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如果一个公社的实力加强了，它就不会再把个别人的违法行为看得那么严重；在公社看来，违法行为就不再会像过去那样对整体的生存产生威胁；不幸的制造者将不再被当作quot;不安分者quot;而逐出公社，公众不再会像过去那样没有节制地拿他出气，——事实上整体从此开始小心谨慎地为不幸的制造者辩护，保护他不受那种愤怒情绪，特别是直接受害者的愤怒情绪的伤害。努力缓和违劣行为的直接受害者的愤怒情绪，旨在限制事态的发展，预防更大范围的、甚或是全面的参与和骚乱；试图寻找等价物，用以调节全部交易；特别是越来越坚定地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对任何违劣行为实行抵偿，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把罪犯和他的罪行分离开来——所有这些行动都在惩罚规则的长期发展中刻下了越来越突出的痕迹。随着一个公社的实力和自我意识的增长，它的惩罚规则也就会愈益温和。任何削弱和处心积虑破坏这种惩罚规则的举动都会重新引出更严酷的惩罚方式。quot;债权人quot;越是变得富有，他就越是会相应地变得人性化起来，直到最后他拥有的财富的数量使他不再能承受损失为止。社会的权力意识也在考虑之列，因为它能够使社会享受到它所能得到的最高级的奢侈，即对社会的损害者不施行惩罚。quot;其实我体内的寄生虫与我有何相干？那么让它们说话吧！让它们生活和繁殖吧！我还很健壮，不会受影响！……由于对损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于允许无力赔偿者逃之夭夭quot;，所以提倡quot;一切都可以抵偿，一切都必须抵偿quot;的正义感消失了——就像世间所有好事一样，这种正义的消失是一种自我扬弃。我们知道这种正义的自我扬弃给自己起了一个多美的名字——它叫quot;宽宥quot;；很明显，宽宥已经成了最有权力者的特权，或者勿宁说，成了他的权利的彼岸。
十一
在此我不能不表示反对意见，否定近来尝试着在另外一种基础上——也就是在仇恨的基础上探索正义的起源的倾向。因为有人断定心理学家们会有兴趣就近对仇恨本身进行一番研究，于是就在他们的耳边吹风说：这株（仇恨的）植物目前在无政府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土壤中正生长得郁郁葱葱，当然像过去一样，它总是在背阴处才枝叶繁茂，就如同紫罗兰，只是气味不同罢了。物以类聚，毫不奇怪，恰恰是在这些圈子里往往可以看到那些坚持不懈的、以正义的名义美化报复的努力，就好像正义本来只不过是受害者感觉的延续，而且由于有了报复，逆反的情绪就会在事后受到完全彻底的尊重。对于上述议论我是最不会表示反对意见了。我甚至认为所有涉及到生理的问题的提出都是有功的。迄今为止，生理问题和那种反动的价值之间的关系一直被忽视了。我想强调指出的一点是：从怨恨精神内生长出来的这种新式的科学公正是为仇恨、嫉妒、猜忌、怀疑、积怨和报复服务的，一旦遇到其它的情绪，这种quot;科学的公正quot;就会当即失效，而代之以仇极怨深的腔调。在我看来，那些产生于其它生理价值的情绪，我指的是本原是主动的情绪，如统治欲、占有欲等等（参看E·杜林的《生命的价值》，《哲学教程》等），比起那种逆反在先，科学地估定和高估价值在后的情绪要高明许多。关于总的趋向就先讲这么多。说到杜林的关于应在反动感情的土壤中寻找正义的故乡的原话，我们应当用另一句生硬的反话来对映这句热爱真理的话，最后被正义的精神征服的土壤是反动感情的土壤。如果正义的人真的对于损害他的人都保持正义（而且不仅是冷淡地、有节制地、疏远地、无所谓地保持正义：保持正义永远是一种积极态度），如果在受到人身伤害、讥讽、嫌疑的情况下，正义直视的目光也不因此而黯淡，高贵、明达、既深邃而又温和的客观性也不因此而减退的话，那么人就是达到了一种完美或极其练熟的境地——连明智的人也不曾有此奢望，对此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当轻信。固然，普遍的情况是：就连最正派的人也已经对少量的侮辱、暴虐、阿谀司空见惯了，所以他们能够睁眼看鲜血、闭目对公道。主动的、进攻的、侵犯的人总是比反动的人离正义更近百步；主动者根本不需要像反动者那样错误地、偏颇地评价事物；因此事实上进攻型的人总是具有更强烈、更勇敢、更高贵、同时也更自由的眼光，具有更好的良心。相反，我们应当已经猜到了，究竟是谁在良心里发明了quot;良心谴责quot;？——正是怨恨者！只要看看，对于法的运用和对于法的真正需求在历史上的哪个阶段里开始通行？是在反动者统治的阶段吗？根本不是！是在主动者、强健者、自发者、好斗者统治的阶段！如果不怕惹恼那位鼓吹家（他本人曾经坦白说quot;报复学说就像正义的红丝线贯串在我的全部工作和努力之中。quot;），那么我要说，从历史的角度看，世间一切法律都提倡斗争、反对相反的情绪；提倡主动进攻势力方面的战争，支持它们诉诸实力，以制止和约束反动者放纵的激情，强迫达成和解。