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曰：“如字，徐于况反。卢云：‘汉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篇。’”
［疏］正义曰：案郑《目录》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记先王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此於《别录》属制度。”《王制》之作，盖在秦汉之际。知者，案下文云“有正听之”，郑云“汉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今以周尺”之语，则知是周亡之后也。秦昭王亡周，故郑答临硕云：“孟子当赧王之际，《王制》之作，复在其后。”卢植云：“汉孝文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王制》之书。”
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二五，象五行刚柔十日。禄，所受食。爵，秩次也。上大夫曰卿。○王者如字，徐于况反。十日，人一反。
［疏］“王者”至“五等”。○正义曰：此一经论为王者之制禄爵，公、侯、卿大夫以下及士之法。凡王者之制度，禄爵为重，其食禄受爵之人，有公、侯、伯、子、男，并南面之君，凡五等也。其诸侯之下，北面之臣，有上大夫卿，有下大夫，有上士，有中士，有下士，凡五等也。南面之君五等，法五行之柔日。北面之臣五者，法五行之柔日。不以王朝之臣，而以诸侯臣者，王朝之臣本是事王，今《王制》统天下，故不自在其数，谓制统天下之君及天下之臣，取君臣自相对，故不取王臣也。此作记者，虽记虞氏皇而祭之文，大都总记茸荃制度，故言王者之制，不云帝皇制也。不云天子制者，《白虎通》云：“王是天子爵号。”《穀梁传》曰：“王者，仁义归往曰王，以其身有仁义，众所归往谓之王。”王者制统海内，故云“王制”，不云天子制也。凡王者不得称官，故《学记》云“大德不官”，而得称职，故《诗》云“衮职有阙”，《考工记》云“国有六职”，坐而论道，谓之王公”是也。此并互文以见义。既天子不官，亦当不主一职。若以主天下为职，亦得管天下为官矣。禄者，穀也，故郑注《司录》云“禄之言穀，年穀丰乃后制禄”，《援神契》云“禄者，录也”，《白虎通》云“禄者，录也。上以收录接下，下以名录谨以事上”是也。爵者，尽也，熊氏云“醮尽其才而用之”，故《白虎通》云“爵者，尽也，所以尽人才”是也。按下文云“位定然后禄之”，又《大司徒》云“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并禄在爵后。此禄在爵前者，禄是田财之物，班布在下，最是国之重事，须裁节得所，王者制度重之，故在於先，故此经下文先云天子之田，乃云诸侯之田，次云制农田，又云“下士视上农夫禄”，又云“君十卿禄”，并先言禄。下始云次国上卿当大国中卿，是后云爵也。熊氏、皇氏以为试功之禄，故在爵前。按此王者制度，必当举其正礼，何得唯明试功之禄？下云“君十卿禄”，岂试功乎？熊氏、皇氏之说，於义疑也。公者，按《元命包》云：“公者，为言平也，公平正直。侯者，候也，候王顺逆。伯者，伯之为言白也，明白於德也。子者，奉恩宣德。男者，任功立业。”此五等者，谓虞夏及周制。殷则三等，公、侯、伯也。此公、侯、伯、子、男，独以侯为名，而称诸侯者，举中而言，又《尔雅》侯为君，故以侯言之。伯亦居中，不言诸伯者，嫌是东、西二伯，及九州之伯故也。上大夫卿者，见下文云“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是下大夫之上则有卿，故知上大夫即卿也。此上大夫卿外，惟有下大夫，所以下文除卿之外，更有上大夫、下大夫者，谓就下大夫之中，更分为上下耳。卿者，《白虎通》云：“卿之言向也，为人所归向。”大夫者，达人，谓扶达於人。上者，事也，皇氏、熊氏皆为任职事。其大夫之称，亦得兼三公，故《诗》云“三事大夫”，谓三公也。上大夫卿，亦兼孤也，故《春秋》阳处父为大傅，经云“晋杀其大夫阳处父”是也。孤亦称公，故《乡饮酒礼》云“公三重”，是孤也。卿亦得称公，故《春秋》襄三十年传云郑伯有之臣，称伯有曰“吾公在壑谷”。士既命同，而分为三等者，言士职卑德薄，义取渐进，故细分为三。卿与大夫德高位显，各有别命，不复细分。其诸侯以下，及三公至士，总而言之，皆谓之官。官者，管也，以管领为名，若指其所主，则谓之职，故《周礼》云“设官分职”，通卿、大夫、士也。知诸侯亦为官者，《尚书·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下云“外有州牧侯伯”，是州牧侯伯亦为官也。若细而言之，诸侯非偏有所主，则非官也，故《学记》云“大德不官”，注云“天子诸侯”是也。诸侯亦称职，故《左传》云“小有述职，大有巡功”，述职谓诸侯朝天子，是诸侯称职也。其爵，则殷以前大夫以上有爵，故《士冠礼》云“古者生无爵，死无谥”，谓士也。周则士亦有爵，故郑注“周制以士为爵，死犹不为谥耳”是也。○注“二五”至“十日”。○正义曰：知象阴阳者，按《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注云“五精，是其总法五行，分之则法五刚，甲、丙、戊、庚、壬。其诸侯之臣法五柔，乙、丁、巳、辛、癸”是也。
