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已经十六岁了。事情发生在一八三三年夏天。
我与父母同住在莫斯科。他们在卡鲁日门附近的涅斯库奇内公园对面租了一座别墅。我准备考大学，可我不很用功，还是优哉游哉过日子。
谁也不管束我。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尤其是我的最后一个法国家庭教师离去以后，他一想到自己竟会像颗炸弹似的贸然闯进了俄国，心里总是很难过，整天价脸上露出怨恨的神色躺在床上。父亲对待我很亲切，但并不关心；母亲对我几乎毫不过问，虽然她只有我这么一个孩子，因为其他要操心的事太多，把她吞没了。我父亲还很年轻，而且风度翩翩、十分英俊，只是为了经济利益才跟母亲结了婚；她比他大十岁。我母亲过着痛苦的日子：她经常激动、妒忌、生气——不过那是在父亲不在场的时候，她很怕他，他严厉、冷淡、难以接近……我没有见过比他更镇定自若、更自信和专横的人了。
我永远忘不了我在别墅里度过的头几个星期。天气非常好；我们是五月九日，即圣·尼古拉节那一天从城里搬来的。
我常常散步——有时在我们别墅的花园里，有时在涅斯库奇内公园里，有时在郊外；我随身带着一本书，例如，卡依达诺夫的历史教科书，但难得把它打开；而更多的是朗诵诗歌，我背熟了好多首诗；血在我体内翻腾着，我的心发闷——
闷得甜滋滋的，真是滑稽可笑；我总是期待着，又似乎有所畏惧，对一切都惊讶不已，并且作好了准备；我浮想联翩，我的想象力环绕着一些同样的形象驰骋着，就象黎明时雨燕绕着钟楼盘旋一样；我时常陷入沉思，心里发愁，甚至哭了；可是在那有时被悦耳动听的诗句、有时被黄昏的美景激起的我的眼泪和忧伤中，我那开始沸腾的青春的欢乐心情，却像春天的小草那样破土而出了。
我有一匹坐骑。我常常亲自给它套上鞍子，骑着它独个儿到一个较远的地方去，我纵马驰骋，自以为是个比武的骑士（风在我的耳边号叫得多么欢快！），或者翘首仰望天空，把那明媚的阳光和蓝天摄入了打开着的心灵。
我记得，女人的形象、以对女性的爱情的幻想，那时几乎还从来没有以一定的模式在我的脑海里出现过。但是一种对新奇的、难以形容的甜蜜的女性特征……似懂非懂的、羞涩的预感却潜藏在我所想过的和我所感觉到的一切之中了。
这种预感、这种期待渗透了我的身心；我呼吸它，让它在我的血管里，在每一滴血液里翻腾着……它注定很快就会实现的。
我们的别墅是某个贵族地主的一所有圆柱的木房子，两边有低矮的小厢房。左边小厢房是一家制造廉价糊壁纸的小工场，我到那儿去看过不止一次了。十来个瘦弱的、头发蓬乱、穿着油迹斑斑的长褂、面容枯黄的男孩不时地跳到木杠杆上去压一部印刷机的矩形板，就这样，他们用自己瘦小的躯体的重量压印出糊壁纸上各种各样的花纹。右边小厢房空关着，准备出租。有一天——五月九日那一天以后又过了约莫三个星期——这间小厢房的百叶窗忽然全都打开了，窗口出现了女人们的脸蛋——有一户人家搬进来了。我记得当天吃午饭的时候，母亲问管家，我们的新邻居是何等样人，一听到是个姓扎谢金的公爵夫人，母亲开头不无一些敬意地低声说：“啊！公爵夫人……”接着补了一句：“大概是个穷夫人吧。”
“坐三辆出租马车来的，”管家恭敬地端上菜盘时说，“他们没有自备马车，家具也极简单。”
“是呀，”母亲答道，“不过有个邻居到底好些。”
父亲冷冷地瞥了她一眼，她不作声了。
的确，扎谢金娜公爵夫人不可能是个有钱的女人，因为她所租赁的那间小厢房是那么破旧，又小又矮，稍微有些钱的人都不愿意住这样的房子。不过我当时把这些话当作耳边风，并不在意。公爵的封号对我不起什么作用，因为不久前我读过席勒的作品《强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