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烧十里红
乡村手艺人生存状态素描之二：瓦匠
窑现在是没人烧了。“五一”回家，我专门去瓦场河看了看过去的窑。
瓦场河就是从我家门口流出去的那条小河。因为那一段河早年建有瓦场，便有了这个地名：瓦场河。瓦场河有一口窑。小时候我们经常去那里耍。因为那里，到处是做瓦的泥巴，还有烧瓦的窑。我们可以坐在草棚里，看瓦匠们做瓦。看他们用一根铁丝在一摞泥巴上揭皮一样揭出一块长长的泥片，围在桶子（一种做瓦坯的模具）上，用弯板拍呀拍，然后，那能转动的桶子飞快地旋转，转出一个光滑的泥桶。可以在窑门口，看他们烧窑，烧得窑里通红，砖瓦就像溶金一样发亮，看腾腾地蒸气像云雾一样在窑的上方蒸腾；看烧窑的师傅们把窑口裹着红火食子的灰烬撮出来，烤火，或者烤土豆、红薯吃。
这些景致，对于我们的童年来说，有趣极了。何况烧窑本身还有一些神秘感？
大人们说，烧窑要使“法”，瓦匠们都会“使法”。他们并且列举出很多他们亲眼所见的法术。说某某师傅，遇到有高人架窑（传说中的一种法术，说它可以让火无法燃烧），已经烧了好几天的窑膛竟然暗了，于是他取下挂在窑口的土铳，往窑膛里放了三铳，膛里即刻就亮堂起来了。传得更神的，说功夫很高的人，可以让窑里码得整整齐齐的砖瓦烧着烧着就垮塌下来。说那瓦匠师傅也很了得，眼看烧得发亮的窑里，一壁一壁整齐的瓦，就要塌了，于是身披蓑衣，手提大红公鸡，跳进熊熊大火之中，手几拍，把要倾倒下来的瓦拍整齐了。而且，只见他从窑口出来后，手几拍，嘴里念念几声，于是一个兽医回来了。喊他师傅。说错了。
大抵都是这样的故事。这和其他一些艺人一样，故事给平淡的他们增添了不少神秘色彩。
我从老家出来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建新房的多，因此，窑烧得很红火。我的子承父业的大姐夫，就是一个瓦匠。因为当时要瓦的人多，而且农村又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他干脆在自己家门口筑了一口窑。
而现在，因为村上已经有人开始建砖预结构房子，因为机瓦和一些新型材料的出现，传统的泥瓦不再有市场，烧窑于是就成为一爿逝去的风景。大姐夫门口新筑的那口窑和瓦场河的几口窑都已湮废。
我去瓦场河寻找过去的窑，只见到有个窑口埋没在一丛蒿草之中。如果不是对瓦场河十分熟稔，我想，没有人知道这里曾经建过瓦场。这时候就想，时间过得真快啊，岁月在不经意间，淹没了许多许多了啊。
“榨打十里空，窑烧十里红。”这是大姐夫给我讲烧窑的故事时说的第一句话。就像说书的开篇，用两句诗做说话帽子一样。
他说他们做艺的时候，劝说东家烧窑，见面就说这样的话。这话里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说，您烧窑吧，越烧家运越旺的。
小青瓦粉壁墙堪称鄂西人世世代代理想的居所。但在建国前，住瓦屋的人是不多的。多是草屋（屋顶覆盖麦草、树皮的统称为草屋），因为瓦造价太贵。
瓦是这样烧出来的。先打窑。窑是用砖砌起来的。样子像一个圆坛，有窑门，有三个“囱”，有顶（也指窑上方的通气孔），大小视东家要建多大的房子来定。一般而言，一口窑，可以烧制数万块瓦。打一口窑，要费些时日，行话叫“窑百工”，意思是打一口窑要一百个工。
窑打好了，就开始做瓦。做瓦先要挖土，找那种黏性较好的黄土、大土、白山土，用挖锄一片一片地挖，每片不能厚过半指，然后倒到泥凼里。用牛踩（方言读zao）泥，泥要踩好几遍，直到凼里的泥巴不粘牛蹄子了，泥才踩好了。这时就开始“修堤”，就是把泥巴弄起来，筑成方方正正的泥巴堤，以便做瓦时取用。
