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我在花园里或者院子里干活,莫伊塞常常站在我身旁,反背着手,用他那对小眼睛懒洋洋地、放肆地瞧着我。这总惹得我十分不痛快,我只好丢下工作走开。
我们从斯捷潘那儿得知这个莫伊塞是将军夫人的情夫。
我发现人家来找她借钱的时候,总是先找莫伊塞,有一回我看见一个乡下人,浑身乌黑,大概是个煤矿工人,在他面前跪下来。有时候他跟别人耳语一阵,自己拿出钱来,并没有去报告太太,因此我推想他遇到机会就会自己拿出钱私下做交易。
他在我们花园里窗子底下开枪打鸟,从我们地窖里拿走食物,事先也不问一声就把我们的马牵走。我们生气,不再相信杜别奇尼亚是属于我们的,玛霞气得脸色发白,说:“难道我们得跟这些混蛋再相处一年半吗?”
将军夫人的儿子伊凡·切普拉科夫在我们铁路上做列车员。这年冬天他变得瘦弱多了,只消喝一杯酒就醉,到了不见太阳的地方就觉得冷。他穿着列车员的制服很不痛快,感到害臊,不过他认为自己的职务有油水,因为他可以偷走蜡烛,把它们卖掉。我的新地位在他心里引起一种复杂的情绪,他又是惊奇又是羡慕,而且抱着模糊的希望,但愿他也会有同样的机遇。他用欣赏的眼睛瞧着玛霞,问我现在进餐时候吃什么东西,他那难看的瘦脸上就现出忧郁而甜蜜的神情,他的手指头也动起来,好象摸着了我的幸福似的。
“听着,小利钱,”他坐立不安地说,时时刻刻在点燃烟卷。
他站着的地方总是很脏,因为他吸一支烟要用很多火柴。“你听着,现在我的生活糟透了。主要的是每个最起码的小军官都可以朝我吆喝:”你这个列车员!你!‘老兄,我在火车上听够了各式各样的话,你知道,我现在明白了:生活真丑恶!我母亲毁了我!在火车上有一位医师对我说:如果父母生活放荡,他们的子女就会成为酒鬼或者罪犯。原来如此!“
有一回他摇摇晃晃地走进院子里来。他的眼睛滴溜溜地乱转,他的呼吸困难。他又笑又哭,嘴里说着什么,仿佛在发高烧说胡话似的。在他那些乱糟糟的话里,我只能听懂这样两句:“我的母亲啊!我的母亲在哪儿?”他哭着说这两句话,好象小孩子在人群中跟母亲走散了似的。我就把他领到我们的花园里,把他安顿在树荫底下,然后那一整天和一整夜我跟玛霞轮流守在他的身旁。他病了,而玛霞憎恶地瞧着他那苍白湿润的脸,说:“难道这些混蛋在我们院子里还要住上一年半吗?这真可怕!这真可怕呀!”
那些农民惹得我们多么伤心啊!在最初那段时期,在春天的几个月里,在我们渴望幸福的时候,我们却有多少次感到大失所望!我的妻子要办一个学校。我为那学校拟了一个能容纳六十个孩子的计划。地方自治局表示赞同,可是要她在库利洛甫卡村办学校,那是个大村子,离我们有三俄里。顺便说说,库利洛甫卡村原有一所学校,包括我们杜别奇尼亚在内的四个村子里的孩子们都上那儿去读书;可是这学校又旧又小,在那儿的朽烂地板上走路已经有危险了。三月底,按照玛霞的心意,她被委派为库利洛甫卡村学校的管理人,四月初我们三次召集会议,劝告农民说,他们的学校又小又旧,非修建新学校不可。地方自治局派人到场,国民学校的学监也来了,他们也都劝告农民。每次开完会以后,农民总是围住我们,要我们请他们喝一大桶白酒。我们被人群围住,觉得很热,很快就被搞得精疲力竭,回家的时候心里很不痛快,有点发窘。最后农民们总算给学校拨出一块地,而且答应用自己的马从城里把全部建筑材料运回来。在种完春播作物后的头一个星期日,他们就从库利洛甫卡和杜别奇尼亚赶着大车去运砖回来奠地基。
天刚亮他们就动身,可是直到天黑才回来;那些农民喝得醉醺醺的,说是他们累得要命。
仿佛老天故意捣蛋似的,整个五月一直下雨、阴冷。道路坏了,泥泞不堪。从城里回来的大车通常顺路驶进我们的院子里,这是多么可怕呀!瞧,大门口出现一匹马,叉开前腿,大着肚子,在把车拉进院子以前先埋下头去;接着,一辆大车便慢慢地驶了进来,车上装着一根十二俄尺①长的圆木,看上去又湿又滑。车子旁边走着一个农民,因为有雨而把衣服裹紧身子,上衣的前襟掖在腰带里,他径自走着,眼睛不看脚底下,也不绕过泥塘。……随后又出现一辆大车,上面装着薄木板,然后又是一辆,装着圆木,紧跟着是第四辆……正房前面那块空地渐渐挤满了马匹、圆木、木板。农民和包着头、把连衣裙的底襟掖起来的农妇气冲冲地瞧着我们的窗子,吵吵嚷嚷,要太太出来,传来粗野的咒骂声。莫伊塞站在一旁,我们觉得他看见我们受到侮辱而在幸灾乐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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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小说全集——10
①旧俄长度单位,1俄尺等于0。71米。
“我们再也不运了!”农民们喊道。“我们累坏了!让她自己去运吧!”