哪里伸张和维护正义，哪里就有一股强大的势力相对立于从属的、软弱的势力（这势力可能是群体，也可能是个人）。强大的势力在寻找打消怨恨者怒气的办法：它们有时从报复者的手中挖出怨恨的对象；有时发动战争，打击破坏和平和秩序的人，以此来取代报复；有的设想、提议、必要时强迫达成和解；有时提出某种标准化的损失抵偿物，从而一劳永逸地使怨恨有的放矢。但是至高无上的力量用以反对敌意和怨恨的优势的最关键的一着还是：只要它有足够的力量，就要建立法规，强行解释，什么在它看来是合法的、正确的，什么是非法的、应当禁止的。在建立了法规之后，它就要把个别人或整个群体的越轨和肆意行动当作违法行为，当作抵制至高权力本身的行为来处理。这样一来，它就可以用这种违法造成的报失来转移它的从属者的情绪，从而最终达到和任何报复心理所想要达到的正好相反的目的：报复仅仅注意、仅仅承认受害者的观点，而至高的权力却训练人们的眼光在评价行为时要变得越来越不带个人情绪，甚至受害者本人的眼光也要如此，虽然就像我们所提到过的，这要在最后才能实现。由此看来，quot;正确quot;和quot;错误quot;的概念产生在建立了法规之后，而不是像杜林所想要的那样，从伤害的行为中产生。仅就正确和错误概念本身而言，它们没有任何意义。仅就某一种伤害、暴虐、剥削、毁灭行为本身而言，它们并不是自在的quot;错误quot;，因为生命的本质在起作用，也就是说，在生命的基本功能中那些具有伤害性、暴虐性的、剥削性、毁灭性的东西在起作用。不能想像生命中没有这种特性。还有一点应更加提请我们注意：从最高的生理立场出发，只应当在例外的情况下实行法制，因为法制有时会限制发自力量之源的生命意志，使生命意志的总目标屈从于个别手段，屈从于为了创造更大的权力单位而实施的手段。把一种法律规范想像成绝对的和普遍的，不是把它当作权力联合体的战斗武器，而是把它当作反对所有战斗的武器（根据杜林的陈词滥调，任何意志都应当把任何其它的意志视为同调），这是一种敌视生命的原则，是对人的败坏和瓦解，是对人类未来的谋杀；是一种疲惫的象征，一条通向虚无的秘密路径。
十二
关于惩罚的起源和惩罚的目的我还有一句话要讲：有两个有区别的问题，或者说两个应当被区别开来的问题，它们总是被人们混为一谈。以往的道德起源家们又是怎样对待这一问题的呢？他们的作法一向很天真，他们随意从惩罚中找出一个quot;目的quot;，比如说报复、或者威慑，然后轻而易举地把这种目的归结为事物的发端、惩罚的始因，这就算是大功告成了。但是，在研究法的发生史的过程中，quot;法的目的quot;应当是最后探讨的课题。当然，在史学领域里最重要的结论是经过努力，而且也只应经努力而得出，这个结论就是：一件事的起因和它的最终的用途、它的实际应用，以及它的目的顺序的排列都全然不是一回事；所有现存的事物，不管它的起源什么，总是不断地被那些掌握权柄的人改头换面，根据他们的需要加以歪曲；在生物世界中发生的一切都是征服和战胜，因此所有的征服和战胜也就都意味着重新解释与重新正名，在这一重新解释与正名的过程中，以往的quot;意义quot;和quot;目的quot;就会不可避免地被掩盖，甚至被全部抹掉。即使人们清楚地了解了所有生理器官的用途，甚至认识了法律机构的用途，社会风俗的用途，政治习惯以至于艺术形式或宗教祭礼形式的用途，人们也并不会因此而了解它们的发生史——不管这一切在老派的耳朵听来是多么令人不舒服——，因为自古以来，人们就自以为把握了事物、形式、机构的确有证据的目的、用途，以及它们出现的原因；人们相信眼睛的被造是为了看，手的被造是为了握，同样，人们想像惩罚也是为了惩罚而被发明的。但是所有的目的、所有的用途都不过是一个事实的标志：一种向往力量的意志战胜了力量相对薄弱者，而后根据自己的需要为这种意志的功能打印上意义。因此，一件quot;事quot;、一个器官、一种习惯的全部历史可能就是一串不间断的锁链，连接着各种重新解释和重新正名，至于这些解释和正名的起因本身并没有相互联系的必要，相反，它们的相继排列、相互交替只不过是偶然的因素使然。因此，一件事、一种习俗、一个器官的quot;发展quot;并不是朝着一个目标的发展的渐进过程，并不是一种逻辑的、简捷的、最节约人力财力的渐进过程，而是一个由比较深刻、相对独立、自发产生的征服过程组成的序列，在这个序列里还要包括出现在每个过程中的阻力，以自我保护和逆反为目标的形式转换，取得成效的对抗行动。形式是可变的，而quot;意义quot;的可变性更大……这在任何一个有机体内都不例外：每逢整个机体的主要生长期开始，机体各个器官的quot;意义quot;也随之改变；在有些情况下，个别器官的衰老和数量的减少（比如由于有些组成部分的死亡）可能是整体的完善和力量增长的征兆。我要说的是：就连意义和实用价值的部分失效、萎缩、退化、丧失、乃至死亡也是真实的渐进过程的条件，这个过程往往表现为一种向往更强大的力量的意志和方式，而且这种意志和方式贯彻往往不惜以牺牲无数微弱力量为代价，甚至连衡量quot;进步quot;幅度的标准都是根据为进步而付出的牺牲量来确定的。为了个别更强壮的人种的繁荣而牺牲大批的人——这也可能是一种进步……我特别强调这一史学方法论的主要观点，主要是因为这个观点从根本上和当前占统治地位的本能与时尚相悖，这种观点宁可固守无所不在的强力意志的理论，宁可相信事件发生的绝对偶然性和机械的无目的性。