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读《南社诗话》，关于汪精卫先生之诗有一条如左：去岁冬日，余于坊间购得《汪精卫集》四册，第四册之末附诗百余首；又购得《汪精卫诗存》一小册，读之均多讹字，不可胜校。曾各买一部以寄示精卫，并附以书，问讯此等出版物曾得其允许否，何以讹谬如此？嗣得精卫覆书如下：“奉手书及刻本两种敬悉。弟文本以供革命宣传之用，不问刊行者为何人，对之惟有致谢。至于诗则作于小休，与革命宣传无涉，且无意于问世，仅留以为三五朋好偶然谈笑之资而已。数年以前，旅居上海，叶楚伧曾携弟诗稿去，既而弟赴广州，上海《民国日报》逐日登弟诗稿，弟致书楚伧止之，已刊布大半矣。大约此坊间本即搜辑当时报端所刊布者。刊布尚非弟意，况于印行专本乎！讹字之多，不必校对，置之可也。”
又有一条如左：余尝在广州东山陈树人寓得见精卫手录诗稿，签题为“小休集”，并有自序一首。以精卫之自序勘精卫之诗，觉其所言一一吻合，盖精卫在北京狱中始学为诗，当时虽锒铛被体，而负担已去其肩上，诚哉为小休矣！囚居一室，无事可为，无书可读，舍为诗外何以自遣？至于出狱之后，则纪游之作居其八九，盖十九年间偶得若干时日以作游息，而诗遂成于此时耳。革命党人不为物欲所蔽，惟天然风景则取之不伤廉，此苏轼所谓“惟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者。精卫在民国纪元以前，尝为马小进作诗集序，最近为陈树人作画集序，皆引申此义，彼为《汪精卫诗存》作序者，殆未知精卫作诗之本诣也。
以上二条皆深知汪精卫先生者。顾先生之诗，虽自以为与革命宣传无涉，不欲出而问世，然其胸次之涵养与性情之流露，能令读者往往爱不忍释。而坊间刻本既多讹谬，即南社同人如胡朴安所为丛选，钞先生之词亦复羼入他人所作。然则苟得善本而精校之，刊布于世以供读者，使无鲁鱼虚虎之憾，固艺林之所乐闻，而亦先生所不以为忤者也。余从先生久，得见先生手所录诗稿，虽生平所作或不止此，然既为先生所手录，则其可深信不疑已无俟言。爰与二三同志誊录校勘，印成专本，以饷爱读先生之诗者，并纪其始末如右。
民国十九年六月二十日
曾仲鸣谨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