玛霞脸色发白,惊慌失措,以为他们马上就要冲进房子里来了,就打发人送出半桶酒去,这以后吵闹声才平息,长长的圆木一根接一根地爬出院子去了。
我准备到建筑工地去,我妻子发慌了,说:“农民们凶得很。他们恐怕会对你胡搅蛮缠。不,等一等,我跟你一块儿去。”
我们一块儿坐车到库利洛甫卡村去,在那儿木工们要我们给酒钱。木架已经搭好,是奠基的时候了,可是泥水匠还没来,只好停工,木工们抱怨起来。后来泥水匠总算来了,但又发现没有沙土,不知怎的,大家竟忘了这儿要用沙土。农民们利用我们束手无策的处境,运一车沙土要三十个戈比,其实,从工地到河边装沙土还不到四分之一俄里。他们一共要运五百多车才够用。误会啦,谩骂啦,纠缠啦,闹个没完,我妻子生气,泥水匠们的包工头季特·彼得罗夫,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挽住她的胳膊说:“你瞧着吧!你瞧着吧!你只要给我运来沙土,我就一下子给你派十个人来,两天就把活儿做完。你瞧着吧!”
沙土运来了,然而过了两天,四天,一个星期,在准备奠基的那个地方仍旧是一条沟,张开着大口。
“这简直要叫人发疯!”我妻子激动地说。“这些老百姓是什么样的人啊!什么样的人啊!”
正在这种乱糟糟的时候,工程师维克托尔·伊凡内奇到我们这儿来了。他随身带来一只袋子,里面装着葡萄酒和凉菜,吃了很久,然后在露台上躺下来睡觉,呼呼地打鼾,招得工人们摇着头说:“可了不得!”
他来了,玛霞并不高兴,她不相信他,同时却又向他讨主意。他饭后睡了一大觉,醒来心绪恶劣,对我们的农活批评一通,还说他后悔买下杜别奇尼亚,因为它给他带来那么多损失。在这种时候,可怜的玛霞脸上总是现出难过的神情。她向他抱怨起来,他就打着呵欠说,应当把农民揍一顿才对。
他把我们的婚事和我们的生活叫做喜剧,他说这是任性,胡闹。
“她已经出过这一类的事,”他对我讲到玛霞。“有一回她自以为可以做个歌剧演员,就离开我走了。我找了她两个月,好家伙,单是电报费我就花了一千卢布。”
他不再象以前那样称呼我教派信徒,油漆工先生,也不象以前那样用赞许的态度对待我的劳动生活,而只是说:“您是个怪人!您是个不正常的人!我不敢预言,不过您的下场好不了!”
玛霞夜间总睡不好,老是坐在我们卧室的窗前想心思。吃晚饭的时候不再有笑声,她也不再做可爱的鬼脸。我心里难过。天一下雨,每颗雨点都象小子弹似的打进我的心里,我恨不得跪在玛霞面前,替天气赔罪才好。农民们在院子里闹,我也觉得自己有罪。我往往一连几个钟头坐在一个地方不动,想着玛霞是个多么出色的人,多么了不起的人。我热烈地爱她,凡是她说的话、她做的事都使我陶醉。她喜欢安静地坐在书房里,喜欢长时间地看书,研究点什么。她只凭书本了解农业管理,然而她的知识却使我们惊奇,她的主意全都合用,没有一个在农业管理中是无益的。此外她又多么高尚,多么优雅,多么和善啊,只有受过极好的教育的人才会这样!
对这个具有健康、清醒的头脑的女人来说,我们现在那种杂乱的生活环境以及种种琐碎的烦恼和争吵是痛苦的。我明白这一点,因此我晚上就睡不着觉,苦苦思索,眼泪涌上了我的喉头。我翻来覆去,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坐车进城,给玛霞买来书籍、报纸、糖果、花卉。我跟斯捷潘一块儿捕鱼,接连几个钟头淋着雨,在齐脖子深的冷水里走动,想捉到一条江鳕,给我们的饭菜添一点花样。我低声下气地求农民们不要闹,请他们喝酒,用钱收买他们,对他们许下种种诺言。此外我还做了多少蠢事啊!
最后雨总算停住,土地干了。我清早四点钟光景起床,走进花园,看见露珠在花朵上闪光,鸟儿和昆虫发出各种闹声,天上一点云彩也没有,花园、草场、河流都那么美;可是这时候我却想起了农民,想起了大车,想起了工程师!我和玛霞坐一辆轻便马车到田野上去看一看燕麦。她赶车,我坐在她后面;她的肩膀微微耸起,风戏弄她的头发。
“靠右边走!”她对迎面来的人嚷道。
“你很象赶车的,”有一次我对她说。
“有可能!我祖父,也就是工程师的父亲,本来就是赶车的。你不知道吧?”她回转身来问我,而且立刻表演赶车的怎样吆喝,怎样唱曲子。
“谢天谢地!”我听着她的声音暗想。“谢天谢地!”
可是这时候我又想起了农民,想起了大车,想起了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