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曰：吾不忍言西学。梁作霖曰：子日与人言西学，曷为不忍言西学？梁启超曰：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风气渐开，敌氛渐逼，我而知西学之为急，我将兴之；我而不知，人将兴之；事机之动，在十年之间而已。今夫守旧之不敌开新，天之理也。动植各物之递嬗，非、墨两州之迁移，有固然矣。中国俗儒，拘墟谬瞀之论，虽坚且悍，然自法越以后，盖稍变矣；中日以后，盖益变矣。援此推之，十年、二十年以后，其所存者希矣。虽然，旧学之蠹中国，犹附骨之疽，疗疽甚易，而完骨为难。吾尝见乎今之所论西学者矣，彝其语，彝其服，彝其举动，彝其议论，动曰：中国之弱，由于教之不善，经之无用也。推其意，直欲举中国文字，悉付之一炬。而问其于西学格致之精微，有所得乎？无有也。问其于西政富强之本末，有所得乎？无有也。之人也，上之可以为洋行买办，下之可以为通事之西奴，如此而已。更有无赖学子，自顾中国实学，一无所识，乃借西学以自大，嚣然曰：此无用之学，我不为之，非不能也。然而希、拉（谓希腊、拉丁）、英、法之文，亦未上口，声、光、化、电之学，亦未寓目，而徒“三传”束阁，《论语》当薪，而揣摩风气，摭拾影响，盛气压人，苟求衣食。盖言西学者，十人之中，此两种人几居其五。若不思补救，则学者日夥，而此类日繁，十年以后，将十之六七矣，二十年以后，将十八九矣。呜呼，其不亡者几何哉！
虽然，中学之不自立，抑有故焉。两汉之间，儒者通经，皆以经世，以《禹贡》行水，以《洪范》察变，以《春秋》折狱，以《诗》三百五篇当谏书。盖六经之文，无一字不可见于用，教之所以昌也。今之所谓儒者，八股而已，试帖而已，律赋而已，楷法而已，上非此勿取，下非此勿习。其得之者，虽八星之勿知，五洲之勿识，六经未卒业，诸史未知名，而靦然自命曰：儒也，儒也。上自天子，下逮市侩，亦裒然尊之曰：儒也，儒也。又其上者，笺注虫鱼，批抹风月，旋贾、马、许、郑之胯下，嚼韩、苏、李、杜之唾余，海内号为达人，谬种传为巨子。更等而上之，则束身自好，禹行舜趋，衍诚意正心之虚论，剿攘彝尊王之迂说。缀学虽多，不出三者，历千有余年，每个愈况，习焉不察，以为圣人之道，如此而已。是则中国之学，其沦陷澌灭一缕绝续者，不自今日；虽无西学以乘之，而名存实亡，盖已久矣。况于相形之下，有用无用，应时立见；孰兴孰废，不待言决。然此辈既舍此无以为学，此道即离此无以图存。呜呼！岂可言哉？岂可言哉？
今夫六经之微言大义，其远过于彼中之宗风者，事理至赜，未能具言，请言其粗浅者。生众食寡，为疾用舒，理财之术尽矣；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富国之策备矣；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农务、渔务、林木之利辟矣；行旅皆欲出于其涂，道路通矣；通功易事，羡补不足，商务兴矣；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乃谓之士，公法之学行矣；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兵学之原立矣；国人皆曰贤，国人皆曰不可，议院之制成矣。（以上仅证之于四书，又每事仅举其一条，其详具于专书。）又如《春秋》之义，议世卿以伸民权，视西人之贵爵执政，分人为数等者何如矣？（古之埃及、希腊，近今之日本，皆有分人数等之弊，凡国有上议院者，皆未免此弊。盖上议院率世族盘踞也。英至今未革，俄尤甚。）疾灭国，疾火攻，而无义战，视西人之治兵修械、争城争地者何如矣？自余一切要政，更仆难尽。夫以士无世官之制，万国太平之会，西人今日所讲求之而未得者，而吾圣人于数千年前发之，其博深切明，为何如矣？然则孔教之至善，六经之致用，固非吾自袒其教之言也。不此之务，乃弃其固有之实学，而抱帖括、考据、词章之俗陋，谓吾中国之学已尽于是，以此与彼中新学相遇，安得而不为人弱也。
然则奈何？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