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反对所谓Ｂａｎｄｍｕｈｌｅ（也叫做Ｓｃｈｎｕｒｍｕｈｌｅ或Ｍｕｈｌｅｎｓｔｕｈｌ）即一种织带子和花边的机器的工人暴动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十七世纪三十年代，一个荷兰人在伦敦附近开办的一家风力锯木场毁于贫民的暴行。十八世纪初在英国，水力锯木４６８机好不容易才战胜了议会支持的民众反抗。１７５８年，埃弗雷特制成了第一台水力剪毛机，但是它被１０万名失业者焚毁了。５万名一向以梳毛为生的工人向议会请愿，反对阿克莱的梳毛机和梳棉机。十九世纪最初十五年，英国工场手工业区发生的对机器的大规模破坏（特别是由于蒸汽织机的应用），即所谓鲁德运动，为西德默思、卡斯尔里等反雅各宾派政府采取最反动的暴力行动提供了借口。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
工场手工业内部为工资而进行的斗争，是以工场手工业为前提的，根本不反对它的存在。至于说工场手工业的建立遭到反对，４６９那末，这种反对是来自行会师傅和享有特权的城市，而不是来自雇佣工人。因此，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著作家多半认为，分工是潜在地代替工人的手段，而不是现实地排挤工人的手段。这个区别是不言自明的。例如，我们说，现在英国５０万人用机器纺掉的棉花，如果用旧式纺车来纺需要１亿人，这当然不是说机器占据了这从来没有存在过的１亿人的位置。这只是说，要代替纺纱机，需要上亿工人。反过来，我们说，在英国蒸汽织机把８０万织工抛向街头，那末，这并不是说现有机器要由一定数量工人来代替，而是说现有的一定数量工人事实上已经被机器代替或排挤。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手工业生产虽然已经解体了，但仍旧是基础。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城市工人相对来说是不多的，不能满足新的殖民地市场的需要；同时，真正的工场手工业为那些由于封建制度的解体而被赶出土地的农村居民开辟了新的生产领域。因此，当时工场内的分工和协作更多地显示了自己的积极方面，即提高在业工人的生产效率。（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也完全从这个意义来理解机器的作用。“因此，我把机器看作（根据它的效率）增加不需要供养的劳动者人数的手段……机器的作用和那种新居民的作用有什么区别呢？”（《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法译本第ｌ卷第１分册第１９章）配第天真得多，他说：机器代替了“一夫多妻制”。这个观点至多只适用于美国的某些地方。相反地，“使用机器来减少单个人的劳动是很少能成功的，因为制造机器用掉的时间，比使用机器所节省的时间要多。只有当机器大规模起作用时，当一台机器能帮助成千上万的人劳动时，机器才是真正有用的。因此，机器总是在人口最稠密，失业人数最多的地方使用最多……使用机器不是由于缺少工人，而是为了便于吸引大量工人参加劳动”（皮尔西·莱文斯顿《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１８２４年伦敦版第４５页）。）在许多国家中，早在大工业时期以前很久，协作和劳动资料在少数人手中的结合这种方法应用在农业上，确实使农村居民的生产方式，从而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就业手段发生了巨大的、突４７０然的和强烈的革命。但是，这种斗争最初主要是在大土地所有者和小土地所有者之间发生的，而不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发生的；另一方面，就劳动者被劳动资料（羊、马等等）排挤来说，那末在这里，直接的暴力行为首先形成工业革命的前提。先是劳动者被赶出土地，然后羊进去了。象在英国发生的那种大规模盗窃土地的现象，才为大农业开辟了活动场所。因此，农业的这个变革一开始就更具有政治革命的外观。
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立刻就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通过机器进行的资本的自行增殖，同生存条件被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