反对所有统治者和即将成为统治者的民主主义偏见，现代的薄古主义（我为一件坏事造一个坏字）逐渐地侵蚀到精神领域、最高精神领域里来了；在我看来，它已经战胜了整个生理学和生命学说，而且很显然它对这些学说的破坏是通过偷换一个基本概念，一个内在的主动性概念而实现的；反之，在那种民主主义偏见的压力下，人们把quot;适应quot;，也就是一种二流的主动性、一种纯粹的反应性，摆到优先的地位。人们，比如说赫伯特·斯宾塞，就是这样给生命本身下定义的，他把生命称为一种对于外部环境的目的越来越明确的内在quot;适应quot;。可是这样一来就曲解了生命的本质——它的强力意志，就忽视了自发的，进攻型的，优胜的，重新阐释、重新建立和形成的力量（要知道，quot;适应quot;即是依据这种力量进行调整）的本质优越性；这样一来也就否定了有机体内那些通过生命意志显示了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高级官能的主导作用。读者或许还记得赫胥黎是怎样谴责斯宾塞的quot;行政虚无主义quot;的，可是目前的问题比quot;行政的quot;问题更紧要。
十三
回到惩罚这个课题上来，我们必须区分惩罚的两种不同的特性。首先是它的比较恒久的特性，这种特性表现为习俗、仪式、quot;戏剧quot;，表现为程序中的某一严格的步骤；其次是惩罚的可变的特性，这种特性表现为意义、目的，表现为对形成这种程序的期望。以此类推，这里没有别的前提。依照恰才阐述过的史学方法论的主要观点，程序本身就会成为某种比它在惩罚方面的用途更为古老、更为早期的东西，而它在惩罚方面的用途只是被塞给、被强加给早已存在着的、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是多余的程序的。简言之，事情并不像我们的天真的道德和法律起源家们一直想像的那样，他们以为创造程序是为了惩罚，就像人们以为创造手是为了抓东西一样。说到惩罚的另外那个特性，那个可变的特性，也就是惩罚的quot;意义quot;，在晚近的文化阶段（比如说在当今的欧洲），惩罚事实上早已不只是意义单一的概念，而是多种意义的组合。惩罚的全部历史，它的为各种不同的目的所用的历史，最后都集结为一体，难以分解，难以剖析，而且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对它根本无法下定义。我们现在没法断定，执行惩罚本来是为了什么，所有对全过程进行了符号式的压缩的概念都逃避定义，只有那些没有历史的概念才能够被定义。可是从早些时候的一个研究看来，那个quot;各种意义quot;的组合倒还更容易分解，且更容易推演。我们现在尚且可以看到，组合的各因素是怎样根据每一个别情况改变它们的价值的，而后又是怎样重新组合，使得有时这种因素、有时那种因素压倒其它因素，跃据主导地位的。在特定的情况下，甚至单一的因素（比如说威慑的目的）也可能扬弃所有其它因素。为了使读者至少了解惩罚的quot;意义quot;其实是多么不确定、多么次要、多么偶然，并且使读者了解，同样一个程序是会怎样地被利用，被解释，被装扮，以便为完全不同的目的服务，我在这里列了一个提纲，这是我从一小部分偶然收集到的资料中抽象出来的：
为了消除破坏的危害性，防止进一步的破坏而实施的惩罚。
为了以某种方式（甚至用一种感情补偿方式）向受害者补偿损失而实施的惩罚。
通过惩罚来孤立破坏平衡的一方，使失衡现象不继续发展。
利用惩罚使那些惩罚的决策人和执行者产生恐惧感。
通过惩罚抵消犯人迄今享受的优惠（比如强迫他去矿山作苦役）。
用惩罚来排除蜕化的成员（在有些情况下排除整个族系，例如根据中国的法律，这是一种保持种族纯洁的方法，一种维护社会模式的工具）。
把惩罚当作庆贺，也就是说对终于被打倒的敌人实行强暴和嘲弄。
通过惩罚建立记忆，不论是对受惩罚者而言（即所谓对他实行quot;改造quot;），还是对于目击者而言。
惩罚作为当权者要求犯人支付的一种酬金，因为当权者保护了犯人免受越轨的报复。
只要强悍的种族仍然坚持报复的自然状态，并要求把这种自然状态当作它的特权，那么惩罚就要和这种报复的自然状态进行调和。
用惩罚向那个和平、法规、秩序和权威的敌人宣战，并且规定战争规范。据信这个敌人危害了集体生活，背弃了集体生活的前提，人们将把这个敌人当作一个叛逆者、变节者、破坏和平者，用战争赋予人们的工具和他作斗争。
十四
