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歌剧的面貌上绝无那种千古之恨的哀歌式悲痛,倒是显出永远重获的欢欣,牧歌生活的悠闲自得,这种生活至少可以在每一瞬间被想像为实在的。也许有时会黯然悟到,这种假想的现实无非是幻想的无谓游戏,若能以真实自然的可怕严肃来衡量,以原始人类的本来面目来比较,谁都必定厌恶地喊道:滚开吧,幻影!尽管如此,倘若以为只要一声大喊,就能像赶走幻影一样,把歌剧这种玩艺儿赶走,那就错了。

谁想消灭歌剧,谁就必须同亚历山大的乐天精神作斗争,在歌剧中,这种精神如此天真地谈论它所宠爱的观念,甚至歌剧就是它所固有的艺术形式。可是,这样一种艺术形式,它的根源根本不在审美领域之中,毋宁说它是从半道德领域潜入艺术领域的,于是只会到处隐瞒它的混合血统,我们能够期望它对艺术本身发生什么作用呢?这种寄生的歌剧倘不从真正的艺术汲取营养,又何以为生呢?岂非可以推断,在它的牧歌式的诱惑下,在它的亚历山大式的谄媚下,艺术最高的、可以真正严肃地指出的使命--使眼睛不去注视黑夜的恐怖,用外观的灵药拯救主体于意志冲动的痉挛--就要蜕变为一种空洞涣散的娱乐倾向了吗?在这样一种风格混合中,有什么东西是得自酒神和日神的永恒真理的呢?

我在分析抒情调的实质时已经描述过这种风格之混合:在抒情调里,音乐被视为奴婢,歌词被视为主人,音乐被比作肉体,歌词被比作灵魂;最好的情形不过是把音响图画当做最高目的,如同从前新阿提卡颂歌那样;音乐已经背离它作为酒神式世界明镜的真正光荣,只能作为现象的奴隶,模仿现象的形式特征,靠玩弄线条和比例激起浅薄的快感。仔细观察,可知歌剧对于音乐的这种灾难性影响,直接伴随着现代音乐的全部发展过程。潜伏在歌剧起源和歌剧所体现的文化之中的乐观主义,以可怕的速度解除了音乐以及酒神式的世界使命,强加给它形式游戏和娱乐的性质。也许,只有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英雄之变化为亚历山大乐天人物,方可与这一转变相比拟。

然而,当我们在上述例证里,公正地把酒神精神的消失同希腊人最触目惊心的、但至今尚未阐明的转变和退化联系起来时,倘若最可靠的征兆向我们担保相反的过程,担保在我们当代世界中酒神精神正逐渐苏醒,我们心中将升起怎样的希望呵!赫拉克勒斯的神力不可能永远甘愿伺候翁珐梨女王翁珐梨(Omphale),希腊神话中吕狄亚的女王,大力士赫拉克勒斯曾被罚卖给她当奴隶。,消耗在安乐窝里。一种力量已经从德国精神的酒神根基中兴起,它与苏格拉底文化的原始前提毫无共同之处,既不能由之说明,也不能由之辩护,反而被这种文化视为洪水猛兽和异端怪物,这就是德国音乐,我们主要是指它的从巴赫到贝多芬、从贝多芬到瓦格纳的伟大光辉历程。当今有认识癖好的苏格拉底主义,即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又能用什么办法来对付这个升自无底深渊的魔鬼呢?无论从歌剧旋律花里胡哨的乐谱里,还是凭赋格曲和对位法的算盘,都找不到一个咒语,念上三遍就可以使这魔鬼就范招供。这是怎样一幕戏啊:今日的美学家们,手持他们专用的“美”之捕网,扑打和捕捉眼前那些以不可思议的活力嬉游着的音乐天才,其实这个运动是既不能以永恒美、也不能以崇高来判断的。

当这些音乐保护人喋喋不休地喊着“美呵!美呵!”的时候,我们不妨在近处亲眼看一看,他们是否像在美的怀抱里养育的自然宠儿,抑或他们是否只是在为自己的粗俗寻觅一件骗人的外衣,为自己感情的贫乏寻觅一个审美的借口。在这里我想到奥托·扬(OttoJahn)可以做例子。但是,面对德国音乐,这个伪善的骗子最好小心一点,因为在我们的全部文化中,音乐正是惟一纯粹的精神净化之火,根据以弗所伟大的赫拉克利特的学说,万物均在往复循环中由火产生,向火复归。我们今日称作文化、教育、文明的一切,总有一天要带到公正的法官酒神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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