於是国人不敢出言，三年，乃相与叛，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周、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十四年，厉王崩於彘。”如迁此言，厉王积恶有渐，三十年而甚，三十四年益虐，又三年而出奔，三十七年乃流彘也。《板》曰：“善人载尸。”笺云：“厉王虐而弭谤。”《荡》笺云“厉王弭谤，穆公不敢斥言王之恶”，则流彘前事也。《桑柔》，芮良夫所作，云“贪人败类”，则与所谏云“荣夷公专利”事，同三十年后事。《雨无正》云“周宗既灭，靡所止戾”，则是流彘之后。此其可验者也。《楚语》云“卫武公九十五矣，作《懿》以自儆。”韦昭云：“《懿》，今《抑》诗。”则作在平王之时。然检《抑》诗，经皆指刺王荒耽，仍未失政，又言“哲人之愚，亦维斯戾”，则其事在流彘之前，弭谤时也。韦昭之言，未必可信也。《民劳》，召穆公谏王，令息京师之民；《十月之交》，言后党专权，有权可专，有民可役，则事在流彘前也。《小旻》，戒王无沦胥以败；《小宛》，诲王无忝尔所生，皆教王为善以导民，其事亦在流彘前矣。则厉王小雅《雨无正》一篇，事在大雅之后，其馀不可详矣。厉王大雅，事类大同，所次之意，盖以王者所以牧民，今反劳苦，故先《民劳》。民之所以劳者，由王政反常，纲纪废缺，故次《板》、《荡》，王恶甚焉。而《抑》刺王之荒耽，《桑柔》责贪人败善，皆为恶之次，故又次焉。小雅《十月之交》，以谴自上天，小人专恣，恶莫甚焉，故以为先。由恶之甚，致覆灭宗周，无所安定，故次《雨无正》也。《小旻》刺王谋之不臧，《小宛》伤天命之将去，论怨嗟小，故为次焉。《小旻》笺云：“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无正》为小，故曰《小旻》。”此郑解篇次之意也。前检《小宛》，谓事在《雨无正》之先，今而处流彘之后者，以《诗》之大体，虽事有在先，或作在后，故大雅文、武之诗多在成王时作。论功颂德之诗可列於后，追述其美，则刺过讥失之篇，亦后世尚刺其恶。《本纪》又曰：“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归宗周。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於羌氏之戎。四十六年，宣王崩。”如迁此言，则宣王自三十九年以前无他过恶，唯败於千亩为始衰耳。而小雅有箴规诲刺，其事有渐矣，则王衰亦有渐矣。皇甫谧云：“三十年伐鲁，诸侯从此而不睦。”盖周衰自此而渐也。大局宣王之美诗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规之篇当在三十年之后。王德渐衰，亦容美刺并作，不可以限断也。其大雅六篇，小雅自《六月》至《鸿雁》及《斯干》、《无羊》七篇，皆宣王德盛时作。其事多在初年，以王承衰乱之弊，百事草创，任贤使能，征伐安集，初则当然，亦不可定其年月也。自《庭燎》尽《我行其野》，是王德衰乃作，多在三十九年之后。而三十九年以前，诸侯不睦，各不朝宗，《沔水》之等，或亦作也。而三十九年之后，则王政大衰，刺诗为常，故宜多也。《祈父》传曰：“宣王之末，司马职废，羌戎为败。”推此，则其馀亦多败后事也。其诗之次，大雅以宣王承乱，遇灾而惧，忧民之本，故先《云汉》也。王既忧百姓，天下复平，五岳生佐，故次《嵩高》也。神生贤哲，王能任用，又锡命之，故次《烝民》、《韩弈》也。既能锡命，贤哲任用，其力可以征讨不服，以立武事，故次《江汉》、《常武》也。此则先忧百姓，次用臣以征伐为后。而小雅与之反，以蛮荆玁狁南北交侵，急须出兵，以匡中国，故先《六月》、《采芑》也。虽俱征伐，以《六月》见侵之急又先。《采芑》以夷狄既平，当修车甲，大会诸侯，因蒐狩，故次。《车攻》、《吉日》以田猎征伐之类，故使次焉。以田猎选车徒会诸侯，又盛於从禽接下，故又使《车攻》先《吉日》也。是以《车攻序》曰：“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於东都。”言非徒外攘夷狄，又复会诸侯於东都，是序此篇之意也。既言征伐事终，外无兵寇，可以安集万民，故次《鸿雁》也。然宣王承衰乱之后，民先逃散，岂得不早安集，而待田猎之暇也？明初即安集之，得其力用，乃平四方耳。诗不以事之先后为次也。宣王，中兴贤君，末而德衰，衰有其渐，故次《庭燎》，美其能勤，因以箴之。