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在中国，不仅已得普遍的知名，竟是受普遍的景仰。
问他爱念谁的英文诗，十余岁的小学生，就自信不疑的答说泰戈尔。在新诗界中，除了几位最有名神形毕肖的泰戈尔的私淑弟子以外，十首作品里至少有八九首是受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的。这是可惊的状况，一个外国的诗人，能有这样普及的引力。
现在他快到中国来了，在他青年的崇拜者听了，不消说，当然是最可喜的消息，他们不仅天天竖耳企踵的在盼望，就是他们梦里的颜色，我猜想，也一定多增了几分妩媚。现世界是个堕落沉寂的世界；我们往常要求一二伟大圣洁的人格，给我们精神的慰安时，每每不得已上溯已往的历史，与神化的学士艺才，结想象的因缘，哲士、诗人与艺术家，代表一民族一时代特具的天才；可怜华族，千年来只在精神穷窭中度活，真生命只是个追忆不全的梦境，真人格亦只似昏夜池水里的花草映影，在有无虚实之间，谁不想念春秋战国才智之盛，谁不永慕屈子之悲歌，司马之大声，李白之仙音；谁不长念庄生之逍遥，东坡之风流，渊明之冲淡？我每想及过去的光荣、不禁疑问现时人荒心死的现象，莫非是噩梦的虚景，否则何以我们民族的灵海中，曾经有过偌大的潮迹，如今何至于沉寂如此？孔陵前子贡手植的楷树，圣庙中孔子手植的桧树，如其传话是可信的，过了二千几百年，经了几度的灾劫，到现在还不时有新枝从旧根上生发；我们华族天才的活力，难道还不如此桧此楷？
什么是自由？自由是不绝的心灵活动之表现。斯拉夫民族自开国起直至十九世纪中期，只是个庞大喑哑的无光的空气中苟活的怪物，但近六七十年来天才累出，突发大声，不但惊醒了自身，并且惊醒了所有迷梦的邻居。斯拉夫伟奥可怖的灵魂之发现，是百年来人类史上最伟大的一件事迹。华族往往以睡狮自比，这又泄漏我们想象力之堕落；期望一民族回复或取得吃人噬兽的暴力者，只是最下流“富国强兵教”的信徒，我们希望以后文化的意义与人类的目的明定以后，这类的谬见可以渐渐的销匿。
精神的自由，决不有待于政治或经济或社会制度之妥协，我们且看印度。印度不是我们所谓已亡之国吗？我们常以印度、朝鲜、波兰并称，以为亡国的前例。我敢说我们见了印度人，不是发心怜悯，是意存鄙蔑（我想印度是最受一班人误解的民族，虽同在亚洲；大部分人以为印度人与马路上的红头阿三是一样同样的东西！）就政治看来，说我们比他们比较的有自由，这话勉强还可以说。但要论精神的自由，我们只似从前的俄国，是个宠大暗哑在无光的气圈中苟活的怪物，他们（印度）却有心灵活动的成绩，证明他们表面政治的奴缚非但不曾压倒，而且激动了他们潜伏的天才。在这时期他们连出了一个宗教性质的政治领袖——甘地——一个实行的托尔斯泰；两个大诗人，伽利达撤（Ｋａｌｉｄａｓａ）与泰戈尔。单是甘地与泰戈尔的名字，就是印度民族不死的铁证。
东方人能以人格与作为，取得普通的崇拜与荣名者，不出在“国富兵强”的日本，不出在政权独立的中国，而出于亡国民族之印度——这不是应发人猛省的事实吗？
泰戈尔在世界文学中，究占如何位置，我们此时还不能定，他的诗是否可算独立的贡献，他的思想是否可以代表印族复兴之潜流，他的哲学（如其他有哲学）是否有独到的境界——这些问题，我们没有回答的能力。但有一事我们敢断言肯定的。就是他不朽的人格。他的诗歌，他的思想，他的一切，都有遭遗忘与失时之可能，但他一生热奋的生涯所养成的人格，却是我们不易磨翳的纪念。（泰戈尔生平的经过，我总觉得非是东方的，也许印度原不能算东方（陈寅恪君在海外常常大放厥词，辩印度之为非东方的。）］所以他这回来华，我个人最大的盼望，不在他更推广他诗艺的影响，不在传说他宗教的哲学的乃至于玄学的思想，而在他可爱的人格，给我们见得到他的青年，一个伟大深入的神感。他一生所走的路，正是我们现代努力于文艺的青年不可免的方向。他一生只是个不断的热烈的努力，向内开豁他天赋的才智，自然吸收应有的营养。