天子之田方千里，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也。此谓县内，以禄公、卿、大夫、元士。○晷音轨，日影。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视公侯，天子之卿视伯，天子之大夫视子男，天子之元士视附庸。皆象星辰之大小也。不合，谓不朝会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国事附於大国，未能以其名通也。视犹比也。元，善也。善士谓命士也。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以为一，则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异畿内谓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犹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狭也。周公摄政致大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礼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后为公，及有功之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为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国小，爵卑而国大者，唯天子畿内不增，以禄群臣，不主为治民。○朝，直遥反，卷内皆同。畿，求衣反。狭音洽，后文同。太平音泰。斥，昌石反。黜陟，上丑律反；下竹力反。主为，于伪反，下“为有”，“亦为有”同。
［疏］“天子”至“附庸”。○正义曰：此一节论天子畿内之田及畿外五等诸侯，及畿内公、卿受地多少之法，各随文解之。○注“象日”至“元士”。○正义曰：按《元命包》云“日圆望之广尺，以应千里”，故云“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也”者。按《考灵耀》云“地与星辰四游升降於茸茯里之中。夏至之景，尺有五寸，是半茸茯里，得万五千里”。故郑注《司徒》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是千里同一寸也。细而言之，就千里之内，亦渐渐分数不同。此云同一寸者，大略而言之，非但象日月大小，又取晷同，故云亦。云“以禄公、卿、大夫元士”者，即下文“三公之田视公侯，天子之卿视伯”以下是也。按下注云“待封王之子弟”，此唯言“公、卿、大夫、元士”者，举正者言之耳。○注“皆象”至“治民”。○正义曰：“皆象星辰之大小也”者，按《元命包》云“王者封之，上应列宿之位”，注云“若角亢为郑，房心为宋之比”。又云“其馀小国不中星辰者，以为附庸”，是象星辰大小也。非但象星辰，其百里者又象雷，故《援神契》云“王者之后称公，大国称侯，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是取法於雷也。其七十里者倍减於百里，五十里者倍减於七十里，故《孝经》云德不倍者，不异其爵；功不倍者，不异其土，故转相半，别优劣。云“不合谓不朝会也”者，谓不得与诸侯集合朝会天子也。云“小城曰附庸”者，庸，城也，谓小国之城，不能自通、以其国事附於大国，故曰附庸。此不能五十里，故为小国之城。若《诗》“崇墉言言”，及《易》“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是大国之城亦名庸也。云“元，善也。善士谓命士也”者，按《易·文言》云“元者，善之长也”，故元为善也。按《周礼》注“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故云“善士谓命士”，则上中下之士，皆称元士也。天子之士所以称元者，异於诸侯之士也。《周礼》公侯伯之士，虽一命不得称元士，其夏、殷以上，诸侯之士皆不命也。故下文云“小国之卿，与下大夫一命”，是士不得命也。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者，以夏会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若不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则不得为万国也。故知夏爵三等之制，如此经文不直举夏时，而云殷所因者，若经指夏时，则下当云万国，不得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故以为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其国则少於夏也。云“殷有鬼侯梅伯”，按《明堂位》云“脯鬼侯”，又《吕氏春秋》云“昔纣为无道，杀梅伯而醢之，杀鬼侯而脯之，以礼诸侯於庙”，《楚辞》云“梅伯菹醢”，是殷有鬼侯梅伯也。