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丑二月十六日在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讲

我一到南普陀寺,就想来养正院和诸位法师讲谈讲谈,原定的题目是“余之忏悔”,说来话长,非十几小时不能讲完;近来因为讲律,须得把讲稿写好,总抽不出一个时间来,心里又怕负了自己的初愿,只好抽出很短的时间,来和诸位谈谈,谈我在南闽十年中的几件事情!

我第一回到南闽,在一九二八年的十一月,是从上海来的。起初还是在温州,我在温州住得很久,差不多有十年光景。

由温州到上海,是为着编辑护生画集的事,和朋友商量一切;到十一月底,才把护生画集编好。

那时我听人说:尤惜阴居士也在上海。他是我旧时很要好的朋友,我就想去看一看他。一天下午,我去看尤居士,居士说要到暹罗国去,第二天一早就要动身的。我听了觉得很喜欢,于是也想和他一道去。

我就在十几小时中,急急地预备着。第二天早晨,天还没大亮,就赶到轮船码头,和尤居士一起动身到暹罗国去了。从上海到暹罗,是要经过厦门的,料不到这就成了我来厦门的因缘。十二月初,到了厦门,承陈敬贤居士的招待,也在他们的楼上吃过午饭,后来陈居士就介绍我到南普陀寺来。那时的南普陀,和现在不同,马路还没有建筑,我是坐着轿子到寺里来的。

到了南普陀寺,就在方丈楼上住了几天。时常来谈天的,有性愿老法师、芝峰法师等。芝峰法师和我同在温州,虽不曾见过面,却是很相契的。现在突然在南普陀寺晤见了,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我本来是要到暹罗去的,因着诸位法师的挽留,就留滞在厦门,不想到暹罗国去了。

在厦门住了几天,又到小云峰那边去过年。一直到正月半以后才回到厦门,住在闽南佛学院的小楼上,约莫住了三个月工夫。看到院里面的学僧虽然只有二十几位,他们的态度都很文雅,而且很有礼貌,和教职员的感情也很不差,我当时很赞美他们。

这时芝峰法师就谈起佛学院里的课程来。他说:“门类分得很多,时间的分配却很少,这样下去,怕没有什么成绩吧?”

因此,我表示了一点意见,大约是说:“把英文和算术等删掉,佛学却不可减少,而且还得增加,就把腾出来的时间教佛学吧!”

他们都很赞成。听说从此以后,学生们的成绩,确比以前好得多了!

我在佛学院的小楼上,一直住到四月间,怕将来的天气更会热起来,于是又回到温州去。

第二回到南闽,是在一九二九年十月。起初在南普陀寺住了几天,以后因为寺里要做水陆,又搬到太平岩去住。等到水陆圆满,又回到寺里,在前面的老功德楼住着。

当时闽南佛学院的学生,忽然增加了两倍多,约有六十多位,管理方面不免感到困难。虽然竭力的整顿,终不能恢复以前的样子。不久,我又到小雪峰去过年,正月半才到承天寺来。

那时性愿老法师也在承天寺,在起草章程,说是想办什么研究社。

不久,研究社成立了,景象很好,真所谓“人才济济”,很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盛况。现在妙释寺的善契师,南山寺的传证师,以及已故南普陀寺的广究师,……都是那时候的学僧哩!

研究社初办的几个月间,常住的经忏很少,每天有工夫上课,所以成绩卓著,为别处所少有。当时我也在那边教了两回写字的方法,遇有闲空,又拿寺里那些古版的藏经来整理整理,后来还编成目录,至今留在那边。这样在寺里约莫住了三个月,到四月,怕天气要热起来,又回到温州去。

一九三一年九月,广洽法师写信来,说很盼望我到厦门去。当时我就从温州动身到上海,预备再到厦门;但许多朋友都说:时局不大安定,远行颇不相宜,于是我只好仍回温州。直到转年(即一九三二年)十月,到了厦门,计算起来,已是第三回了!

到厦门之后,由性愿老法师介绍,到山边岩去住;但其间妙释寺也去住了几天。那时我虽然没有到南普陀来住;但佛学院的学僧和教职员,却是常常来妙释寺谈天的。

一九三三年正月廿一日,我开始在妙释寺讲律。

这年五月,又移到开元寺去。

当时许多学律的僧众,都能勇猛精进,一天到晚的用功,从没有空过的工夫;就是秩序方面也很好,大家都啧啧地称赞着。

有一天,已是黄昏时候了!我在学僧们宿舍前面的大树下立着,各房灯火发出很亮的光;诵经之声,又复朗朗入耳,一时心中觉得有无限的欢慰!可是这种良好的景象,不能长久地继续下去,恍如昙花一现,不久就消失了。但是当时的景象,却很深的印在我的脑中,现在回想起来,还如在大树底下目睹一般。这是永远不会消灭,永远不会忘记的啊!

十一月,我搬到草庵来过年。

一九三四年二月,又回到南普陀。

当时旧友大半散了;佛学院中的教职员和学僧,也没有一位认识的!

我这一回到南普陀寺来,是准了常惺法师的约,来整顿僧教育的。后来我观察情形,觉得因缘还没有成熟,要想整顿,一时也无从着手,所以就作罢了。此后并没有到闽南佛学院去。

讲到这里,我顺便将我个人对于僧教育的意见,说明一下:

我平时对于佛教是不愿意去分别哪一宗、哪一派的,因为我觉得各宗各派,都各有各的长处。

但是有一点,我以为无论哪一宗哪一派的学僧,却非深信不可,那就是佛教的基本原则,就是深信善恶因果报应的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时还须深信佛菩萨的灵感!这不仅初级的学僧应该这样,就是升到佛教大学也要这样!