应该说，做瓦是很费工夫的，而且也有一些技巧。先从“堤”上取泥，用一根铁丝均匀地从堤上揭下一片大约六七村宽一尺多长一指多厚的泥块，将泥块迅速地围在桶子上，右手持弯板，迅速将泥块拍紧，使其紧贴桶子外部，旋转转盘，使其受力均匀，这样一个圆形的上薄下厚上窄下宽的泥桶子就做成了。把做好的桶子提到一边，把桶子卸下来，待泥桶子一干，手一拍，就变成了四片瓦坯。
瓦坯做好，就是烧窑。烧窑早年一般以木柴为燃料。而且木柴要干，要硬。要多少柴？视其烧的时间长短而定。有的上十天，有的半个月，最长的可以烧一个月。半个月究竟要烧多少柴？大姐夫说，当时，我们给人家做艺的时候，东家请四五个长工，专门砍柴，砍半年。
看看，这是一般人家能承受得了的么？谁有能力供一帮瓦匠住上一年半载，有那么多木柴拿出来烧窑？
因此，建国前，做这门艺的人不多。一个上仓（老家地名：区域大约相当于现今半个乡镇）只有一两个师傅做这。
大姐夫说，大约在1958年左右，烧窑的生意空前的好。因为这期间，巴东一个村的村长，看准了人们对于住瓦屋的向望，请他们去烧窑。
巴东是邻县。但在大姐夫的记忆里，却跟着父亲走了很远很远。留在他记忆深处的是那个地方比家乡要好，那里有一条清清的小河，河里有鱼，有茂密的森林，人们不缺粮吃。他们每餐可以吃得很饱。
他们之所以远走巴东做艺，这是因为当地那个村的村长想出了一个让人们住上瓦屋的主意。村上集体烧窑。把草屋变成瓦屋。
村长的决心是很大的。要大姐夫的父亲算一算，村上各家各户都把草屋换成瓦屋要烧多少窑，大姐夫父亲一算：估计要六口。
其实并不要这么多，一口窑，接连不断地烧下去的话，只要有时间，别说一个村的换瓦，就是一个镇，也没有多大问题。大姐夫父亲之所以这么说，是想多把这边的人弄过去，解决吃饭的问题。村长问：要这么多？大姐夫父亲说，如果你们要在两年内都换上瓦屋的话，就要六口。村长想了一想。那就打六口。我估计，现在生活一好起来，要盖瓦屋的人会多起来。我们要不完，就卖给别人。说不定还能赚一笔。
就是这样，大姐夫这个村上的人，去了很多人在那里烧瓦。而且一烧就是几年。而那个村子，也真应了那句“窑烧十里红”的老话。村里发达起来了。不仅都盖了瓦屋，而且这作为村办窑厂，很是赚了些钱。
烧窑有许多规矩。瓦匠进门时，要与东家订合同，还要讲（谈）好谢师的礼物：如猪头、雄鸡、三升黄豆的豆腐，三升糯米的糍粑等。当然，师傅要这些是以神的名义，说向窑里丢火的时候，要敬老爷（老爷是谁，是祖师爷太上老君吗？还是窑神、土地神？瓦匠们自己也不清楚。）
讲好的东西是不能变的。到丢火的时候，东家就会把豆腐、雄鸡等等背来，上面搭了红布，插了线香。
当然这时候，瓦坯已经都装到窑里去了（称做“装窑”），窑前面堆着山岭似的干枯的柴禾，所有的工匠，东家的家人都聚集在窑门口。这时，东家把豆腐、雄鸡交给了瓦匠，瓦匠便把这些敬神的东西放在窑门口。找来两条板凳或几口砖，把糍粑、豆腐搁上去，把线香点燃。然后杀了雄鸡，把鸡血滴在窑门上。
是不是在做这些的时候，口里还要念些什么，念的些什么？现在已没有人说清楚了。
当然，这敬了神的东西，东家是不能再拿回去自己享用了。这是留给瓦匠师傅的。
应该说，这几乎也是所有工匠的一种智慧，以神的名义向东家揩一点油。这样做有许多合理的成分。能住瓦屋的人本身都是殷实人家（那时，姑娘嫁人，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大三间的瓦房，而且这个标准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拿这么一点东西出来，也不算个啥。其二，瓦匠与别的手工艺人不一样，吃住在窑厂里，餐风宿露，十分辛苦，这样也可以改善改善生活。
