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和历史的发展成为抚平战争伤口的良药，同时世界格局被打破之后有了新的变化，更以一种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欧洲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角，东方阵营的确立，也使得欧洲成为西方世界一个关注点。哪怕兴起的美洲，那也只不过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成分。
鲁尔危机
1923年1月11日，大批法国和比利时军队突然潮水般涌入德国鲁尔区，只见他们刚刚驻扎下俩，就三下五除而，强硬而迅速地接管了这里的矿山、企业和铁路，并开始将这里的煤、铁、钢材源源不断地运往法国和比利时。在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鲁尔区的居民们一直在法、比联军的监视和奴役下生活……这就是上世纪20年代初期围绕德国赔款问题而发生的国际军事政治事件——“鲁尔危机”。
一战后的德国赔款问题是悬而未决的复杂的国际问题。根据巴黎合约规定，1920年成立了以法国代表为主席，由英、法、意、比代表组成的赔款委员会，具体解决德国赔款总额和分配比例问题。期间，法国处于领导和支配地位。在法国的提议下，协约国还达成协议：如果德国不支付赔款，协约国可酌情采取制裁措施。
1921年4月，在赔款委员会伦敦会议上，确定了德国的赔款总额为1320亿金马克（包括德国于1921年5月1日前尚未支付的120亿）。5月，委员会向德国递交了支付赔款的时间表和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每年支付20亿金马克及其出口商品值的26，并且在当年的5月底前必须交付1921年的10亿金马克，如果逾期得不到满意答复，协约国将采取军事行动。
德国在赔款问题上一直采取“履行它，就是要证明它无法履行”的策略，利用战胜国之间的矛盾，消极抵抗。到1921年8月，德国在支付了前期的几项赔款之后，便试图采取拖延政策。1922年，德国以财政危机为理由，要求延期支付其余款项。英国基于其战后欧洲政策的考虑，同意德国的要求，提议削减德国赔款总数并延长付款期限，但遭到法国的坚决反对。这样，在赔款问题上，不仅英、法之间的分歧加剧，而且德、法矛盾也迅速激化。于是，我有赔款主动权的法国决定对德国采取强硬行动。
1923年1月11日，法国不顾英、美等国的反对，以德国不履行赔款义务为借口，联合比利时，出动10万军队开进德国，占领了德国的鲁尔工业区。
针对法国的军事占领，德国强化了它的“消极抵抗”政策，宣布停付一切赔款计划，下令企业一律停工，企业主的损失由国家补偿，失业工人由国家救济。作为对德国“消极抵抗”政策的反应，法国则进一步加大了占领的力度，一方面扩大了占领区域，加强了军事管制；另一方面强行接管了鲁尔区的所有矿山、企业和铁路，并设置关卡，征收关税等。
“鲁尔危机”和德国的“消极抵抗”政策，给德国和法国带来严重影响。首先，鲁尔及德国的经济遭到严重打击。鲁尔是德国的冶金重工业中心，这里生产的煤、生铁和钢产量占德国年生产的80以上。危机发生后，鲁尔及德国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失业工人激增，通货膨胀惊人。首都柏林等城市的工人开始举行总罢工，造成德国政局的动荡不安。同时，法国不仅没有通过占领鲁尔达到索取赔款的目的，反而给自己带来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与麻烦。占领鲁尔期间，法国支付了超过10亿法郎的占领费，而从鲁尔运出的煤、铁的价值却远远不能抵偿这笔开支。由于德国对危机的“抵制”，法国的煤炭等燃料供应产生严重困难，使其工业生产和社会经济遭到严重损害。更为严重的是，法国的冒险行为遭到国际舆论的一致谴责，招致来自英、美的巨大压力。
英、美两国意识到，法国的强硬行为，不仅无法使德国偿付赔款，反而会造成德国经济的崩溃，甚至引发国内的革命。于是，他们纷纷发出照会，以强硬的措辞向法、德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做出让步，以尽快结束危机。英国要求法国必须回复鲁尔占领前的状况，否则将不会在赔款问题上继续支持法国。英、美还联手采取经济手段，在金融市场抛售法郎，造成法郎贬值和法国财政形势的恶化。同时英国要求德国立即取消“消极抵抗”，接受美国在1922年就提出的建议，即通过召开国际专家委员会来讨论解决赔款问题。
