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说来,工资的一般变动仅仅由同工业周期各个时期的更替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来调节。因此,决定工资的一般变动的,不是工人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动,而是工人阶级分为现役军和后备军的比例的变动,是过剩人口相对量的增减,是过剩人口时而被吸收、时而又被游离的程度。设定工资函数。现代工业具有十年一次的周期,每次周期又有各个周期性的阶段,而且这些阶段在积累进程中被越来越频繁地相继发生的不规则的波动所打断。对于这个现代工业来说,如果有下面这样的规律,那确实是太好了:劳动的供求不是通过资本的膨胀和收缩,因而不是按照资本当时的增殖需要来调节,以致劳动市场忽而由于资本膨胀而显得相对不足,忽而由于资本收缩而显得过剩,而是相反,资本的运动依存于人口量的绝对运动。然而,这正是经济学的教条。按照这个教条,工资因资本的积累而提高。工资的提高刺激工人人口更快地增加,这种增加一直持续到劳动市场充斥,因而资本同工人的供给比较相对不足时为止。工资下降,于是事情走向反面。由于工资的下降,工人人口逐渐减少,以致资本同工人人口比较又相对过剩了,或者象另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工资的降低和对工人剥削的相应提高,会重新加速积累,而与此同时,低工资又会抑制工人阶级的增长。这样一来,就又出现劳动供不应求、工资提高等等情况。这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运动方法啊!现代庸俗经济学仍持这一理论,在《资本论》发表之后还能坚持这么久,现代庸俗经济学家们的脸皮真够厚的。可是,在真正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因工资提高而可能出现某种实际增长以前,已经一再经过了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必然发生工业战,展开厮杀,并且决出胜负。

1849年至1859年间,在谷物价格下降的同时,英国农业地区出现了实际考察起来只是名义上的工资提高。例如,周工资在威699尔特郡由7先令提高到8先令,在多尔塞特郡由7先令或8先令提高到9先令,等等。这是农业过剩人口空前外流的结果,而人口外流是由战争的需要和铁路工程、工厂、矿山等部门的大规模扩展引起的。工资越低,它的任何提高,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提高,在百分比上也表现得越高。例如,周工资是20先令,提高到22先令,就是提高10%;但如果周工资只有7先令,提高到9先令,那就是提高284/7%,这就耸人听闻了。不管怎样,租地农场主大喊大叫起来,甚至伦敦《经济学家》在谈到这些饥饿工资时,也郑重其事地胡诌什么有了“普遍的和重大的提高”。租地农场主该怎么办呢?难道他们会象教条的经济学的头脑所设想的那样,等待这种优厚的报酬促使农业工人繁殖,直到他们的工资不得不重新下降吗?不,租地农场主采用了更多的机器,工人转瞬间又“过剩”了,过剩的比例连租地农场主也感到满意了。现代庸俗经济学则以此现象来指责工人要求提高工资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同以前相比,现在投入农业的“资本更多了”,并且采取了生产效率更高的形式。这样一来,对劳动的需求不仅相对地下降,而且绝对地下降了。

经济学的上述虚构,经济学理论研究避免不了一些假定或虚构,但这种假定或虚构必须符合一定的逻辑,否则前提是垃圾,方法再正确,其结论必定也是垃圾。把调节工资的一般变动或调节工人阶级即总劳动力和社会总资本之间的关系的规律,同在各个特殊生产部门之间分配工人人口的规律混为一谈了。例如,由于市场情况良好,某一生产部门的积累特别活跃,利润高于平均利润,追加资本纷纷涌来,这样,对劳动的需求和工资自然就会提高。较高的工资把较大一部分工人人口吸引到这个有利的部门,直到这里劳动力达到饱和,工资终于又下降到以前的平均水平,如果工人流入过多,甚至会降到这个水平以下。那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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