他境遇虽则一流顺利，但物质生活的平易，并不反射他精神生活之不艰险。我们知道诗人、艺术家的生活，集中在外人捉摸不到的内心境界。历史上也许有大名人一生不受物质的苦难，但决没有不经心灵界的狂风暴雨与沈郁黑暗时期者。葛德是一生不愁衣食的显例，但他在七十六岁那年对他的友人说他一生不曾有过四星期的幸福，一生只是在烦恼痛苦劳力中。泰戈尔是东方的一个显例，他的伤痕也都在奥密的灵府中的。
我们所以加倍的欢迎泰戈尔来华，因为他那高超和谐的人格，可以给我们不可计量的慰安，可以开发我们原来淤塞的心灵泉源，可以指示我们努力的方向与标准，可以纠正现代狂放恣纵的反常行为，可以摩挲我们想见古人的忧心，可以消平我们过渡时期张皇的意义，可以使我们扩大同情与爱心，可以引导我们入完全的梦境。
如其一时期的问题，可以综合成一个现代的问题，就只是“怎样做一个人？”泰戈尔在与我们所处相仿的境地中，已经很高尚的解决了他个人的问题，所以他是我们的导师、榜样。
他是个诗人，尤其是一个男子，一个纯粹的人；他最伟大的作品就是他的人格。这话是极普通的话，我所以要在此重复的说，为的是怕误解。人不怕受人崇拜，但最怕受误解的崇拜。葛德说，最使人难受的是无意识的崇拜。泰戈尔自己也常说及。他最初最后只是个诗人——艺术家如其你愿意——他即使有宗教的或哲理的思想，也只是他诗心偶然的流露，决不为哲学家谈哲学，或为宗教而训宗教的。有人喜欢拿他的思想比这个那个西洋的哲学，以为他是表现东方一部的时代精神与西方合流的；或是研究他究竟有几分的耶稣教几分是印度教——这类的比较学也许在性质偏爱的人觉得有意思，但于泰戈尔之为泰戈尔，是绝对无所发明的。譬如有人见了他在山氏尼开顿（Ｓａｎ＿ｔｉｎｉｋｅｔａｎ）学校里所用的晨祷：
Ｔｈｏｕ＿ａｒｔ＿ｏｕｒ＿Ｆａｔｈｅｒ．Ｄｏ＿ｙｏｕ＿ｈｅｌｐ＿ｕｓ＿ｔｏ＿ｋｎｏｗ＿ｔｈｅｅ＿ａｓ＿Ｆａｔｈｅｒ．Ｗｅ＿ｂｏｗ＿ｄｏｗｎ＿ｔｏ＿Ｔｈｅｅ．Ｄｏ＿ｔｈｏｕ＿ｎｅｖｅｒ＿ａｆｆｌｉｃｔ＿ｕｓ，Ｏ＿Ｆａｔｈｅｒ，ｂｙ＿ｃａｕｓｉｎｇ＿ａ＿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ａｎｄ＿ｕｓ．Ｏ＿ｔｈｏｕ＿ｓｅｌｆ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ｏｎｅ，Ｏ＿Ｔｈｏｕ＿Ｐａｒ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ｐｕｒｇｅ＿ａｗａｙ＿ｔｈｅ＿ｍｕｌｔｕｄｅ＿ｏｆ＿ｏｕｒ＿ｓｉｎｓ，ａｎｄ＿ｓｅｎｄ＿ｕｎｔｏ＿ｕｓ＿ｗｈａｔｅｖｅｒ＿ｉｓ＿ｇｏｏｄ＿ａｎｄ＿ｎｏｂｌｅ．ＴＯ＿Ｔｈｅｅ，ｆｒｏｍ＿ｗｈｏｍ＿ｓｐｒｉｎｇ＿ｊｃｙ＿ａｎｄ＿ｇｏｏｄｎｅｓｓ＿ｎａｙ，ｗｈｏ＿ａｒｔ＿ａｌｌ＿ｇｏｏｄｎｅｓｓ＿ｔｈｙｓｅｌｆ，ｔｏ＿Ｔｈｅｅ＿ｗｅ＿ｂｏｗ＿ｄｏｗｎ＿ｎｏｗ＿ａｎｄ＿ｆｏｒ＿ｅｖｅｒ．
耶教人见了这段祷告一定拉本家，说泰戈尔准是皈依基督的，但回头又听见他们的晚祷：
