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伏尔泰
在当今时代里，我们常听人们说起新闻广告人员的恶毒努力，许多好人都指责“宣传”是现代魔鬼的一项成功发明，是一种既新奇又拙劣的方法，为的是使人们注意某个人或某项事业。不过这种责备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一般认为“宣传”是最近才发明的。但是如果不带偏见地看待过去的事件，就会发现这与事实恰恰相反。《旧约》中的预言家们，不管大小，都曾是精通吸引老百姓注意力的大师。用新闻行业的话说，希腊和罗马的历史是一个长长的连绵不断的“宣传噱头”。有些宣传是体面的。但大部分都是现在连百老汇都拒绝刊登的眼花缭乱、粗俗卑劣的宣传。
象路德和加尔文这样的改革者们都充分懂得精心布置的广告的巨大价值。我们不能责怪他们。他们不能象红菊花那样，只要谦卑愉快地生长在路边就行。他们非常认真。他们想让自己的观点发扬光大。要取得成功，不吸引一大群追随者怎么行呢？
肯皮斯的某一个托马斯，在一个寺院的安静角落里生活了整整八十年，这种长期的自愿流放，如果及时做广告（原原本本地），就会产生深远的道德影响，好奇心会驱使着人们去阅读那本关于他一生祈祷和思考结晶的书，销路会很好。但是阿西斯的某一个弗朗西斯或罗耀拉如果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劳动确实成效，那他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地使用现在常常与马戏团或电影新星联系在一起的那种方法。
基督教特别强调谦虚，赞美那些精神谦卑的人。但是赞扬这些美德的布道现在之所以能成为人们谈论的一个话题，却是因为当时在宣扬时用了特定的方法。
难怪那些被谴责为教堂不共戴天的敌人的男男女女们，在抗争西方世界的精神专制侄梏时，从圣经上撕下一页来，并采用了一种相当奇特的宣传方法。
我提供这个不足挂齿的解释，是因为善于做大量宣传的最伟大的学者伏尔泰，有时不择手段地利用了人们思想上的空虚，因而经常受到抨击。也许他的手法并不总是那么高明，但是那些因他而得救的人或许不这么看。
进一步来说，就象检验布了要通过品尝一样，对象伏尔泰这样的人的成功或失败也应该根据他究竟为他的同胞们做了些什么贡献来评定，而不是他所喜欢的衣服、玩笑或糊墙纸。
这个奇怪的人有一天忽然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便说：“我没有王权又有什么关系？我有一支笔。”他对了。他有一支笔。他有许多支笔。他是鹅的天敌，因为他使用的鹅毛笔比二十多个一般作家用的还要多。他属于文学巨人那一类人，他们都孤独一人，在最可怕的逆境中写的文章也和作家协会所有的作家总数写的一样多。他在肮脏的乡下客栈里伏案疾书。他在冰冷孤独的乡下客房里创作出了无以数计的六韵步诗歌。他的稿纸布满了他在格林威治寄宿的屋子的破地板。他把墨水飞溅到普鲁士王家住宅的地毯上，还用了大量印有巴士底狱监狱长名字的私人信笺。当他还在玩滚铁环和做弹球游戏时，尼农·德·兰克罗曾送给他一笔数目可观的零用钱，让他“买一些书”，八十年后在同一个巴黎，我们听见他说要买一本大页纸和散装咖啡，以便在无法逃脱的死亡长眠来到之前再写完一部书。
关于他撰写的悲剧、故事、诗歌、哲学以及物理论文，都无需在本书里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加以评论。他的十四行诗并不比同时期的几十个诗人写得好。作为历史学家，他的资料并不可靠，而且乏味得很，他在科学领域的探险也只能达到我们在星期日的报纸上看到的那种水平。
但他是愚蠢、狭隘、固执和残忍的敌人，由于勇敢而坚强，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一九一四年的大战之前。
伏尔泰生活的年代是个走极端的时期，一方面是一个极端自私和腐败过时的宗教、社会和经济制度，另一方面是一大批积极但又过分热忱的青年男女，他们想搞个太平盛世，但完全没有实际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