这个提纲肯定是不全面的，惩罚显然是被用滥了，因此我们就更有理由从中删除一种臆想的用途，尽管在民众的意识中，这是最主要的用途，——对于惩罚的信念如今虽已濒临崩溃，但是信念却恰恰在惩罚中不断地找到它最强有力的支柱。惩罚据说是具有价值的，为的是要在犯人心中唤起一种负罪感，人们在惩罚中寻找那种能引起灵魂反馈的真实功能，他们把这种灵魂反馈称为quot;良心谴责quot;、quot;良心忏悔quot;。但是这种臆测即使用于今天也是曲解现实、歪曲心理的，如果应用于人类最漫长的历史、应用于人的史前时期，那就更要差之里了！恰恰是在罪犯和囚徒中绝少有人真心忏悔，监狱和教养所不是这些蛀虫类喜爱的哺乳场所。所有认真的观察家都会赞同这一点，尽管他们总是不怎么情愿地、非常违心地说出这类的判断。总的来说，惩罚能使人变得坚强冷酷、全神贯注，惩罚能激化异化感觉，加强抵抗力量。假如出现这样情况：惩罚消耗精力，引起可悲的衰竭和自卑，那么这种结果无疑比惩罚的一般效果，比那种以干瘪、阴郁的严肃为特征的效果更不能令人满意。可是如果我们真的仔细思考一下人类历史以前的那数千年，我们就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恰恰是惩罚最有效地阻止了负罪感的发展。至少从惩罚机器的牺牲者的角度看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应当忽略，罪犯在目睹了法律的和执法的程序之后在多大程度上实行自我克制，在多大程度上感觉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卑鄙的。其实他看到的无非是法在干着同样的勾当，只不过是以好的名义，以良心的名义干的，诸如刺探、谋骗、收买、设陷、那一整套精细狡诈的公安技巧、起诉艺术，更不要说那些为情理所不能容的劫掠、强暴、咒骂、监禁、拷打、谋杀，所有这些行动都不受法官的斥责和判决，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出于特殊的用途才有例外。quot;良心谴责quot;这种我们地球的植被上最神秘、最有趣的植物不是从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法官、惩罚执行者本人，根本就不曾意识到他是和quot;罪犯quot;打交道，他认为他是在和一个惹祸的人打交道，在和一个不负责任的不幸事件打交道，而那个将要受罚的人也感觉他的受罚是一种不幸，因此他在受罚时没有quot;内心痛苦quot;，只是觉得突然之间发生了某种未曾预料的事件，一种可怕的自然事件：一块岩石由天而降，把他砸碎，他已没有力量再进行抗争。
十五
斯宾诺莎曾经不无尴尬地承认了这一事实（这使他的注释家们感到恼火，因为他们，如基诺·费舍，正按部就班地曲解他在这里的原意）。有一天下午，不知是被哪段回忆所触动，斯宾诺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他本人身上究竟还保留了多少那种著名quot;良心谴责quot;，斯宾诺莎把善与恶统统归结为人的幻觉，他顽强地捍卫他的quot;自由的quot;上帝的尊严，反对那些污蔑上帝做任何事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亵渎者（quot;这可就意味着让上帝屈从命运，那上帝可就真的成了荒谬愚蠢之最了quot;——）。在斯宾诺莎看来，世界已经返回天真，返回到发明良心谴责以前的境地，可是在这一过程中良心谴责又变成了什么？quot;开心的反面quot;，他终于自言自语道。quot;一种悲伤，伴随着对过去某件出乎意料的事的想像。quot;①数千年来，那些遭到惩罚的惹祸者和斯宾诺莎别无二致，关于他们的quot;违法行为quot;，他们的感觉是quot;这次一定是出了什么意外quot;，而不是quot;我不该这么做quot;。他们经受惩罚就像人们患病、遭难、或者死亡一样，带着那么一种坚定的、不加反抗的宿命态度，例如俄国人在操纵生命方面至今仍比我们这些西方人更高明。倘若在那些日子里有一种对行动的批评，那就是一种才智，这种才智会对行动进行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首先在才智的增长中寻找惩罚的真实效用，应当在记忆的增长中寻找，应当在一种决心从此要更加审慎、更抱疑忌，更加诡秘地行事的意志中寻找，应当在意识到人对于许多事来说都是望尘莫及的明达中寻找，总之，应当在人类对于自我认识的增进中寻找惩罚的真实效用。无论是人还是野兽，它们通过惩罚所能达到的都无非是恐惧的增加、才智的增长、以及对于欲望的克制。因此，惩罚驯服了人，而不是改进了人，我们没有更多的理由还坚持相反的结论。（人云：quot;吃一堑长一智quot;。吃堑能使人长智，也能使人变坏。幸好吃堑往往只是使人变蠢。）
①《伦理学》第Ⅲ卷Propos18，School，1，2。
十六
我不能再兜圈子了，应当初步阐述一下我自己关于quot;良心谴责quot;的起源的假说，这一假说乍听起来可能使我们感到耳生，需要我们反反复复地思索。我把良心谴责看作一种痼疾，人们罹患了这种痼疾是由于那个史无前例的深刻变迁给他们造成了压力，这种变迁将人永远地锁入了社会的和太平的囹圄。就像那些海中生灵的经历一样，他们被迫要么变成陆地动物以求生存，要么灭种绝迹，于是它们这些愉快地熟习了野蛮状态、战争环境、自由徘徊和冒险生活的半野兽们突然发现，它们的所有本能都贬值了，quot;暴露quot;了。过去它们一直是在水里浮游，现在它们必须用脚走路，必须quot;承担它们自身的重量：一个多么可怕的重量压到了它们身上！它们感到拙于进行最简单的操作。在这个新鲜未知的世界里，它们不能再依赖过去的那有秩序的、无意识的可靠动力来引导它们。它们被迫思想、推断、划算、联结因果——这些不幸者，它们被迫使用它们的最低劣、最易犯错误的器官：它们的quot;意识quot;。