当然，更重要的是烧窑本身是一件谁也没有百分之百把握的事。他们需要神给予他们力量和智慧，需要神给予庇佑，让他们长时间的辛勤结出完美的果实。当然，东家也是能够理解，并且可以接受的。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以没有神的参与呢。或许在东家骨子里，还有更大的人生理想寄托于此呢！
——这只是我这么想。实际的情形可能并非如此。大姐夫说，他随父亲去烧窑的时候，曾在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看到父亲把他的徒弟带到一个三岔路口，跪着。嘴里念念有词。他想，那一定是父亲在给他们传艺。
从这里看，他相信他的父亲是笃信所谓的“法术”的。而他自己，却不信这一套。我问他，究竟有不有“架窑”这回事？他说，没有。父亲也没教他什么法术。
而我清楚地记得，一个外地的瓦匠在我们村里烧窑的时候，曾向窑里放过一铳。那是八十年代初期，这可能是鄂西山村第二个盖瓦房的高峰。而和以前不一样的是：因为森林的破坏，烧窑的燃料已由柴改成煤了。
而大姐夫们一直是用柴烧。燃料不同，窑的筑法不一样，烧法也不一样。因此，大姐夫去外地请了一个用煤烧窑的师傅。大姐夫叫他鲁师傅。
鲁师傅来了以后，打窑，大姐夫就做瓦（坯）。队上（那时还有生产队）安排劳力去背煤。到了冬季，窑打好了，坯也做好了。这时就开始烧了。可是烧了六七天，窑里竟然越烧越黑。鲁师傅怀疑是有人搞板眼儿（架窑），问刚才有什么人从这里过（经过）了。有人说，刚才祖璋伯伯从这里过（经过）了。鲁师傅问，是个什么人？有人说，是劁猪佬。劁猪佬，也是很会法术的。特别是这个祖璋伯伯，因为师从一个四川下来的跑劁师傅，传说法术如何了得。鲁师傅一听，命人取了铳和桐油来。鲁师傅把嘴里含了一口桐油，向窑里一喷，即刻砰砰砰向窑里放了三铳。桐油喷进去，火从窑口烧出来，把鲁师傅的胡子烧掉了，脸上也搞花了好几块。
花脸的鲁师傅，我是记得的。有人说他不会法，把自己的胡子就烧了，也有人说是人家太厉害了。不然，窑怎么会三铳就打亮了？
确实如此，鲁师傅放了三铳之后，那黯下去的窑火，真的亮了。
我问大姐夫，你说这是什么道理？
大姐夫说，其实啊，这里有奥妙。这是师傅故意“显板眼儿”的。奥妙在于三个囟上。囟是窑的出气孔，一般是三口线砖大小。烧窑的时候，用放几口砖来控制窑内的燃烧，就是说，开始烧的时候，窑和瓦坯湿气大，火要猛，就把三口砖都揭了。而烧到一定程度，就要放上第二口砖，闭窑的时候，放在第三口。这就有窍了。在没有烧好的时候，放了第二口砖，窑里通气不畅，火就不会烧了。其实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大姐夫还说，早年，他们也这样做过。他们先放铳，然后，装作去看，把踏到囟口上的砖一拿，窑里就又燃旺了。
但他们一般是不这样做的。除非要显功夫，免得受别的手艺人欺负；再么，就是东家太刻薄，待不得他们下力的人，就让他多烧一些柴。
我相信这个解释。
