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天子之元士，诸侯之附庸，不与。不与，不在数中也。《春秋传》云：“禹会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言执玉帛，则是惟谓中国耳。中国而言万国，则是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尧舜而然矣。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内侵，诸侯相并，土地减，国数少。殷汤承之，更制中国方三千里之界，亦分为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国焉。周公复唐虞之旧域，分其五服为九，其要服之内，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诸侯之数广其土，增其爵耳。《孝经说》曰：“周千八百诸侯，布列五千里内。”此文改周之法，关盛衰之中，三七之间以为说也。终此说之意，五五二十五，方千里者二十五，其一为畿内，馀二十四州，各有方千里者三，其馀诸侯之地，大小则未得而闻。○与音预，注及下注“不与”同。涂音徒。要，一遥反，下“要服”皆同。并，必政反，又如字。减，古斩反。关盛衰，并读如字。
［疏］“凡九”至“不与”。正义曰：此一节总明殷之畿内畿外国数之法。前文云“凡四海之内”，明殷之畿外诸侯。次经明天子县内殷之畿内国数。此经总明殷之畿内畿外，故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天子之元士、诸侯之附庸不在数中，故云“不与”。商王大计地方三千里，畿外八州，每一州二百一十国，封爵三等，八州一千六百八十国，并王畿内九十三国，计千七百七十三国。“天子之元士”，则下云“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是天子之元士。又下云“其馀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是诸侯附庸，不在千七百七十三之数。○注“春秋”至“而闻”。○正义曰：引《春秋传》者，哀七年《左传》文。时鲁欲伐邾，孟孙不欲，诸大夫答孟孙云：“禹会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今其存者无数十焉。”又襄二十五年传云：“若无侵小，何以至焉？”杜预云：“涂山在寿春东北，与会稽别也。”若郑康成之意，涂山则会稽也，故注《尚书》云“禹朝群臣於会稽，执玉帛者万国”。是以张逸疑而问郑：“按《左传》‘禹会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外传》云‘禹朝群臣於会稽，防风氏后至’，不与注相应何？”郑答云“欲明诸侯守土之祀，故兼用《外传》、《内传》语”者，郑意以涂山、会稽为一，以诸侯为守土之祀，故云“禹朝群臣，群臣则诸侯也”。郑云“兼用《外传》、《内传》语”者，“禹朝群臣於会稽”，是《外传》语；“执玉帛者万国”，是《内传左氏》语。云“言执玉帛，则是惟谓中国耳”者，按《觐礼》诸侯享王璧以帛，是执玉帛也。按《大行人》侯、甸、男、采、卫、要，各以其服贡物，下云“九州之外谓之蕃国，各以其所贵宝为挚”，郑注贵宝，若白狼白鹿，夷狄不执玉帛，故云“执玉帛惟谓中国耳”。云“中国而言万国，则是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郑言此者，以周之大国方五百里而下，则不得有万国，故云然也。按万国之数，郑注《皋陶谟》：“尧初制五服，更五百里，禹所弼每服五百里，故始有百里之封焉。犹用要服之内为九州，州立十二人为诸侯师，盖百国一师，则州十有二师，则每州千二百国也。八州九千六百国，其馀四百国在畿内。”郑又云：“百里者三，封国七有奇。所以百里三封国七者，以百里之方一，为公侯之国一；又以百里之方一，为伯七十里之国二；又以百里之方一，为子男五十里之国四。”是百里之方三封国七也。言有奇者，谓百里之方一，封七十里之国二。有奇者，以百里之方一，为十里之方百，七十里之国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国二，用十里之方九十八，馀有十里之方二，故云有奇。以此计之，州有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二为公侯之国二百，又以千里之方二为伯七十里之国四百有奇，又以千里之方二为子男五十里之国八百，总为一千四百国。以二百国及奇馀为附庸山泽，故州有千二百国。郑云“四百国在畿内”者，以大略据子男为言，非实法也。赵商不达郑旨，而问郑云：“以《王制》论之，畿内之国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今率以下等计之，又有王城关遂郊郭，卿大夫之采地，数不在中。今就四百，似颇不合。郑答之云：“三代异物，《王制》之法，唐虞或不尽然。尧舜之德，守在四疆，乡遂有无，无以言也。公卿大夫有田禄者，其四百国，非采地为何？王城之大，郊关之处几何？而子责急也。此郑亦随问而答，非事实也。必知非实者，以地形不可方平如图，又有山泽不封之地，何有同积釭无空缺之处？故知略计地为四百国耳。云“禹承尧舜而然矣”者，以尧未遭洪水之前，帝德宽广，不制以法，故中国五千。禹因治水之后，德化渐大，故中国更广，而有万国。云“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者，王畿内五百里，又五百里外侯服，去城外五百里是一千里。又五百里甸服，是一千五百里。