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的整个晚上和第二天早晨我都是在精神沮丧的麻木状态中度过的。我记得我打算用功读书了，开始看卡依达诺夫的教科书，这本著名的教科书那排得很稀疏的每一页、每一行字只是白白地在我眼前闪过，“恺撒以作战勇敢著称”这一句我接连念了十遍，可我却一点儿也不懂得这句话的意思，于是就把书放下了。吃饭前，我又在头发上抹了油，再穿上常礼服，系上了领结。
“这是为什么？”母亲问道。“你还不是一个大学生呢，天晓得，你能不能考取？不是早已给你做了一件短上衣吗？可别把它丢在一边。”
“有客人要来，”我几乎失望地嘟哝着。
“真是胡说八道！这是些什么客人！”
我只好服从。于是脱去常礼服，换上了短上衣，但没有拿下领结。在午饭前半小时，公爵夫人带着女儿来了；这位老妇人在我已经见过的那个绿色连衫裙外面披上了一条黄色披巾，戴了一顶饰着火红色带子的旧式帽子。她马上就谈起自己的期票来了，还唉声叹气，抱怨着自己的贫穷，并且“苦苦哀求”，但一点儿也不觉得害羞：她仍然不拘小节地大声嗅着鼻烟盒，还是那么随便地在椅子上转来转去，坐不安定。她似乎没有想到自己是个公爵夫人。可是齐娜依达的举止却很严肃，几乎很傲慢，十足是个公爵小姐的派头。她脸上露出了冷若冰霜、庄重自尊的神情——我都不认识她了，觉得她的目光、她的笑容都很陌生，虽然她以新的姿态出现，在我看来还是非常妩媚动人的。她身上穿一件透明的、带淡蓝色花纹的薄纱连衫裙；她的头发照英国的式样梳成了一绺绺长卷儿，沿着两颊往下垂着：这种发式跟她那冷若冰霜的神情倒是很相称的。吃饭时，我父亲就坐在她旁边，并以他所特有的大方而镇静的、彬彬有礼的态度招待着自己的邻居。他有时瞅她几下——她也不时地望望他，但目光那么古怪、几乎含有敌意。他们用法语交谈着；我记得，齐娜依达的纯正发音简直使我感到惊讶。公爵夫人在用餐时仍然无拘无束，大吃大喝，盛赞菜肴的鲜美可口。母亲显然对她厌烦透了，带着一种郁闷而轻蔑的态度应付着她；父亲有时稍微皱几下眉头。母亲对齐娜依达也没有好感。
“这是个多么傲慢的女人，”第二天她说。“请想一想——
她有什么可骄傲的——avecsaminedegrisette。”“你大概没有见过格里泽吧，”父亲对她说。
“那要谢天谢地！”
“当然要谢天谢地……不过你怎么可能给她们下断语呢？”
齐娜依达压根儿不理我。饭后不久公爵夫人就告辞了。
“我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大力帮助，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和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她拖长着声调对我父母说。“又有什么办法呢！好日子是有过的，但是已经过去了。虽然我是个公爵夫人，”她带着不愉快的笑声补了一句，“如果没有吃的，爵位又有什么用！”
父亲毕恭毕敬地向她行了礼，送她到前室门口。我穿着自己那件太短的上衣站在那里，眼睛望着地板，仿佛是个被判处死刑的囚犯。齐娜依达不理我，使我十分沮丧。但我大吃一惊的是当她打我身边走过时，眼睛里流露出以前那种亲切的神情，并急促地对我低声说：
“八点钟请到我们那儿去，听见没有，一定要……”我只是把两手一摊，而她把白头巾披在头上，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