大姐夫是个瓦匠。瓦匠除了烧瓦，还有许多的事情，譬如捡瓦，打灶，粉墙（给墙挂泥，或者用白石灰粉刷），但大姐夫没有去干这些。他觉得，瓦屋越来越少，可能不远的将来，就没有人住了。那么，这碗饭就吃不长久了。于是，他先是买了一个榨面机榨挂面，以后，村上通了电，又买了钢磨，打米机，做一些加工。这样好歹也能赚些钱。但因为村上办加工厂的多，他不得不还弄点别的。我向他了解烧窑的一些事情时，他谈完了，最后说，到底机瓦没得小瓦好。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们烧的小瓦，是上头薄，下头厚，放在屋上，不住下梭（从上往下移动），一块一块地搭在一起，严丝合缝，但机瓦就不行了。虽然便宜，可是遇上大风就麻烦。
从大姐夫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对于他的手艺，还是有点恋恋不舍的。或许还有几分无奈和伤感吧。
2007年8月
◎摇曳的炉火
乡村手艺人生存状态素描之三：铁匠
小时候，队上常常请铁匠来打铁。我们一放学就跑去看。至今仍记得铁匠在这三个地方打铁：天井屋、我们的老屋以及老杨家屋外的席棚。也还记得打铁的景象。
那是一间大屋，里面一口用青石和砖头砌起来的半人高的炉灶，一边连着一一个比木桶还要粗的巨大风箱，炉灶旁边竖着一截短粗结实的木桩，木桩上摆着一只铁砧。打铁的时候，有专门的人拉风箱，以保证炉灶里随时都有较好的火力，有两个体力很好的人帮锤。而铁匠则站在一边，一手里抓着一把长长的铁钳，不时翻动着火中的铁坯，一手握着叫锤（小锤，主要用途是要给帮锤的人指点打击的部位）在需要打击的部位敲着。
这里，只要炉火一烧起来，人即刻就可感觉到一种亢奋和力量。拉风箱的人有节奏地拉动风箱杆，将气流源源不断地灌进炉膛里，让炉膛里的火燃得更旺。炉膛向外喷射着色彩艳丽的火苗，发出嘹亮的呼啸声。铁匠看放在炉火中煅烧的铁块烧得发亮，便用大钳夹起，快速地拿到砧子上，同时，右手抓住叫锤，在上面一敲，帮锤的汉子则把大锤抡起了，准确地敲打在铁匠打击的地方，捶击声起，千万束火花立刻绽放起来，礼花一般耀眼夺目。
开始的几锤都是这样火花四溅，直到火红的铁慢慢黯淡。
在这短暂的打击过程中，我们除了看见火花溅出的优美，还可以看到打铁者那近乎表演的姿态。他们一般不穿上衣，只在面前罩一个被火星烙得满是大窟窿小眼的围腰，这样，他们的颈脖、他的胳膊上的疙瘩般的肌肉都亮在外头，他们的脸上滚着豆大的汗水，炉里的火光照着他们的脸，把他们的脸弄得像是上了彩釉的雕塑；
我们可以听到风箱在拉动中发出的那种似絮叨亦似歌唱的声音，以及铁匠和帮锤者共同演奏出的富有节奏的音乐。铁匠和帮锤者抡着的锤子重量是不一样的，力度也是不一样的，因而声音也不一样。那是“当—砰—当—砰”像鼓点一样的敲击，而节奏亦很快，一声追赶一声似的。打击开始，声音是软的，是小的，让人感觉有一点点绵软，随着铁慢慢变黯，声音也越变越硬，到后来便透着一种清脆。
这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在当时体制下，请铁匠打铁是队长的事，打铁的地方也是队上安排的。因为当时土地都是集体的。虽然劳动的工具都是私人准备，但请铁匠实则是一件大事，某个农户要请铁匠到家里来打铁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铁匠的工具体积大，打铁需要很大的地方。
铁匠的工具主要有：风箱、砧子、大锤、小锤、钳子（不同规格）、剪子、宰子（一种切割工具）等。风箱是木质的，约有三尺长，一尺多的直径，主要用作给炉膛里鼓风，让炉碳充分燃烧。砧子是铁质的，似一个木斗，一侧有一个锥体，这是铁匠打制器物的平台。