又五百里男服，是二千里。又五百里采服，是二千五百里。又五百里卫服，是三千里。又五百里为要服，是三千五百里。要服去王畿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为七千里，是九州之内，此云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也。按《尚书·咎繇》注：“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当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为侯服，当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当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为绥服，当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当卫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为要服，与周要服相当，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为七千里，是九州之内也。”故此云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咎繇》注又云：“要服之弼，当其夷服，去王城当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当镇服，其弼当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为方万里也。”云“夏末既衰，夷狄内侵，诸侯相并，土地减，国数少”者，以汤承於夏末，中国惟方三千里，明所因有渐，承夏末之地。上云“天子县内”，是夏末殷初，其界相似也。必知此《王制》之文以为殷制者，正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国与周不同，又千七百七十三国与禹万国数复异。又虞夏及周皆曰牧，此经称伯，故知大略皆据殷而言也。其天子七庙，及下杂论虞夏商周四代之制，亦兼载焉。云“周公复唐虞之旧域，分其五服为九，其要服之内，亦方七千里”者，言复唐虞旧域，谓治水之后旧域也。按《周礼·职方》云：“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蛮服则要服。是分其五服为九，以要服之内方七千里也。云“因殷诸侯之数，广其土，增其爵耳”者，按《洛诰》传云“天下诸侯之来，进受命於周，退见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诸侯”，其数与此同，是周因殷诸侯之数也。按《大司徒》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与此公侯百里不同，是广其土也。殷爵三等，周爵五等，是增其爵耳。云“《孝经说》曰‘周千八百诸侯，布列五千里内’”者，此《孝经纬》文。云“千八百”者，举成数，其实亦千七百七十三诸侯也，布列在中国五千里之内。云“此文改周之法，关盛衰之中，三七之间以为说也”者，此文谓此《孝经纬》文。改周之法，谓改周公盛时之法，盛谓地方七千里，衰谓地方三千里，故云“关盛衰之中，三七之间”。若指文言之，盛谓周公制礼太平时也，衰谓夏末殷初之时也。盛衰之中，谓武王时也。若以当代言之，衰谓周末幽、厉之时，与夏末同。盛衰之中，谓昭王、恭王之时，与武王同。云“终此说之意”者，谓终竟此《孝经纬》所说之意。云“其馀诸侯之地，大小则未得而闻”者，谓一州之内，千里之方有三，而一州建二百一十国，但未知国之大小及封建制度，故云未闻。《异义》：“《公羊》说‘殷三千诸侯，周千八百诸侯’。《古春秋左氏传》说‘禹会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唐虞之地万里，容百里地万国。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馀为天子间田。许慎谨按：《易》曰：‘万国咸宁。’《尚书》云：‘协和万邦。’”从《左氏》说。郑駮之云：“而诸侯多少，异世不同。万国者，谓唐虞之制也。武王伐纣，三分有二，八百诸侯，则殷末诸侯千二二百也。至周公制礼之后，准《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国，而言周千八百者，举其全数。”又《异义》：“《今尚书》欧阳夏侯说‘中国方五千里’，《古尚书》说‘五服旁五千里，相距万里’。许慎谨按：以今汉地考之，自黑水至东海，衡山之阳至於朔方，经略万里。”从《古尚书》说‘郑氏无駮，与许同。按《易·下系》云：“一君二民，君子之道。二君一民，小人之道。”郑注：“一君二民，谓黄帝尧舜，谓地方万里为方千里者百，中国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国夷狄，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谓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之土，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满千里之方五十，乃当尧舜一民之地，故云二君一民。”实无此二君一民，假之以地广狭为优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