郑引此者，证殷有侯有伯，二王之后称公，则殷亦有公可知也。云“《春秋》改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以为一”者，按《公羊传》桓十一年九月，“郑忽出奔卫。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何休云“《春秋》改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为一，一辞无所贬，皆从子”。《春秋》之时，伯亦得称子，子亦得称伯。今郑是伯爵，忽若称子，与成君无异，则不见在丧之降贬，故在丧降而称名，非为贬责称名，故云辞无所贬。何休之意，合伯、子、男为一，皆从称子也。郑康成此注之意，合伯、子、男以为一，皆称伯也，与何休不同，故郑云“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若殷家夷狄之君，大者亦称伯，故《书序》云“巢伯来朝”，注云“伯，爵也。南方远国”。云“则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者，则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也。云“异畿内谓之子”者，畿外既有公、侯、伯，标异畿内，特谓之子爵。虽为子，若作三公，则受百里之地。若作卿，则受七十里之地。若作大夫，则受五十里之地。殷家虽因於夏，畿内之制，与夏不同。夏之畿内国，皆方五十里，故郑注《尚书》万国之数云“四百国，在畿内”，是皆五十里。殷之畿内，据下文“有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是与夏不同也。张逸问：“殷爵三等，公、侯、伯，《尚书》有微子、箕子何？”郑答云：“微子、箕子，实是畿内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也。”云“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者，按《尚书·武成》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既云“列爵惟五”，故知增以子、男也。云“而犹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狭也”者，解所以列爵既五，则应五等之土，上公五百里以下，犹因殷之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为三等，以虽伐纣，九州之地尚隘狭，未得五等之封故也。云“周公摄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礼成武王之意”者，斥大谓开斥广大，於先中国方三千里，今方七千，是斥大九州之界也。武王既列爵惟五，是意欲为五等之封，但为界狭。今周公为五等之封，是成武王之意。云“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以下，皆《大司徒职》文。云“所因殷之诸侯，亦以功黜陟之”者，谓周之诸侯，既以有功封建其国，所因殷之诸侯，既无大罪，不可以绝灭。亦如周之诸侯，以勋多少黜退之，升陟之。殷之诸侯大者百里，今日有功则升陟，或二百里，或三百里，是陟之也。云黜者，谓於周家有过，诸侯党纣为恶者，皆黜退之，不复得为诸侯。或黜咸至七十、五十里，或有罪黜为附庸也。云“其不合者，皆益之地为百里焉”，谓其不以功过黜陟者，谓平常诸侯，皆益之地，使满百里焉。云“周世有爵尊而国小，爵卑而国大”者，张逸疑而不解，以问於郑，郑答之云：“设今有五十里之国於此，无功可进，无过可退，亦就益其地，为百里之国。爵尊而国小者，若虞虢之君，爵为公，地方百里。爵卑而国大者，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皆大於虞虢。”郑通言男亦二百里者，据男有功，得附庸者言之耳，大於虞虢百里之意。云“惟天子畿内不增以禄群臣，不主为治民”者，解畿内之地，公、侯、伯、子、男皆增其地，今畿内、公卿大夫采地不增益之者，本以禄赐群臣，不须增益其地，以其不主为治民者也。外土诸侯本为治民，须使民利国，故须增益其封。周之畿内有百里之国，有五十里之国，有二十五里之国。郑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国凡四都，五十里之国凡四县，二十五里之国凡四甸。”故崔氏云：“畿内有百里之国，有五十里之国，有二十五里之国。”《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象三光。”说者因此以为文家爵五等，质家爵三等。若然，夏家文应五等，虞家质应三等。按《虞书》“辑五瑞”，“修五礼五玉”，岂复三等乎？又《礼纬含文嘉》云：“殷爵三等，殷正尚白，白者兼正中，故三等。夏尚黑，亦从三等。”按《孝经》夏制，而云公、侯、伯、子男，是不为三等也。《含文嘉》之文，又不可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