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医生从帐篷里走出来,围着一条血渍斑斑的围裙,他那两只不大的手也沾满了血,一只手的小指和拇指间夹着一支雪茄(怕弄脏了雪茄)。他抬起头,目光越过受伤的人,四下张望着。显然,他想休息一下,向左向右转了一会儿头,叹了口气,垂下了眼睑。

“这就来。”他回答着医助的话,后者向他指了指安德烈公爵,于是他吩咐把公爵抬进帐篷。

候诊的伤员们纷纷议论起来。

“看来在那个世界也只有贵族老爷好过。”一个伤员说。

安德烈公爵被抬进来,放在一张刚腾出的,医助正在冲洗的桌上。安德烈公爵看不清帐篷里的东西。四周痛苦的呻吟声、他的大腿、肚子和背脊剧烈的疼痛,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所看到的周围的一切,融汇成一个总的印象——赤裸的、血淋淋的人体似乎塞满了这座低矮的帐篷,就像几星期前,在那炎热的八月的一天,在斯摩棱斯克大道上人的肉体填满的一个脏污的水池。是的,这正是那些肉体,那些chairacanon①,那在当时仿佛就预示了眼前的一切景象,这种情形使他感到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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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炮灰。

帐篷里有三张台子。两张已经被占着了,安德烈公爵被放在第三张台子上。有一阵子没人管他,他无意识地看到了另外两张台子上的情形。最近的台子上坐着一个鞑靼人,从扔在旁边的制服看来,大概是一个哥萨克。四个士兵扶着他。一个戴眼镜的医生正在他肌肉发达的栗色背脊上切除什么东西。

“哎哟,哎哟,哎哟!……”鞑靼人猪叫似的喊着,突然昂起高颧骨、翘鼻子、黝黑的脸,龇着雪白的牙,开始挣扎、扭动,发出刺耳的长声尖叫。另一张围着好多人的平台上,平卧着一个大胖子,向后仰着头(他那卷发、发色及头型,安德烈公爵都觉得非常熟悉。)几个医助按住那个人的胸脯,不让他动弹。一条雪白的大粗腿快速不停地、像发疟疾似的抖动着。那个人抽泣着,哽咽着。两个医生——其中一个面色苍白,哆哆嗦嗦的,——默默地在那个人的另一只发红的腿上做着什么。戴眼镜的医生做完了鞑靼人的手术,给他盖上军大衣,擦着手,走到安德烈公爵跟前。

他朝安德烈公爵的脸看了一眼,连忙转过身去。

“给他脱衣服,站着干吗?”他愤愤地对医助们说。

当一个医助卷起袖子,忙着给安德烈公爵解钮扣,脱衣服的时候,安德烈公爵回忆起了自己最早、最遥远的童年。医生低低地弯下身来查看伤势,摸了摸,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他对别人打了个手势。由于腹内的剧痛,安德烈公爵失去了知觉。他醒来时,大腿里的碎骨已被取出,炸开的一块肉被切除,伤口也包扎好了。有人往他脸上洒水。安德烈公爵刚一睁眼,医生就向他俯下身来,默默地在他嘴唇上吻了吻,又匆匆地走开了。

自从经受了那次痛苦以来,安德烈公爵好久不曾有过无上的幸福的感觉了。他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光,尤其是最遥远的童年,那时,有人给他脱衣,把他抱到小床上,保姆唱着催眠曲哄他睡觉,那时,他把头埋在枕头里,他对生活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觉得自己很幸福。——恍惚中,这样的时光甚至不是过去,而是现实。

医生们在安德烈公爵觉得那人的头型很熟悉的伤员周围忙合着,把他扶起来,安慰他。

“给我看看……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传来他那时时被啜泣打断的、惊慌不安的、痛得钻心的呻吟声。听到这呻吟声,安德烈公爵直想哭。不知是为了他无声无息地死去;还是为了他舍不得离开人世;为了那一去不复返的童年的回忆;为了他在受苦,别人也在受苦(那个人在他面前那么悲惨地呻吟)——不管为了什么,他直想哭,流出孩子般的、善良的、几乎是愉快的眼泪。

人们给那个伤员看了看他那条被截去的、沾满血渍的、还穿着靴子的腿。

“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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