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５０年制定的现行（１８６７年）工厂法规定，一周平均每个工作日为１０小时，即一周的前５天为１２小时，从早晨６时至晚上６时，其中包括法定的半小时早饭时间和一小时午饭时间，做工时间净剩１０１／２小时；星期六为８小时，从早晨６时至午后２时，其中有半小时早饭时间。每周净剩６０小时，前５天为１０１／２小时，星期六为７１／２小时。为了监督法律的执行，设置了专门的工厂视察员，直属内务部，他们的报告由议会每半年公布一次。这些报告不断地提供关于资本家对剩余劳动贪欲的官方统计材料。我们也有劳动部门，但劳动法的执行情况如何，却没有定期公开的报告。难怪一些西方国家的人认为，中国只是口头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他们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让我们听一听这些工厂视察员的报告吧。
“狡猾的工厂主在早晨６点前１刻就开工，有时还要早些，有时稍晚些，晚上６点过１刻才收工，有时稍早些，有时还要晚些。他把名义上规定的半小时早饭时间前后各侵占５分钟，一小时午饭时间前后各侵占１０分钟。星期六下午到２点过１刻才收工，有时稍早些，有时还要晚些。这样他就赚到：２６８星期一至星期五：早６时前１５分钟、晚６时后１５分钟、早饭１０分钟、午饭２０分钟，即６０分钟／日，５日共计：３００分钟；星期六：早６时前１５分钟、早饭１０分钟、下午２时后１５分钟；１周共计：３４０分钟。
就是说，每周多出来５小时４０分钟，每年以５０个劳动周计算（除掉２周作为节日或因故停工），共为２７个工作日。”
“如果每个工作日比标准时间延长５分钟，一年就等于２１／２个生产日。”“这里捞一点时间，那里捞一点时间，一天多出一小时，一年１２个月就变成１３个月了。”
在危机时期，生产中断，“开工不足”，每周只开工几天。这当然不影响延长工作日的欲望。营业越不振，就越要从已有的营业中取得更大的利润。于是，工人一方面要承受降低的工资，另一方面要付出更高的劳动强度。开工的时间越少，就越要使剩余劳动时间延长。工厂视察员关于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的危机时期报告说：
“在生意这样不景气的时候还有过度劳动现象，人们也许会认为是矛盾的；可是生意不景气却刺激那些无所顾忌的人去犯法。他们这样就保证自己能取得额外利润……”莱昂纳德·霍纳说：“我的管区有１２２家工厂倒闭，１４３家停工，所有其余的工厂也都开工不足，但是就在这个时期，超过法定时间的过度劳动仍然存在。”豪威耳先生说：“虽然大多数工厂由于营业不２６９振只开半工，但我和以前一样仍旧接到同样多的控告，说由于侵占法定的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工人每天被夺去半小时或３刻钟。”
在１８６１年至１８６５年的可怕的棉业危机时期，也发生了同样的现象，不过规模比较小。
“如果我们在吃饭时间或者在其他违法时间查到有的工人在做工，有人有时就出来辩解，说工人怎样也不愿意离开工厂，要他们停止工作（擦洗机器等等（，非得使用强制办法不可，特别在星期六下午更是如此。其实，在机器停止转动以后仍然有‘人手’留在工厂里，那只是因为在早晨６时至晚上６时的法定劳动时间内没有拨出时间让他们干这类事情。”现在也有人对在私营企业打工的打工仔所承受的苦难作类似的辩解。（《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０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２３页。根据工厂主在法庭上的供述，他们工厂的工人狂热地反对工厂劳动的任何中断，关于这一点，有下列奇闻为证。１８３６年６月初，杜斯伯里（约克郡）的治安法官接到控告，说巴特里附近有８个大工厂的厂主违反了工厂法。其中有几位先生雇用１２——１５岁的儿童５人，迫使他们从星期五早晨６点一直劳动到星期六下午４点，除了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