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在红学上下了大功夫,重点是版本(抄本)研究,全部“五详”,其实都是钩连回互的“连环计”。如她所说,曹雪芹写作时,手边未必总有一部完整的书稿,也许只有某一部分若干回,即就此加以增删润色,而为应付需求,就随时传抄出去,故每次回数多少不同,文句彼此互异……。这番推想,较为近实,可谓明通之论。

但这番大意纵使近乎实况,还有一个伴随的问题,即先撇开传抄本,又有读者售者将日久散落了的零册而重谋抄配这一情况姑不缠夹,也必需考察作者雪芹的生活境遇、流离迁徙、“寄食亲友”……诸多变异的特殊经历,方能有助于判断其写作的大致历程。就是说,把一部传抄本“孤立”起来,还是不一定能看出其中各种复杂的现象。

在这一方面,她似乎不大留意。

比如,在我们所知有限的史料中,敦诚《寄怀曹雪芹》一篇七古,十分重要,因此诗作于乾隆二十二年丁丑,是十九年甲戌后的第三年,而诗之末幅劝雪芹勿再作食客、叩富门,“不如著书黄叶村”。由此可推:在丁丑以前雪芹是在作食客、当西宾时整理定稿的“甲戌本”若干回。丁丑诗证明,他已离城来到西郊山村,然又距作食客时并不甚远。

依此看来,应是雪芹在右翼宗学之一紧邻敦惠伯富良家作西宾,生活安定,“甲戌本”之撰写相当顺适,效率亦高。

他因“有文无行(xing四声)”被东家逐客后,奔赴山村,必不出二十年乙亥、二十一年丙子两年。

那么,今存之《庚辰本》中有一夹页上写“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这表明是已到山村时的记录,至少其时写到第×回。丁丑之后,是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从戊寅到甲申,敦敏留下了《懋斋诗钞?东皋集》,中有多首咏及雪芹的诗。

这又使我们得知雪芹于己卯、庚辰之际,一度南游,历一载有余又北归。脂砚于己卯冬夜批书,正在此时。《己卯》《庚辰》两本皆有“四阅评过”之记注。这第四次批阅,每阅辄有批加添,而非每批一定从头到尾“系统全面”。所以有地位虽在前而所批之情节却在后文的现象。

张爱玲被这现象搅乱了视线,定说是拆前移后,“大搬家”的写作方式。

雪芹极困时,寄居之处,一桌一杌而已,无纸,拆旧黄历叶子于背面书写……。

于此可想,那时衣食无著,纸笔不全,时作时辍,不知几度抛荒,又不知几度重拾。因而细处小小失照,未能“统一”,实在必有。

张爱玲却不计及此,一概断为创作的需要,大拆改,大搬家,又据某些细琐迹象判断某本某回早晚,某几回是早稿,某几回是后写……。于是一部《红楼》,纷纭嘈杂,堆砌拼成——这种印象,留与了读者。

究竟是否如此如彼?尚难一槌定音。

这就有些自相矛盾:既然如她所详,那般清楚明晰,顺理成章,如何又叫“梦魇”?若是“梦魇”中作考证,写文章,安能这等周详细致?

她不同意《甲戌本》文字最早,可是又称它为“一七五四本”。1754即是甲戌年。这应何解?

另一红学版本专家赵冈先生,也认为《甲戌本》有晚于甲戌年的痕迹可寻。其实,今存之《甲戌本》也是过录线装,不是指甲戌当年的原底本。上面出现了晚于一七五四的用字、加批,是否就可推翻“甲戌本”这个基本概念?似乎还待细究。

甲戌称“再评”,初评应更早。己卯、庚辰称“四阅评过”,则“丙子对清”应为“三评”。脂砚幻名“畸笏”后,又于壬午、丁亥续批。然而似乎并无所谓“壬午本”、“丁亥本”传世,似即加批于早先之旧本上。“新妇飘零”,脂砚仍在,“一芹一脂”,痛语如闻。

诗曰:

版本“详”来功力深,时时一字定千金。

分疏若已全清楚,“梦魇”如何又自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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