我相信，从前世上从未有过这样一种痛苦的感觉，这样一种极度的不舒服，因为那些过去的本能并没有突然间中止它们的要求，只不过是现在要满足它们的要求已经变得困难罕见了。关键是它们必须为自己找寻新的、几乎是隐秘满足。所有不允许发泄的本能转而内向，我称其为人的内向化，由于有了这种内向化，在人的身上才生长出了后来被称之为人的quot;灵魂quot;的那种东西。整个的内在世界本来是像夹在两层皮中间那么薄，而现在，当人的外向发泄受到了限制的时候，那个内在世界就相应地向所有的方向发展，从而有了深度、宽度和高度。那个被国家组织用来保护自己免受古老的自由本能侵害的可怕的屏嶂（惩罚是这个屏障中最主要的部分），使得野蛮的、自由的、漫游着的人的所有那些本能都转而反对人自己。仇恨、残暴、迫害欲、突袭欲、猎奇欲、破坏欲，所有这一切都反过来对准这些本能的拥有者自己：这就是quot;良心谴责quot;的起源。由于缺少外在的敌人和对抗，由于被禁锢在一种压抑的狭窄天地和道德规范中，人开始不耐烦地蹂躏自己，迫害自己，啃咬自己，吓唬自己，虐待自己，就像一只要被人quot;驯服quot;的野兽，在它的牢笼里用它的身体猛撞栏杆。这个为了怀念荒漠而憔悴的动物必须为自己创造一种冒险生活，一个刑房，一种不安定的、危险的野蛮状态，——这个傻瓜，这个渴望而又绝望的囚徒变成了quot;良心谴责quot;的发明者。良心谴责引发了最严重、最可怕的疾病，人类至今尚未摆脱这种疾病：人为了人而受苦，为了自身而受苦，这是粗暴地和他的野兽的过去决裂的结果，是突然的一跳一冲就进入了新的环境和生存条件的结果，是向他过去的本能，向那迄今为止一直孕育着他的力量、快乐和威严的本能宣战的结果。我们还须马上补充一点，另一方面，随着一个动物灵魂转向了自身，采取了反对自身的立场，地球上就出现了一些新奇的、深邃的、前所未闻的、神秘莫测的、自相矛盾的和前途光明的东西，从而使地球本身的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实际上还需要有一个神圣的观众来给这场戏捧台。戏已开场，结局尚未可逆料。这场戏太精巧、太神奇、太有争议，所以不可能悄然无声地在某个微不足道的小行星上演出。在赫拉克利特的quot;伟大的孩子quot;（别管他是叫做宙斯还是叫做机遇）玩的那些难以置信的惊心动魄的赌博游戏中，人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人给自己造就了一种兴趣、一种焦虑、一种希望甚至于一种信念，就好像人预示了什么，准备了什么，好像人不是一种目的，而是一种方式、一段序曲、一座桥梁、一个伟大的诺言……
十七
我的关于良心谴责起源的假说首先认定，那种变化不是渐进的、也不是自愿的。它不代表一种适应新条件的机构性发展；它是一种断裂、一种跳跃、一种强制、一种不可抗拒的灾难。它不容抗争，甚至也无法怨恨它。其次，我的假说还认定，把一直未曾受过约束、没有定形的民众关进一个紧促的模子里，这样一种以暴力开发始的行动，必将以暴力结束。所以，最早的quot;国家quot;就是作为一可怕的暴君，作为一个残酷镇压、毫无顾忌的机器而问世、而发展的，这个过程一直发展到民众和半野兽们不仅被揉捏、被驯服，而且已经定了形。我使用了quot;国家quot;一词，我的所指是不言自明的：有那么一群黄头发的强盗、一个征服者的主人种族，他们按照战争的要求，自行组织起来，他们有力量进行组织。他们毫无顾忌地用可怕的爪子抓住那些或许在人数上占据优势，但却是无组织的漫游人种。地球上的quot;国家quot;就是这样起源的。我想，我们已经克服了那种让国家起始于quot;契约quot;的幻想。谁能发号施令，谁就是天然的quot;主人quot;，谁就在行动上和举止上显示粗暴。这种人要契约何用！这种生物无法解释，他们是命定的，没有始因，没有理性，没有顾忌，没有借口。他们闪电般地出现，太可怕，太突然，太令人折服，太quot;不寻常quot;，甚至都无法去恨他们。他们本能地造就形式、推行形式，他们是最漫不经心、最没有意识的艺术家。总之，他们在哪儿出现，哪儿就会有新的东西兴起，这新的东西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统治形体，它的各个机件和功能都是泾渭分明并且相互联系的，其中不能容纳任何不是早先从整体获得意义的东西。这些天生的组织者，他们不知什么叫犯罪，什么叫责任，什么叫顾忌。他们被那种可怕的艺术家——个人主义所驱使，这个人主义矿石般地坚定，它善于以其quot;作品quot;使自己获得永久的承认，就像母亲善于以她的孩子使自己得到承认一样。良心谴责当然不是源发于这些人，这一点早已明确了。然而，如果没有这些人，如果不是他们的铁锤的打击和他们的艺术家的残暴把大批量的自由挤压出了世界，至少是赶出了视野，也就不可能有良心谴责这可憎恶的生长物。我们懂了，只有这残暴地迫使潜匿的自由之本能，只有这被压退回去的、锁入内心的、最后只能向着自己发泄和施放的自由之本能才是良心谴责的萌发地。
十八