鲁尔危机带来的严重政治、经济影响，以及英、美施加的巨大压力，使德、法两国都难以继续坚持原有的政策。德国政府于当年9月被迫宣布停止“消极抵抗”。法国在骑虎难下之际，不得不统一接受英、美关于重审赔款问题的建议，由此丧失了在德国赔款问题上的主动权。
意大利法西斯党
提到意大利法西斯党，不能不提到墨索里尼。他于1883年7月29日出生在意大利普雷达皮奥省的一个普通家庭里。父亲是铁匠，也是早期意大利社会党的一名成员；母亲是农村的一位小学教员。
墨索里尼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得非常骄横，打架是他的家常便饭。他不仅和同学、邻居打架，还与教员打架，甚至有的时候还动手。由于他的这种表现，曾被学校开除过。十四岁的时候，通过关系，墨索里尼被送到福林波波利的师范学校学习，六年后毕业。他不甘于只做一名普通的教员，在家乡教了一年书之后便离开了，他先后到瑞士、奥地利等国游荡。。
受父亲的影响下，墨索里尼也加入了社会党。不久，他就崭露头角。1912年，他担任了社会党的机关报——《前进报》的总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墨索里尼非常高兴，积极鼓动意大利参加意大利参加英、法阵营对德作战。这一行为，惹恼了社会党，这一初衷也是有悖社会党的立场的，所以他被社会党开除。
1915年，意大利参加到一战之中，墨索里尼积极参加，应征入伍，但在1917年的一次地雷爆炸中，他身负重伤，先后做了27次手术，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只好退伍。墨索里尼的从军梦想破灭。
1919年3月，墨索里尼在米兰组织了一个150人的“战斗的法西斯党”，在当时引起轰动。他们的宗旨是“用军队的组织，组成一个革命团体，恢复意大利固有的国性，铲除赤化势力”。一战之后，意大利经济形势恶化，各种矛盾丛生，在这种混乱的时期，法西斯势力趁虚而入。为了夺取政权，墨索里尼大费周折，他把法西斯党渲染成是一个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全民党，笼络人心。除此之外，他还处处夸下海口，给各派的人许诺。向工人保证，将给他们工厂；向农民许诺，将平均分配土地；向军队许诺，将增加军费，扩充陆海空军；向资本家许诺，将对外扩张，取占广大殖民地，武力开拓海外市场。他骗过了所有的人。他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这一点，可以从大选中的票数可以看出来。在1919年的大选中，法西斯党只得到了4000张票，结果两年后一下子增到17．8万张。这真的让人难以置信。截止到1922年底，法西斯武装党徒已经发展成50万人。他们到处为非作歹，谋杀、绑架、纵火。他们没有不做的。但墨索里尼狡辩，说这是政治对手嫁祸自己的。为了恢复自己的清白，他强烈要求政府恢复秩序。
1922年8月，意大利发生了全国性政治罢工，全国处于混乱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墨索里尼浑水摸鱼，趁机夺取了米兰、波伦亚和北意大利许多大城市，。随着自己实力的壮大，墨索里尼还把全国各地的法西斯党徒统编为四个建制完整的军团，伺机准备夺取政权。
1922年10月28日，墨索里尼在米兰发出命令，法西斯党徒向首都罗马进军，准备不浪费一枪一炮，“和平”占领罗马。意大利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这时也没有办法制止法西斯党徒，只好下令解散意大利政府，任命墨索里尼为政府首相。在30日，墨索里尼登上了意大利首相的宝座。从此意大利开始了法西斯统治。
国会纵火案
1933年2月27日的晚上，喧闹繁忙了一天的德国首都柏林的街道逐渐安静下来。没想到，火光冲天，浓烟滚滚，这是怎么回事？只听见人们高呼“国会起火了！”这时人声鼎沸，一片混乱。
怎么会有人放火？谁敢放国会的火？
就在国会大厦着火没有多长的时间，德国国会议长戈林认为这肯定是共产党所为，目的就是反对新政府。他让新任的秘密警察头子逮捕那些共产党人，对待他们决不能心慈手软。
当晚，德国政府就发表了紧急通告，宣布是共产党人放火烧了国会大厦，并生成纳粹冲锋队在现场抓到一个名叫卢勃的荷兰“共产党员”，他就是“纵火犯”。
第二天，纳粹党按照早已经拟定好的名单开始了大搜捕。同时，希特勒还颁布了紧急法令，勒令解散除法西斯党以外的一切政党，取缔工会及一切结社、集会自由。
顿时，盖世太保在德国各地肆意横行，到处抓人，杀人。全国上下处于一片恐怖状态。德国共产党人恩斯台尔曼和1.8万明共产党员先后被捕入狱。连正在德国的共产国际领导人，保加利亚共产党主席席格·季米特洛夫和另外两名保共活动家也受到了逮捕。