Ｔｈｅ＿Ｄｅｉｔｙ＿ｗｈｏ＿ｉｓ＿ｉｎ＿ｆｉｒｅ＿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ｎａｙ，ｗｈｏ＿ｐｅｒｖａｄｅｓ＿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ｎ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ｎｄ＿ｍａｋｅｓ＿Ｈｉｓ＿ａｂｏｄｅ＿ｉｎ＿ｔｉｎｙ＿ｐｌａｎｔｓ＿ａｎｄ＿ｔｏｗｅｒｉｎｇ＿ｆｏｒｅｓｔｓ——ｔｏ＿ｓｕｃｈ＿ａ＿Ｄｅｉｔｙ＿ｗｅ＿ｂｏｗ＿ｄｏｗｎ＿ｆｏｒ＿ｅｖｅｒ＿ａｎｄ＿ｅｖｅｒ．
这不最明显的泛神论吗？这里也许有Ｌｕｃｒｅｔｉｕｓ也许有Ｓ——ｐｌｎｏｚａ也许有Ｕｐａｒｏｓｈａｄｓ但决不是天父云云的一神教，谁都看得出来。回头在揭檀迦利的诗里，又发现什么Ｌｉａ既不是耶教的，又不是泛神论。结果把一般专好拿封条拿题签来支配一切的，绝对的糊涂住了，他们一看这事不易办，就说泰戈尔是诗人，不是宗教家。也不是专门的哲学家。管他神是一个或是两个或是无数或是没有，诗人的标准，只是诗的境界之真；在一般人看来是不相容纳的冲突（因为他们只见字面）他看来只是一体的谐合（因为他能超文字而悟实在）。
同样的在哲理方面，也就有人分别研究，说他的人格论是近于讹的，说他的艺术论是受讹影响的……这也是劳而无功的。
自从有了大学教授以来，尤其是美国的教授，学生忙的是：比较哲学，比较宪法学，比较人种学，比较宗教学，比较教育学，比较这样，比较那样，结果他们意想把最高粹的思想艺术，也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我看倒不如来一门比较大学教授学还有趣些！
思想之不是糟粕，艺术之不是凡品，就在他们本身有完全、独立、纯粹不可分析的性质。类不同便没有可比较性，拿西洋现成的宗教哲学的派别去比凑一个创造的艺术家，犹之拿唐采芝或王玉峰去比附真纯创造的音乐家一样的可笑，一样的隔着靴子搔痒。
我们只要能够体会泰戈尔诗化的人格，与领略他充满人格的诗文，已经尽够的了，此外的事自有专门的书呆子去顾管，不劳我们费心。
我乘便又想起一件事，一九一三年泰戈尔被选得诺贝尔奖金的电报到印度时，印度人听了立即发疯一般的狂喜，满街上小孩大人一齐呼庆祝，但诗人在家里，非但不乐，而且叹道：“我从此没有安闲日子过了！”接着下年英政府又封他为爵士，从此，真的，他不曾有过安闲时日。他的山氏尼开顿竟变了朝拜的中心，他出游欧美时，到处受无上的欢迎，瑞典、丹麦几处学生，好像都为他举行火把会与提灯会，在德国听他讲演的往往累万，美国招待他的盛况，恐怕不在英国皇太子之下。但这是诗人所心愿的幸福吗，固然我不敢说诗人便能完全免除虚荣心，但这类群众的哄动，大部分只是葛德所谓无意识的崇拜，真诗人决不会艳羡的，最可厌是西洋一般社交太太们，她们的宗教照例是英雄崇拜；英雄愈新奇，她们愈乐意，泰戈尔那样的道貌岸然，宽袍布帽，当然加倍的搔痒了她们的好奇心，大家要来和这远东的诗圣，握握手，亲热亲热，说几句照例的肉麻话……这是近代享盛名的一点小报应，我想性爱恬淡的泰戈尔先生，临到这种情形，真也是说不出的苦。据他的英友恩厚之告诉我们说他近来愈发厌烦嘈杂了，又且他身体也不十分能耐劳，但他就使不愿意，却也很少显示于外，所以他这次来华，虽则不至受社交太太们之窘，但我们有机会瞻仰他言论丰采的人，应该格外的体谅他，谈论时不过分去劳乏他，演讲能节省处节省，使他和我们能如家人一般的相与，能如在家乡一般的舒服，那才对得他高年跋涉的一番至意。
七月六日
（原刊１９２３年９月１０日《小说月报》第１４卷第９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