我们应当注意，不要因为这个现象一出现就既丑恶又痛苦便不去加以认真思考。说到底，这就是那种积极的力量，那使暴力艺术家的作品更加出色、使暴力组织者建立了国家的力量。同样是这种力量，在这儿它内向、微小、狭隘、朝着倒退的方向，用歌德的话说就是处在quot;胸的迷宫quot;中，正是这种自由之本能，用我的话说就是强力意志，创造了良心谴责，建立了否定的理想。所以，那创新的、残暴的自然力的构成材料是人自身，是人的整个动物自身，而不是另外那个，另外那些，更伟大、更壮观的非凡人。这种秘密的自我强暴，这种艺术家的残酷，这种把自己当成一种沉重的、执拗的、痛苦的东西加以定形的乐趣——把意志、批判、对立和蔑视强加给自己的乐趣，一个甘愿分裂自己的灵魂所做的这种阴森可怕、充满恐怖欲的工作，这种为了从制造痛苦中获得乐趣而使自己受苦的工作，这种纯粹是主动的quot;良心谴责quot;最终是——我们已经猜到了——理想的和臆测的事件的真正母腹，它同时还娩出了大量新奇的美和肯定，甚至竟娩出了美本身……假如美的对立面不先自我意识自身的存在，假如丑不先对自己说：quot;我是丑的quot;，那什么又是美呢？这一暗示至少有助于解谜，有助于解释像无私、自我否定、自我牺牲这类对应的概念在什么程度上能够暗示一种理想、一种美。读者这下子就明白了，我不怀疑，无私的人、自我否定和自我牺牲的人所感受到的乐趣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残酷的乐趣。关于quot;非个人主义quot;这种道德价值的起源，以及这种价值的生长土壤的划定，我就先讲这些：正是良心谴责，正是自我折磨的意志为所有非个人主义的价值提供了前提。
十九
毫无疑问，良心谴责是一种病，不过这是像妊娠那样的病。现在我们来寻找使这种病达到其最严重、最可怕的阶段的条件。我们将要看到，它原来是怎样问世的，这需要长长的一口气才能讲完，首先我们还必须回顾一下前面提到的论点。债务人和他的债权人之间的私法关系早已成为一个话题，现在它又一次，而且是以一种引起历史性关注和思考的方式，被解释成一种或许为我们这些现代人最不能理解的关系，也就是说它被解释为现代人和他们的祖先之间的关系。在原始部落中——我们是在讲古时候——每一代新人都承认他们对于上一代人，特别是对于部落的最初奠基者负有一种法律的责任（这绝不仅仅是一种感情的纽带，尽管我们也不能毫无根据地否认这种纽带自人类有史以来就存在）。早期社会认定，人种只有通过他们的祖先的牺牲和成功才能获得延续，而这些需要用牺牲和成功来回报。因此人们承认负有一种债务，而且债务还在继续扩大，因为作为强大精神而继续存在着的祖先们并没有停止以他们力量向他们的后人提供新的优惠和预付新的款项。是无偿的吗？可是在那个残酷的、quot;灵魂贫困quot;的时代，没有什么东西是无偿的。那么怎样才能偿还它们呢？用祭品（开始是出于最低的理解力向他们提供食物）、用庆贺、用神龛、用礼拜、特别是用服从来偿还。说到服从，这是因为所有由祖先建立起来的惯例也成了他们的后人的规章和命令。可是人们能否还清这笔债务？这里存留着疑问，而且疑问还在步步增长，它时不时不问青红皂白地迫使采取重大的补偿措施，以某种巨额代价支付quot;债权人quot;，比如最有名的是牺牲头生儿，这可是血、是人血啊。根据这种逻辑，对于祖先及其强力的恐惧，对祖先负债的意识，必然地随着部落本身力量的增长而增长；部落本身越是胜利、越是独立、越是受人尊敬、为人惧怕，对于祖先的这种恐惧和负债意识就越是增长，从无反例！部落的每一步衰落，每一场不幸的失误，每一个退化的征兆，每一个即将解体的征兆都总是会减少部落对其祖先精神的恐惧，都会降低部落对其祖先的才智、预见和实力的评价。这种粗浅的逻辑最终将导致的结论无非是：最强大的部落的祖先必终被不断增长着的恐惧想像成一个巨人，最后被推回到一种阴森可怖、不可思议的神的阴影中去：祖先最后不可避免地变成一个神。也许这就是神们的起源，也就是说源于恐惧！……如果有谁认为有必要补充说quot;也源于孝敬！quot;那么他的主张就很难为人类漫长的早期发展所证实，更不会被人类发展的中期所证实，在这个时期出现了高贵的种族，他们事实上已经向他们的造就者、他们的祖先（不管他们是英雄还是神）连本带息地偿还了所有的品质，在此期间，那些品质已明显地为他们所拥有，那些高贵的品质。后面我们还会看到众神的贵族化和quot;高尚化quot;（这和他们的quot;神圣化quot;当然不是一回事），但是现在先让我们结束这个负债意识发展的全过程吧。
二十
历史教导我们，关于人欠着神灵的债的意识即使在quot;政体quot;的血亲组织形式没落了以后也未曾消失。就像人类从部落贵族那里继承了quot;好与坏quot;的概念，同时也继承了他们对于等级划分的心理嗜好一样，人类继承了部落神灵和种族神灵的遗产的同时，也继承了还不清债务的负担和最终清还债务的愿望。（那些人口众多的奴隶的农奴，他们要么是被迫地，要么是由于屈从和通过模仿而接受了他们的主人的祭神礼。他们就变成了一个通道，这些遗产就通过他们向四面八方传播。）这种对于神灵的负债感持续发展了几个世纪，它总是随着人关于神的概念和人对于神的感情的演进而发展，而且现已发展到了高峰。（关于种族战争、种族凯旋、种族和解和融合的全部历史，一切发生在所有的人种最终纳入那个种族大融合之前的事情，全部都反映在关于神的起源说的混乱之中，反映在关于他们的战争、胜利与和解的传说之中。向着世界性帝国的前进也总是向着世界性神灵的前进，专制主义以其独立贵族的征服为某种形式的一神论铺平了道路。）作为迄今为止quot;最高神明quot;的基督教上帝的问世因此也就使得世上出现了负债感之最。假设我们终于进入了反向运动，那我们就可以毫不迟疑地从对基督教上帝信仰的减弱推论出：现在人的负债意识也已经相应地减弱了。是的，我们不应否认这样一种前景：无神论的全面最后胜利可能将人类从其对先人、对始因的全部负债感中解放出来。无神论和一种形式的quot;第二次无辜quot;同属未来。
