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几年。斯塔尔采夫更胖了,一身肥肉,气喘吁吁,走起路来总是仰着脑袋。每逢他大腹便便、红光满面地坐在铃声钉当的三套马车上,而那个同样大腹便便、红光满面的潘捷莱蒙,坐在车夫座上,挺起胖嘟嘟的后脑勺,朝前伸出木棍般僵直的胳臂,向着迎面而来的行人叱喝着:“靠右,右边走!”——这幅景象可真够威风的:似乎这坐车的不是人,而是异教的神灵。他在城里的业务十分繁重,忙得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他已经有了一处庄园,两幢城里的房子,目前正物色第三幢更有利可图的房产。每当他在信贷合作社听说某处有房出售时,他就毫不客气地闯进去,走遍每个房间,全然不管那些没穿好衣服的妇女和孩子正惊恐地瞧着他,用手杖捅着所有的房门,问:

“这是书房吗?这是卧室吗?这算什么?”

他一面说,一面气喘吁吁地擦着额头上的汗珠。

他要操劳的事很多,但他仍然不放弃地方医师的职位。他贪得无厌,总想两头都兼顾着。在佳利日,在城里,大家都只叫他“姚内奇”①。“这个姚内奇要去哪儿?”或者“要不要请姚内奇来会诊?”

①直呼父称,表示不客气。

大概是他的喉部脂肪过多,他的声音变得又尖又细。他的性格也变了,变得难以相处,动辄发怒。他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总爱发脾气,不耐烦地用手杖敲地板,用他那难听的声音叫喊。

“请您只回答我的问题!别说废话!”

他孤身一人,过着寂寞无聊的生活,任什么也提不起他的兴趣。

他住在佳利日的这些年月,他对科季克的爱情算是他唯一的、恐怕也是最后的欢乐。每天晚上他在俱乐部里玩“文特”,然后独自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边吃晚饭。一个年龄最大、最稳重的侍者伊凡伺候他用餐,给他送上第十六号拉斐特红葡萄酒。俱乐部里所有的人,上至主任,下至厨师和侍者,都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个个都尽心竭力地奉迎他,惟恐他突然大发脾气,拿手杖敲地板。

吃晚饭的时候,他有时转过身,对别人的谈话插上几句:

“你们这是说什么?啊,说谁呢?”

有时候,邻桌有人谈到图尔金家的事,他就问:

“你们说的是哪个图尔金家?是女儿会弹钢琴的那一家吗?”

关于他的情况,能说的也就是这些。

那么,图尔金一家人呢?伊凡·彼得罗维奇不显老,一点儿也没有变,照旧爱说俏皮话,讲各种奇闻轶事。薇拉·约瑟福夫娜照旧高高兴兴地、真心诚意地、落落大方地朗诵她的小说。科季克每天照旧弹钢琴,一弹就是三四个小时。她明显地老了,还常常生病,每年秋天总跟妈妈一道去克里米亚疗养。这时,伊凡·彼得罗维奇便到火车站给她们送行,火车开动时,他擦着眼泪大声叫道:

“再见吧,请啦!”

还挥动着手绢。

一八九八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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