乡村人家一般有这么一些铁器：锄头（大小挖锄、怀锄、羊角锄）、刀（菜刀、弯刀、镰刀）、斧头、钉耙、搪耙、锥子、剪子等。这些铁器，绝大多数是生产的工具，坏得快，因此每过一两年，队长就须把铁匠请来，给每家每户打制或者修理农具。
一眨眼二十多年了。自从上学、工作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打铁。我问父亲和大姐夫他们，现在还有没有铁匠来村上打铁，大姐夫告诉我说，自从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铁匠再也没有到村上来打过铁了，而是自己开铺子。农户要打制什么工具，就去铺里去订制。
听说我想写铁匠，大姐夫立刻讲起铁匠来。
相对于其他的行当，打铁首先要劳力好。俗话“打铁还须本身硬”，原就是说铁匠身体要好，要有足够的体力。
铁匠的力气主要用在打锤上。这是需要观察力也需要体力的。他举着叫锤，敲打着红红的铁器坯时，自己是不可能只轻轻点一下的。他想让帮锤的使力锤打时，他自己也得用力锤打；他轻下来时，帮锤的也会轻下来。因此，在力度上，叫锤的和帮锤的也是协调的。也就是说，铁匠每时每刻都是既要用心，又要劳力的。而且，铁匠一直站在熊熊燃烧的铁炉跟前炙烤，须臾不能离开，没有强健的体魄，怎么行？
打铁需要消耗很大的体力。正因为如此，铁匠到农户家里打铁时，往往会受到更多的尊敬。农家要打铁，一般会做腊肉、糍粑等有营养、耐饿的食品让铁匠食用。
铁匠的技艺，主要体现在“火色”、“煮火”等方面。所谓“火色”，是指器具锋利、坚实程度的。譬如说刀，能吹毛断发，这就是火色很好了。而对于锄头来讲，没有火色，挖地的时候，锄尖就会上卷。
火色好坏，取决于器具刃口上粘的钢和淬火的技巧。打铁一般是这样一个过程，先用铁打制出器物的形状，然后，再在器物的关键位置粘上一截钢。钢是铁和碳的合金，硬度比铁要大，一般的家具，无论是刀，还是锄，要添钢，只有添了钢的器具才有硬度，才锋利耐用。但添钢是要技术的。先要按照大小形状取材，然后放在炉中煅烧，使之变软后粘在器具刃口上。铁烧红后，会生出一些铁渣，粘钢过程中，要把铁渣都捶打出来，不能让铁渣混在里面。如果混在里面，那个地方就会脱壳、裂口。
钢粘好了，还要淬火。淬火是把打好的铁器烧到一定程度时，再放入水中冷却。这里，铁器烧到什么程度最重要，如果达不到火候，火色就不好，烧化了，铁质的那一部分就会变形。所以掌握火候十分关键。这全靠铁匠的经验。
“煮火”是一种焊接方法。一般的铁器，都有一个联结木柄的接口，这个接口，俗称为“裤子”，如刀斗刀把的地方，钉耙斗木柄的地方等。制作裤子要把一个扇形的或是长条形的铁片弯卷成一个圆形，接口那儿就要煮火。
煮火是铁匠运用广泛的工艺。除了打制新器具要用，整修旧器具也常用到。整修旧器具一般也是“裤子”开口了，要么是羊角锄、钉耙断了一根齿等等，都需要通过煮火来维修好。
铁匠尊太上老君为祖师爷，因此，正月初九不开工。因为这一天，是太上老君的生日。如果这一天动了家伙，会冒犯师尊。传说某铁匠因为在这一天打铁，火星喷溅出来，把他双眼都弄瞎了。
是不是有这样的巧合，并不重要。但打铁损坏眼睛却是事实。因为眼睛一直在受着烟熏火炙，而且大部分时间要一直盯着熊熊炉火和明亮的铁器。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铁匠上门打铁的事就没有了。铁匠们开了铁匠铺，人们要打制工具就到铁匠铺去。这时，铁匠这个行业顿时变得吃香起来。我的两个远方表哥打铁发家，顿时成为当地勤劳致富典型。