箴之不改则规正之，规而不变则教诲之，诲而不从则刺责之，故次《沔水》、《鹤鸣》、《祈父》也。以为王恶渐大，故责正稍深，此《沔水》、《鹤鸣》其作不必在《祈父》之前，但次之以见其渐耳。王既废其官，则贤人逃去，故次《白驹》也。贤人既去，则知礼教不行，则室家相弃，故次《黄鸟》、《我行其野》也。宣王，中兴之君，不能终始皆善，录者虽兼恶以示戒劝，亦贵成人之美，故终以《斯干》考室，《无羊》考牧。若言终始之善，见仁者之过亦不甚也。《斯干》说造立宫室寝庙，生男女，明其始时之事。《无羊》类之，当为同时可知。今反在箴刺之下，见宣王终始之善明矣。《本纪》又曰：“幽王三年，嬖褒姒。生子伯服。竟废后及子，而以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国人皆怨。故申侯与缯、西夷犬戎共攻幽王。杀王丽山之下。”迁止言竟废后，去太子，不言废去之年月。皇甫谧云：“三年，褒人以褒姒自赎时，即与虢石父比而谮申后、太子，尹氏及祭公导王为非。八年，竟以石父之谮废申后，逐太子。九年，王废高明而近谗慝，使虢公专任於外，褒姒固宠於内，王室始骚。”谧言与迁事相终始，则幽王之恶，自三年之后为渐，八年、九年则其极，故《郑语》云：“九年，王室始骚。十一年而被杀也。”幽王大雅《瞻卬》曰“哲妇倾城”，褒姒乱政之事也。《召旻》云“蹙国百里”，王道衰弱之极也。序皆云“大坏”，当在八年之后也。《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车舝序》云“褒姒嫉妒”；《小弁》言太子之放逐；《白华》言申后之废黜；《鱼藻》笺云“幽王惑於褒姒，万物失其性”，此五篇经、注皆有惑褒姒、黜申后之事，则多在八年之后也。其馀则无文可明，大局是恶盛之时，八年之后者，盖多矣。大雅之次，先《瞻卬》，后《召旻》者，武王数纣之罪云：“牝鸡之晨，惟家之索。”而《瞻卬》疾“妇有长舌，维厉之阶”，故处先也。王妇言是用，政事荒乱，致朝无贤臣，土境日蹙，故《召旻》以闵天下无如召公之臣也。其小雅《节南山》以下，至《何草不黄》，其次篇之义，盖以类相聚，故《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皆陈古以刺今。其馀次义，既无明文，不可臆说。此三王变雅，善者不纯为大雅，恶者不纯为小雅，则雅诗自有体之大小，不在於善恶多少也。《关雎序》曰：“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为随政善恶，为美刺之形容以正物也。所正之形容有小大，所以为二雅矣。故上以盛隆为大雅，政治为小雅，是其形容各有区域，而善者之体，大略既殊，恶者之中，非无别矣。详观其叹美，审察其讥刺，大雅则宏远而疏朗，弘大体以明责；小雅则躁急而局促，多忧伤而怨诽。司马迁以良史之才，所坐非罪，及其刊述坟典，辞多慷慨。班固曰：“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也。夫唯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难矣哉！”又《淮南子》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是古之道又以二雅为异区也。幽王小雅四十四，而大雅惟二，自大体者少也。厉王大雅有五，而小雅惟四，自小体者少。是小大不相由也。推此而论，则二雅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作者之初，自定其体，作既有体，唯达者识之，则容得有小雅无大雅，有大雅无小雅者矣。诸儒以厉王无小雅，准此故也。但文、武、成王，正经也；厉、宣、幽王，变雅也，小大之体，时俱有作，故采者并存，以示二体本自小大异区，非徒以意中分也。或说变雅，美诗则政大入大雅，政小入小雅；刺诗则恶大入小雅，恶小入大雅。考之经文，殊无其验。何则？《小旻》、《小宛》，正责厉王，谋犹回遹，不用善道，其恶固小。於《板》云“下民卒瘅，善人载尸”；《荡》云“敛怨以为德”，纲纪之大坏也；《瞻卬》云乱生妇人，“罪罟不收”；《召旻》云“实靖夷我邦，日蹙国百里”，其恶固当大於鼓锺作乐，不与德比。《采绿》，妇人思夫，“怨旷”也。又宣王安集天下之民，征御四夷之寇，其功岂徒比於封一元舅之申伯，赐一朝觐之韩侯哉！此类多矣，略举一二，足明不以善恶之大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