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说过，中国人重人更重于事，西方人重事更重于人。如西方人说，这人是政治家，或哲学家，或科学家，或宗教家，或艺术家。总在人的上面加上事，拿事来规定着这人。中国人则向来不这样说。如说圣人，这圣人究是一政治家呢？军事家呢？外交家呢？经济家呢？却没有一个硬性规定。又如说贤人，君子，善人，都是讲的赤裸裸的一个人，不带一些条件色彩在上边。但中国人却又把人分等级，善人、君子、贤人、圣人，其间是有阶级的。西方人用事来分等，便没有人的等级观念。究竟是西方人看人平等呢？还是中国人看人平等？中国人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即是人人可做一理想标准的圣人。然而为何人做不到圣人，这责任在个人自己。但西方人做人，要外在条件，要机会，要环境。这是双方显然的不同。
人怎样才叫做圣人呢？似乎孔子很谦虚，他的学生问他：“夫子圣矣乎？”他说：“圣则我岂敢，我只有两个本领，学不厌，教不倦。”他的学生说：“这样你就是圣人了。”到了孟子，又提出中国古代之三圣人。但他所提，不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三圣人，是伊尹、伯夷、柳下惠。孟子说：“圣人者，百世之师也。”一世三十年，百世就是三千年。孔子到现在也不过二千五百多年，圣人至少三千年可以做我们榜样。孟子举出三人，却是性格不同，表现不同。孟子把“任”、“清”、“和”三字来形容。孟子说：“伊尹，圣之任者也。”伊尹有志肯负责任，积极向前。他生的时代也是一个乱世，夏之末，商之初，孟子书里讲他“五就桀，五就汤。”夏桀哪能用伊尹，伊尹为要使这个社会变成一个像样的尧舜之世，一次去了不得意，再去。再不得意，三去、四去、五去。他从桀处回来，又到汤处去。商汤也不能知得他，他只是耕于有莘之野一农夫。五次到汤那里，终于当一个厨师。汤极满意他的烹调，慢慢同他接谈，觉得他了不得，以后便帮助商汤平天下。汤死了，下一代太甲继位，不行，伊尹说：“你这样怎可作皇帝？”把他关闭起，说：“我来代替你。”太甲后来忏悔了，伊尹说：“你回来吧。”又把皇位交回他。
孟子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一切污浊沾染不上他。武王伐纣，他反对。到后全中国统一，他宁饿死首阳山。柳下惠是一个耿介之人，但却很和平。伊尹有大表现，而有大成功。伯夷特立独行，表现了一个无表现。孟子说：“柳下惠，圣之和者也。”他同人家最和气。他是鲁国人，在鲁国做了官，罢免了又起用，又罢免，如是者三。这和伊尹不同，倘伊尹罢免了，还要自己向上爬。也和伯夷不同，伯夷是请不到的，一些条件不合，他绝不来。柳下惠那时已是春秋时代，列国交通，有人劝他，你在鲁国不能出头，何不到别的国家去？但柳下惠回答道：“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我只要直道，同样不合时，还是会罢免。若我能改变，枉道事人，我在鲁国也可以得意。可见柳下惠外和内直。所以孟子称赞他，说：“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他不以三公之位来交换他的鲠直耿介，他也是能特立独行的，只知有直道，不走枉道。但柳下惠在外表上所表现的，却完全是一个和。
孟子说这三人都是圣人。伊尹建功立业，开商代七百年天下，不用讲。孟子又有一篇文章并不讲伊尹，只讲伯夷、柳下惠。他说：“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一个顽钝人，没有锋芒，不知痛痒，听到伯夷之风，也能有边有角，有界线，到尽头处就不过去。懦夫，软弱人，也能自己站起。三个人在一块，两个人反对你，你就没勇气。倘在一个大会场，全场两三百人反对你，你就不能有坚强的立场。伯夷在当时，可称是全世界都反对他。后来韩愈说，伯夷却是千百世人都反对他。因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