1933年9月，纳粹分子宣布在莱比锡法庭公开审理此案。季米特洛夫决定自己为自己进行政治辩护，与法西斯分子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戳穿他们的阴谋。开庭第三天，轮到季米特洛夫出庭。她说：“不错，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不是一个恐怖主义冒险家，不是阴谋家，不是政变的组织者，也不是纵火者……”实际上着火那天，季米特洛夫根本不在柏林。法庭庭长听着这位政治宣传家的长篇演讲，觉得他似乎接替了自己的职务，便慌忙打断季米特洛夫，拉出了所谓的“纵火犯”卢勃，问道：“你跟纵火犯是什么关系？你们是怎样密谋的？”
季米特洛夫转身，两眼炯炯有神地盯着卢勃说：“你当着大家的面说明，你什么时候见过我？又是什么时候认识我的？”
“我不认识你，也没见过你。”卢勃答道。
季米特洛夫朗声说道：“问题无疑是很清楚的。在这场审判中，卢勃只不过是个木偶，可怜的木偶被送交法庭，而操纵者早就逃之夭夭。作为一个无辜的被告，尤其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共产国际成员，我对立即彻底查清国会纵火案，捉拿真正的元凶，是很感兴趣的。”
庭长眼看季米特洛夫又把审判引向追查幕后策划者，便立即打断他并进行威胁。季米特洛夫一点也没有畏惧，而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对法西斯分子来说最致命的问题：“纵火者不是通往国会的暖气通道进去的吗？”庭长失去了控制，吼叫起来：“这个问题不准讨论。”随即宣布休庭。
接着就是戈林出庭。季米特洛夫在一连串锋利的反诘中，很轻易得就使戈林凶相毕露。戈林理屈词穷，大声得向他咆哮：“滚出去，你这个混蛋！”法官叫人把季米特洛夫带先去。
法庭随后的几次审判，也都以失败而告终。无奈之下，莱比锡法庭终于被迫无罪释放季米特洛夫等四人，以判处卢勃死刑草草了事。
后来通过调查，纵火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原来这完全是德国纳粹党精心策划的阴谋。按照事先的计划，纳粹党柏林冲锋队队长带领部下，从戈林的议长府通过波轮国会大厦的一条地下暖气管通道，钻进国会大厦，用汽油和易燃化学品引燃大厦后，又从原路回到戈林的议长府。同时，纳粹冲锋队找到了对防火有癖好的荷兰人卢勃，让他再放了几把火。
希特勒利用“国会纵火案”控制全国的目的是暂时达到了。此后，德国开始了公开的战争准备。整个欧洲都笼罩在紧张不安的气氛中。
慕尼黑阴谋
1938年9月13日午夜时分，英国伦敦唐宁街十号官邸灯火通明，首相张伯伦焦躁难眠。他正在迫不及待得给德国元首希特勒发一封佳绩电报：“由于局势越来越严重，我有意前来看你，以寻求和平解决的办法。我想乘飞机前来，并准备明天动身……”15日，张伯伦兼程赶路，生平第一次乘坐7小时飞机，匆匆来到慕尼黑，又转乘数小时火车、汽车来到贝斯加登拜见希特勒。
是什么“局势”严重到使堂堂英国首相如此局促不安？又是什么让张伯伦冒险乘坐飞机赶往慕尼黑？原来，这里正在酝酿和制造着一个大的阴谋。
1938年是法西斯德国明火执仗加紧对外扩张的一年。3月，德国一弹未发，兵不血刃就吞并了奥地利；紧接着又盯住了下一个侵略目标——捷克斯洛伐克。
德、捷边境的捷克苏台德区是个多名族聚居区，其中有300多万日耳曼人。为实现侵略目的，希特勒一方面在这里煽动“脱离捷克”的“民族自治”，并声言要为捷克境内的日耳曼人“伸张正义”；一方面大规模向德、捷边境调集军队，制定具体的作战计划，准备“扫荡捷克”。而捷克政府也不愿意轻易被人宰割，开始进行战争动员，加强边界兵力部署。德、捷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骤然紧张的时局，急坏了英、法领导人，特别是英国首相张伯伦。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在英、法保护下恢复了主权，同英、法签订了互助同盟条约，所以如果德、捷开战，按照条约规定，英、法必然被卷入毡帐，使战火向西欧蔓延，危及他们的利益。于是，张伯伦非常急迫想调和。
本来，希特勒对侵占捷克问题是心中没底的。因为当时德国受军力限制，对进攻捷克的准备不足，而冒险对捷佣兵的计划也遭到德国总参谋部的反对。特别是，希特勒担心如果英、法执意支持捷克，德国的如意算盘就要落空。现在眼看张伯伦登门说和，希望“和平解决”，希特勒不禁大喜过望，尽情敲诈他们的机会来了！
谈判在一间密室中秘密进行。希特勒先是摆了一通德国对国家和平、对德英亲善所作的贡献，然后就采取威胁的办法，说德国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彻底解决捷克，并且问英国是否愿意将苏台德区割让。张伯伦认为只要成交的价钱可以，是可以商量的。希特勒知道自己的胜算又多了几分。