二十一
关于quot;负罪quot;和quot;义务quot;这些概念与宗教假说之间的关系我就先简略地谈到这里。我有意不谈这些概念所经历的道德化过程，那将会使我们回到良心的问题上去，而且肯定会回到良心谴责与神的概念的纠缠中去。从我上一节的结尾看，这样一个道德化的过程似乎从未出现过，鉴此，现在似乎理应停止对这些概念的议论，因为这些概念的前提——对我们的quot;债权人quot;，即上帝的信仰已经崩溃了。可怕的是，事实情况与此相距甚远。事实上，人们以其对于负债和义务概念的道德化加工，以其将这些概念推回到良心谴责中去的努力，尝试着扭转刚才描述过的发展方向，或者至少使发展中途停顿。现在正是要给一劳永逸地清偿债务这一前景泼泼冷水；现在就是要打消人对于铁的不现实的注意力，把这注意力弹回去；
现在那些关于负债和义务的概念应当转向——那么对准谁呢？理所当然应当先对准quot;债务人quot;，因为良心谴责目前在他身上扎根，正在侵蚀他、捉弄他，而且像癌一样在向广度和深度蔓延，最后使得他得出结论认为：因为债务是无法清还的，所以赎罪也是徒劳无功的，从而形成了罪孽无法赎清的思想，即quot;永恒的惩罚quot;的概念。可是结果矛头又对准了quot;债权人quot;，现在人们开始诅咒人的始因，诅咒人种的起源，诅咒人的祖先（诸如quot;亚当quot;、quot;原罪quot;、quot;非自由意志quot;），或者诅咒自然，因其造就了人，因其搜集了恶（所谓quot;诅咒自然quot;），甚至诅咒只剩下价值真空的存在（虚无主义式的远离存在，渴望虚无，或者渴望它的quot;反面quot;，即另一种quot;存在quot;——佛教及其同类），直到我们突然站到了那种自相矛盾的、恐怖的急救措施面前。基督教的这一绝招使备受折磨的人类找到了片刻的安慰：上帝为了人的债务牺牲了自己。上帝用自己偿付了自己，只有上帝能够清偿人本身没有能力清偿的债务——债权人自愿地为他的债务人牺牲自己，这是出于爱（能令人相信吗？），出于对他的债务人的爱……
二十二
说到此读者已经猜到，所有这些说教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就是那种自找痛苦的意志，就是那种倒退回去的残酷。那个内向化的、被吓得返回自身的动物人，那个被禁锢在一个quot;国家quot;中以便驯养的囚徒，他在自然地发泄制造痛苦的欲望被阻止了之后，又发明了良心谴责，用以给自己制造痛苦。正是这个进行良心谴责的人以其倒退的残酷抓住了宗教假说，从而使他的自我折磨加剧到可怕的程度。对上帝负债的想法变成了他的刑具；他在上帝身上抓到了最终与他的真实的、未脱尽的动物本能相对立的东西。他指出这种动物本能，为的是把它们当作对上帝负债的证据，当作仇恨上帝、拒绝上帝、反叛quot;主quot;、反叛quot;父quot;、反叛始祖和造物主的证据。他把自己置于quot;上帝quot;和quot;魔鬼quot;的对立之中。他对一切都掷以否定：他否定自我、否定自然、否定他自身的自然性和真实性；他把从自身挖出来的东西当作一种肯定、一种可能的、真实的、生动的东西，当作上帝，当作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刑罚，当作彼岸世界，当作永恒、永久的折磨，当作地狱，当作永无止境的惩罚和无法估算的债务。这种心灵残酷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意志错乱：人情愿认自己是负债的、是卑鄙的、是无可救赎的；他情愿想像自己受罚，而且惩罚也不能抵销他负的债；他情愿用负债和惩罚的难题来污染和毒化事物的根基，从而永远地割断他走出这座quot;偏执观念quot;的迷宫的退路；他情愿建立一种理想，一种quot;神圣上帝quot;的理想，以此为依据证明他自己是毫无价值的。噢！这些神经错乱的、悲哀的野兽人！他们的想法有多么怪诞！他们的野兽行径一旦稍稍受到阻止，他们的反常，他们的荒唐，他们的野兽思想就会立刻爆发出来！所有这一切都非常之有趣，可是人们用一种应当受到严厉禁止的、黑色的、忧郁的、神经衰弱的悲哀目光对这些深渊注视得太久了。无疑地，这是疾病，是迄今为止摧残人的最可怕的疾病。有谁还能够听见（可惜如今人们没有耳朵听这些！），在这苦难和荒唐之夜响起了爱的呼喊，这是心醉神迷的呼喊，是在爱中寻求解脱的呼喊，它慑于一种不可克服的恐惧而离去！在人身上有这么多的恐怖！地球很久以来就已经是一所疯人院了！……
二十三
