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在红学上下了大功夫，重点是版本（抄本）研究，全部“五详”，其实都是钩连回互的“连环计”。如她所说，曹雪芹写作时，手边未必总有一部完整的书稿，也许只有某一部分若干回，即就此加以增删润色，而为应付需求，就随时传抄出去，故每次回数多少不同，文句彼此互异……。这番推想，较为近实，可谓明通之论。
但这番大意纵使近乎实况，还有一个伴随的问题，即先撇开传抄本，又有读者售者将日久散落了的零册而重谋抄配这一情况姑不缠夹，也必需考察作者雪芹的生活境遇、流离迁徙、“寄食亲友”……诸多变异的特殊经历，方能有助于判断其写作的大致历程。就是说，把一部传抄本“孤立”起来，还是不一定能看出其中各种复杂的现象。
在这一方面，她似乎不大留意。
比如，在我们所知有限的史料中，敦诚《寄怀曹雪芹》一篇七古，十分重要，因此诗作于乾隆二十二年丁丑，是十九年甲戌后的第三年，而诗之末幅劝雪芹勿再作食客、叩富门，“不如著书黄叶村”。由此可推：在丁丑以前雪芹是在作食客、当西宾时整理定稿的“甲戌本”若干回。丁丑诗证明，他已离城来到西郊山村，然又距作食客时并不甚远。
依此看来，应是雪芹在右翼宗学之一紧邻敦惠伯富良家作西宾，生活安定，“甲戌本”之撰写相当顺适，效率亦高。
他因“有文无行（xing四声）”被东家逐客后，奔赴山村，必不出二十年乙亥、二十一年丙子两年。
那么，今存之《庚辰本》中有一夹页上写“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这表明是已到山村时的记录，至少其时写到第×回。丁丑之后，是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从戊寅到甲申，敦敏留下了《懋斋诗钞?东皋集》，中有多首咏及雪芹的诗。
这又使我们得知雪芹于己卯、庚辰之际，一度南游，历一载有余又北归。脂砚于己卯冬夜批书，正在此时。《己卯》《庚辰》两本皆有“四阅评过”之记注。这第四次批阅，每阅辄有批加添，而非每批一定从头到尾“系统全面”。所以有地位虽在前而所批之情节却在后文的现象。
张爱玲被这现象搅乱了视线，定说是拆前移后，“大搬家”的写作方式。
雪芹极困时，寄居之处，一桌一杌而已，无纸，拆旧黄历叶子于背面书写……。
于此可想，那时衣食无著，纸笔不全，时作时辍，不知几度抛荒，又不知几度重拾。因而细处小小失照，未能“统一”，实在必有。
张爱玲却不计及此，一概断为创作的需要，大拆改，大搬家，又据某些细琐迹象判断某本某回早晚，某几回是早稿，某几回是后写……。于是一部《红楼》，纷纭嘈杂，堆砌拼成——这种印象，留与了读者。
究竟是否如此如彼？尚难一槌定音。
这就有些自相矛盾：既然如她所详，那般清楚明晰，顺理成章，如何又叫“梦魇”？若是“梦魇”中作考证，写文章，安能这等周详细致？
她不同意《甲戌本》文字最早，可是又称它为“一七五四本”。1754即是甲戌年。这应何解？
另一红学版本专家赵冈先生，也认为《甲戌本》有晚于甲戌年的痕迹可寻。其实，今存之《甲戌本》也是过录线装，不是指甲戌当年的原底本。上面出现了晚于一七五四的用字、加批，是否就可推翻“甲戌本”这个基本概念？似乎还待细究。
甲戌称“再评”，初评应更早。己卯、庚辰称“四阅评过”，则“丙子对清”应为“三评”。脂砚幻名“畸笏”后，又于壬午、丁亥续批。然而似乎并无所谓“壬午本”、“丁亥本”传世，似即加批于早先之旧本上。“新妇飘零”，脂砚仍在，“一芹一脂”，痛语如闻。
诗曰：
版本“详”来功力深，时时一字定千金。
分疏若已全清楚，“梦魇”如何又自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