张伯伦与希特勒达成割让苏台德区之后，又连夜飞回伦敦。他与法国一起对捷克施加压力，希望捷克以大局为重，以割让苏台德去换取“和平”和英、法两国的安全。对德国强行割占领土的要求，捷克政府开始表示拒绝，他们深知，如果割让了苏台德区，整个捷克国家将无法保全。然而，英法不但不听捷克的一件，反而威胁捷克：如果拒绝割让苏台德区，将来德、捷再有事端，英、法将不再履行协防义务。在英、法的压力之下，捷克政府不得不屈从让步，同意割让领土。
1938年9月29日，在德国的慕尼黑召开了有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达拉第参加的德、意、英、法四国首脑会议，正式签署协议，在没有当事国代表在场的情况下，决定把捷克的苏台德区“转让”给德国。这就是二战前臭名远扬的“慕尼黑会议”和《慕尼黑协定》。
在慕尼黑会议上，希特勒郑重声称，苏台德区是他对西方最后一次领土要求。张伯伦对此深信不疑。他在回到伦敦后曾兴高采烈地表示，他从德国带回来“时代的和平”。然而，张伯伦太天真了，现实和他开了一个大的玩笑。
马德里的枪声
1937年2月6日拂晓，寂静的西班牙雅拉玛山谷被“隆隆’”的炮声和“轰轰”的飞机马达声惊醒。杀气腾腾的佛朗哥叛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直扑山口，向马德里发起了第三次疯狂的进攻。
西班牙人民军和国际纵队的战士们愤怒了。他们端着机枪吼叫着，手榴弹像长了眼睛似的直扑敌人。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和滚木；给养用完了，就用野草和树皮代替。几天之中他们打退了上万敌人数十次冲锋。
这就是西班牙内战时期，马德里保卫战中最危险、最激烈的雅拉玛山谷的战斗。
故事可以追溯到一年前的西班牙国会选举，由共产党、社会党和左派进步力量组成的人民阵线取得了胜利。接着，成立了以左翼共和当人为首的共和国政府。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进步政策，这些措施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欢迎，却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恐惧和憎恨。于是，1936年7月，以弗朗哥为首的法西斯分子在德、意法西斯的支持下，悍然发动叛乱。
内战初期，由于佛朗哥叛军装备精良，给养充足，很快占领了南部的大片土地。不久，德、意军队登陆西班牙，与佛朗哥叛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直逼首都马德里。
新生的共和国已经处在危险的境地。“保卫马德里！”“保卫人民共和国！”一时成为马德里人民的普遍心愿。
与此同时，全世界进步人士、进步力量纷纷向西班牙人民伸出援助之手。战争爆发还不到一个月，就有来自全世界54个国家3万多名优秀的反法西斯民主人士，不顾本国政府的阻扰和迫害，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躲过法国边防警察的搜捕，突破了海上封锁线，从不同的途径陆续进入到西班牙边境。他们沿途目睹西班牙的种种暴行，满腔愤怒，一分田勇，立即着手组织“国际纵队”，与西班牙人民并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国际纵队的志愿军战士在入伍的时候，都要在一份誓言书上签名，誓言书的结尾写道：“我自愿来到这里，为了拯救西班牙和全世界的自由，如果需要，我将献出最后一滴血！”
1936年11月8日，马德里街头响起了用法语、英语、德语等不同语种演唱的《国际歌》。支援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第一支国际纵队——第十一旅来到马德里。此时正是佛朗哥进攻最猖狂，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他们顾不上休整，直接投入了战斗。在连续一个多月的艰苦战斗中，他们和西班牙人民军只能在断壁残垣的掩体里睡觉，在硝烟弥漫的掩体里就餐。战士们衣衫褴褛，脸上乌黑，许多人的头发、胡子都被战火烧焦了。
在国际纵队的有力支援下，西班牙人民军和马德里市民同仇敌忾，英勇奋战，终于顶住了叛军对马德里城市的正面进攻，打破了佛朗哥军最精锐的外籍部队不可战胜的神话。国际纵队进入马德里后一个月，佛朗哥叛军不得不放弃了正面夺取马德里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