上述这些应该足以说明quot;神圣的上帝quot;的来历了。只要看一看希腊众神就足以使我们信服，神的观念并不一定要产生出这种病态的想像，这种我们目前还不能回避的现象；事实上有许多比这种自戕自罚（近几千年来欧洲人已深明此道）更高尚的方法，可以用来编造关于神的故事。希腊众神是一些高贵而又能自主的人的再现。在他们那里，人心中的动物感到自己神圣化了，而不是在自我摧残，不是在对自己发怒！这些希腊人长久地利用他们的神来回避良心谴责，以便能够保持心灵自由的快乐，这也就是说，他们对神的理解和基督教对它的神的利用方式相反。这些杰出而勇敢的孩子头儿们，他们在这方面走得很远。一个不亚于荷马史诗中的宙斯本人的权威曾不时地指出，他们行事过于草率，有一次他说（这是阿基斯多斯的例子，是一个非常坏的例子）：
quot;多么奇怪啊！那些凡人怎么会这样大声地抱怨我们这些神！quot;
quot;他们以为恶都是来源于我们，可是他们由于自己的无知，由于违抗命运，制造了他们自己的不幸！quot;
但是读者立刻注意到，就连这位奥林匹斯的旁观者和执法官也绝不因此而怨恨他们，不把他们想得很坏。quot;他们有多傻！quot;当他看到凡人的过失时这样想。quot;愚蠢quot;、quot;无知quot;、还有点儿quot;精神反常quot;——这就是为那些全盛时期的希腊人所认可的导致许多坏事和灾难的原因。愚蠢，而不是罪孽！……你们懂吗？不过，那些精神反常倒确实是问题。quot;是的，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我们是一些血统高贵、生活幸福、教育良好、地位显赫、气质高贵、品德高尚的人！quot;许多世纪以来，每逢一个高贵的希腊人用那些无法理解的残暴和恶行玷污了自己时，其余的希腊人，就会这样发问、最后他们会摇着头说：quot;他肯定是被一个神愚弄了。quot;这是典型的希腊式遁辞，当时众神就是这样在某种程度上为人的恶行作辩护，众神成了罪恶的原因。在那个时候，人们不是惩罚自己，而是以更高贵的姿态惩罚犯罪。
二十四
显然，我在结束这章时有三个问题没有解答。有的读者可能会问我，quot;你是否在这里树立了一个理想？还是破坏了一个理想？quot;那么我会反问，你们曾否多次地问过自己，在地球上每建立一种理想需要付出多么昂贵的代价？需要诋毁和曲解多少事实？尊奉多少谎言？搅乱多少良心？牺牲多少神？为了建造一个圣物就必须毁掉一个圣物，这是规律——如果有谁能够证明规律失灵，敬请指出。我们这些现代人继承了数千年良心解剖和动物式自我折磨的传统。在这方面我们具有长期的训练，也许是有艺术才能，最起码是有娴熟的技巧，这是我们所习惯的口味。人用quot;罪恶的目光quot;在他的自然倾向中搜寻了太长的时间，结果这些自然倾向终于和quot;良心谴责quot;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逆转这一方向努力是可能的，但是谁有足够的力量去做这件事？那需要把所有的非自然的倾向，把所有那些向往彼岸世界的努力，那些违抗感觉、违抗本能、违抗自然、违抗动物性的努力，简言之，把迄今为止的理想，全部敌视生活的理想、诋毁尘世的理想，总之，需要把所有这些同良心谴责联系起来。如今，这些期望和要求能对谁去说呢？……对那些好人？——人们正是利用他们来反对自己的——顺理成章的还有那些懒散的、隐退的、虚荣的、昏庸的、疲倦的人们？有什么比人使自己获得尊严的努力更能侮辱人、更能如此彻底地把人分离开来？反之，只要我们像其他所有的人一样行事，像其他人一样quot;过活quot;，整个世界又会变得多么和蔼友善！为了达到那个逆转方向的目的，需要另外一些精神，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能出现的。那些被战争和胜利强化的精神，那些要求征服、冒险、危难、甚至于痛苦的精神；为了达到那个目的还需要习惯于凛冽的高山空气，习惯于冬季的漫步，习惯于各种各样的冰冻和山峦；为了达到那个目的需要一种高明的鲁莽，一种去认知的最自信的勇气，这勇气是来源于伟大的健康；一言以蔽之，为了达到那个目的需要的正是这伟大的健康！人如今还可能有这种健康吗？
但是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在一个比我们这个腐朽的、自疑的现代更为强盛的时代，那个怀有伟大的爱和蔑视的人，那个拯救世界的人，那种创造精神，还是会来临的；他那逼人的力量使他无处苟且歇息；他的孤独被人误解为逃避现实，而实际上孤独正是因为他投身现实、埋头现实、思索现实，因而一旦他离开现实、重见光明，就能够把现实从所有理想加给它的诅咒中拯救出来了，这个未来的人就这样把我们从迄今所有的理想中拯救出来了，就这样把我们从理想的衍生物中、从伟大的憎恶中、从虚无意志中、从虚无主义中拯救出来了。这一正午的报时钟声，这一使意志重获自由、使地球重获目标、使人重获希望的伟大决定，这个反基督主义者、反虚无主义者，这个战胜了上帝和虚无主义的人——他总有一天会到来。
二十五
可是我还要说什么？够了！够了！只有在这儿我应当沉默，否则我就会侵夺仅仅属于另外一个人的权力，他比我年轻、比我强壮、比我quot;更代表未来quot;，这权力只属于查拉斯图拉，不敬神的查拉斯图拉。
（周红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