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的灵感道理,虽然很容易懂;可是能彻底相信的却不多。这所谓信,不是口头说说的信,是要内心切切实实去信的呀!

咳!这很容易明白的道理,若要切切实实地去信,却不容易啊!

我以为无论如何,必须深信善恶因果报应和诸佛菩萨灵感的道理,才有做佛教徒的资格!

须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的!又须知我们一个人所有的行为,一举一动,以至起心动念,诸佛菩萨都看得清清楚楚!

一个人若能这样十分决定地信着,他的品行道德,自然会一天比一天地高起来!

要晓得我们出家人,就所谓“僧宝”,在俗家人之上,地位是很高的。所以品行道德,也要在俗家人之上才行!

倘品行道德仅能和俗家人相等,那已经难为情了!何况不如?又何况十分的不如呢?……咳!……这样他们看出家人就要十分的轻慢,十分的鄙视,种种讥笑的话,也接连地来了。……

记得我将要出家的时候,有一位在北京的老朋友写信来劝告我,你知道他劝告的是什么,他说:“听到你要不做人,要做僧去。……”

咳!……我们听到了这话,该是怎样的痛心啊!他以为做僧的,都不是人,简直把僧不当人看了!你想,这句话多么厉害呀!

出家人何以不是人?为什么被人轻慢到这地步?我们都得自己反省一下!我想这原因都由于我们出家人做人太随便的缘故;种种太随便了,就闹出这样的话柄来了。

至于为什么会随便呢?那就是由于不能深信善恶因果报应和诸佛菩萨灵感的道理的缘故。倘若我们能够真正生信,十分决定地信,我想就是把你的脑袋斫掉,也不肯随便的了!

以上所说,并不是单单养正院的学僧应该牢记,就是佛教大学的学僧也应该牢记,相信善恶因果报应和诸佛菩萨灵感不爽的道理!

就我个人而论,已经是将近六十的人了,出家已有二十年,但我依旧喜欢看这类的书!——记载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灵感的书。

我近来省察自己,觉得自己越弄越不像了!所以我要常常研究这一类的书:希望我的品行道德,一天高尚一天;希望能够改过迁善,做一个好人;又因为我想做一个好人,同时我也希望诸位都做好人!

这一段话,虽然是我勉励我自己的,但我很希望诸位也能照样去实行!

关于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灵感的书,印光老法师在苏州所办的弘化社那边印得很多,定价也很低廉,诸位若要看的话,可托广洽法师写信去购请,或者他们会赠送也未可知。

以上是我个人对于僧教育的一点意见。下面我再来说几样事情:

我于一九三五年到惠安净峰寺去住。到十一月,忽然生了一场大病,所以我就搬到草庵来养病。

这一回的大病,可以说是我一生的大纪念!

我于一九三六年的正月,扶病到南普陀寺来。在病床上有一只钟,比其他的钟总要慢两刻,别人看到了,总是说这个钟不准,我说:“这是草庵钟。”

别人听了“草庵钟”三字还是不懂,难道天下的钟也有许多不同的么?现在就让我详详细细的来说个明白:

我那一回大病,在草庵住了一个多月。摆在病床上的钟,是以草庵的钟为标准的。而草庵的钟,总比一般的钟要慢半点。

我以后虽然移到南普陀,但我的钟还是那个样子,比平常的钟慢两刻,所以“草庵钟”就成了一个名词了。这件事由别人看来,也许以为是很好笑的吧!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看到这个钟,就想到我在草庵生大病的情形了,往往使我发大惭愧,惭愧我德薄业重。

我要自己时时发大惭愧,我总是故意地把钟改慢两刻,照草庵那钟的样子,不止当时如此,到现在还是如此,而且愿尽形寿,常常如此。

以后在南普陀住了几个月,于五月间,才到鼓浪屿日光岩去。十二月仍回南普陀。

到今年一九三七年,我在闽南居住,算起来,首尾已是十年了。

回想我在这十年之中,在闽南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却是很少很少,残缺破碎的居其大半,所以我常常自己反省,觉得自己的德行,实在十分欠缺!

因此近来我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二一老人”。什么叫“二一老人”呢?这有我自己的根据。

记得古人有句诗:“一事无成人渐老。”

清初吴梅村(伟业)临终的绝命词有:“一钱不值何消说。”

这两句诗的开头都是“一”字,所以我用来做自己的名字,叫做“二一老人”。

因此我十年来在闽南所做的事,虽然不完满,而我也不怎样地去求他完满了!

诸位要晓得:我的性情是很特别的,我只希望我的事情失败,因为事情失败、不完满,这才使我常常发大惭愧!能够晓得自己的德行欠缺,自己的修善不足,那我才可努力用功,努力改过迁善!

一个人如果事情做完满了,那么这个人就会心满意足,洋洋得意,反而增长他贡高我慢的念头,生出种种的过失来!所以还是不去希望完满的好!

不论什么事,总希望他失败,失败才会发大惭愧!倘若因成功而得意,那就不得了啦!

我近来,每每想到“二一老人”这个名字,觉得很有意味!

这“二一老人”的名字,也可以算是我在闽南居住了十年的一个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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