但好景却不长，因为：像镰刀、火钳、菜刀、甚至挖锄等等一些农具，商店里都有卖的了，而且价格十分便宜。譬如发镰，镰刀在鄂西一带特指一种割谷割麦的镰刀，形状与弯刀相同，刀身比弯刀略窄，刃口是用错错出来的，不能用磨刀石磨。这种镰刀叫做发镰。铁匠打一把发镰，至少要半个工，半个工只说工价，现在至少是十五元以上。而在市面上，一把发镰，只要两块钱，因此，现在几乎没人打发镰了，而主要是买。
乡人们怕麻烦，不再去铁匠铺去打铁，而是去供销社买一些铁质农具了。
铁匠的生意渐渐冷清下来。
我们家住的上仓那一片（大约有十几个自然村，一度时间曾做过公社），原来少说有十几个铁匠，可现在只一至二个了。一位名叫唐家明的铁匠就住在河下一个叫做温泉池的地方，我去了两次，没有见到他。他老婆朱永林说，他出坡去了。因为天道（天气）好，他必须去做田里的活。
这话告诉我，唐家明打铁现在只能算是业余的了，而主业应该是种地了。
我问朱永林唐家明为什么不一门心思打铁呢？朱永林说，现在打铁赚不到钱，养不活人，主要是燃料贵了，打铁要好煤，一吨“好块子”（块煤）要600多块钱；还有就是请人帮锤，工钱也高，请个人帮锤，一天要40块，还要供吃缴。算下来，打一天铁，只和给别人做小工差不多。
朱永林说着把我带到楼下的打铁铺里，看了一看。
第二次，我去，因为小孩生病，他带小孩去打点滴去了，又没见着。
因见不着唐家明，回到县城，我在城郊的郑家花园找到了打铁的徐龙。
徐龙的一支腿瘸了，走起路来有点跛。一见面，我脑子里就想起了那句“打铁还须本身硬”的话，有些奇怪，为什么他一个跛子竟然要以打铁为生？
一了解才知道，他父亲是个老铁匠，而他原本就在镇上的铁业社里做事。因为铁业社垮了，他们下岗时，单位按照工龄给每个人算补贴，他没要补贴，而要了铁业社的一架气锤。
他的腿是六岁时被炸弹炸了——父亲准备炸狐狸的炸弹，藏在衣柜里，兄弟两个饿，想找点吃的，把炸弹找出来了，以为是什么零食，准备吃，所幸比他大一点的哥哥认出了这是炸弹，一巴掌打落了他手中的炸弹。炸弹在他腿上爆炸了，因此他的腿也残疾了。
这当然是闲话。
徐龙下岗后，凭着一架气锤和自己的聪明办了一家铁匠铺。
在徐龙的铺子里，我看到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铁匠铺了。他使用了汽锤、鼓风机、电焊枪。
这些新工具的出现，使打铁具有了几份现代感，同时，传统的上门作业方式、多个人配合一起作业的方式等等也发生了改变，人体的劳动消耗减少了，效益也提高了。
各个过程变得更加简单。把鼓风机一开，炉膛的火烧旺起来，一块铁一会儿就烧红了，然后用铁钳夹起，放入汽锤下面打击，只要脚触动开关，便可控制打击的节奏和力度。
我就在汽锤有力浑厚的“砰砰”声中，和徐龙进行了如下的交谈。
问：现在主要打制什么铁器？
答：农具厂破产的时候，正值移民搬迁，有很多单位建铁围栏，围栏上面需要卫矛，买不到，我就开始给他们打卫矛。搬迁结束以后，三峡库岸治理部门要挖石头，需要大量的十字镐，我就打十字镐。现在，文物部门整修老建筑，需要过去那种门环门镣，我就打这些东西。
这就是说，徐龙这个铁匠，实际上已经不是打制乡村农具的铁匠了。他打制的主要是城市建设所需要的工具。这不能不使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这些东西的需求是有限的。一旦这些建设竣工，可能再没有人光顾他的打铁铺。
我问他以后怎么办，他说，那时就再去找别的活干吧。
我从徐龙的话里听出了一点无奈。
200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