曙光初现―文艺复兴
公元476年，不可一世的西罗马帝国灭亡了。从此，欧洲历史进入中世纪时期。在这段时期，许多古老的城市已经化为废墟，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不复存在。可以说，中世纪的文化经历了一个黑暗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文化和艺术由于封建主义思想的严重阻隔，而发展缓慢，基督教更是变成钳制一切进步思想的侩子手，《圣经》成为金科玉律。为了树立其权威，教会总是想尽办法让哲学、科学、文学成为神学的附庸，并且把古代文化当做异端横加摧残。僧侣们在宣传教义、崇奉上帝的名义下和幌子下，捣毁了许多古代建筑、雕刻，焚烧了很多书籍。不仅仅如此，还在思想上毒害人们，大肆鼓吹来世主义、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在教会和封建制度双重枷锁下，思想遭到扼杀。反抗教会，违背教义，甚至对知识的探索都会被认为是亵渎神灵，甚至还会受到教会法庭的审判、制裁，会被施予刑罚，乃至死刑。在这种环境下，中世纪的欧洲毫无生气、生机可言。精神生活苦闷，甚至是枯燥，科学文化也极为落后。这也不难理解有人把中世纪比作是一个野蛮的、愚昧的、黑暗的时代。
十四、十五世纪，社会生产的发展使西欧封建社会内部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是农民和城市平民不再任人宰割，而是同封建统治阶级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随着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在意大利北部形成了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甚至在一些城市中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在这里，涌现出了大批的工场主、商人、银行家、高利贷者，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阶级——资产阶级。伴随着他们的产生，还产生了一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不甘心被封建制度束缚，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同时在思想上也要求解除教会的枷锁。这个阶级的产生，如同一颗小石子，投入一潭死水，泛起阵阵涟漪。
此时，已经衰落不堪的拜占廷帝国又雪上加霜，受到了土耳其人的进攻。帝国的都城君士坦丁堡，虽然依旧保存着古希腊文明的风范，但也再劫难逃。拜占庭学者不想古文化这样消失，纷纷携带古希腊文手稿、拉丁文手抄本以及古希腊的艺术珍品逃往意大利，并在那里开办学校，讲授古希腊的哲学、历史和文学。这为欧洲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使得这潭湖水再次掀起阵阵涟漪。
中世纪欧洲的人们从没有听过如此精彩的学术思想，顿时觉得大开眼界，慕名前去听课。一时间意大利掀起研究古典文化的高潮，在社会上兴起了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运动。正如恩格斯所说：“拜占廷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的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艺术繁荣。”
在此学习希腊文化的基础上，资产阶级呼吁恢复古希腊的文化和艺术，反对中世纪的宗教思想。后来，这股潮流又吹遍了法国、德国、西班牙、尼德兰和英国。西欧掀起了汹涌澎湃的“希腊热”浪潮。这就是历史上众所周知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并不是简单的“复兴古典文化”，它是新兴资产阶级扛着复兴希腊罗马文化大旗的旗帜，实际上是反对封建统治和宗教专制的一场新文化运动。它是资产阶级为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障碍，在意识形态领域方面同同封建主义进行的一场斗争。
人文主义者肯定“人”的价值，认为他是现实生活中的创造者和享受者，不必遵循教会的来世观念和禁欲主义，中肯了人有追求财富和幸福的权利。人文主义者要求个性解放，不再禁锢个人才智的发展，提倡冒险精神。为了反对封建主的残酷压迫和不合理的封建等级制度，人文主义者还宣扬仁慈、博爱，提倡友谊、平等。总之，人文主义思想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反映，要求把人的思想、感情、智慧从神学的牢锁中解放出来。因此，他们提倡人性以反对神性，提倡人权以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以反对宗教桎梏。人文主义者的种种主张站在本阶级的立场，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世界观为前提。但他们也同情人民，与平民共同反对封建，但有时又不得不与封建主、教会妥协。在十四至十六世纪之间，人文主义思想给封建思想和文化以很大的冲击，对近代欧洲资产阶级文化的繁荣有着功不可没的贡献。因此，在当时的历史上起到了很大的进步作用，成为冲破“黑暗时代”的一线曙光，为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奠定了基础。
可怜的童子军
地中海地区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人类争夺最激烈、战争发生最频繁的地方之一。耶路撒冷位于地中海东岸巴勒斯坦境内，是基督教的“圣地”。西欧封建主、大商人和罗马天主教会为了争夺耶路撒冷进行了多次远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十字军东征。之所以被称为“十字军”是因为参加十字军的每个人的衣服上都缝有用红布制成的十字。
从1096年到1202年，罗马教皇和西欧封建主们连续组织进行了4次十字军东征，除了留下一个又一个的滔天罪行之外，最终都是以失败而归。此时，十字军东征的“神圣性”开始遭到广大基督教徒和人们的质疑。为了能够占领耶路撒冷，他们开始造谣，说前几次十字军都是由成人组成的，成人罪孽深重，他们无法承担拯救圣地的神圣使命，只有纯洁无暇的儿童才能获得神佑，从穆斯林手中解放“圣地”。
不久，在罗马教皇和封建主们的鼓动之下，出现了两个基督“神童”。一个是法国12岁得牧童斯蒂芬，他自称耶稣附身显灵，说在放羊的时候看见了上帝，上帝让他转交一封收复圣地耶路撒冷的信给法国国王，并吩咐他组织一支儿童十字军到东方去收复耶路撒冷。另一个是德国一个名叫尼古拉斯的10岁男孩，宣称曾接受上帝旨意，要
带领儿童们去收复东方，并在莱茵兰开始组织儿童十字军。
于是，历史上出现了由童子军带领下的十字军东征。
1212年的一天，法国马赛港内外，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一批批佩戴红十字布标的儿童“军人”出现在码头。他们衣衫不整，拿着简陋的兵器和食品，口中呼喊着“收复圣城”、“拯救圣地”的口号，在几个主教、教士的带领下，不顾家人挽留的眼泪，劝阻，毅然登上船，准备进行一场“圣战“。
他们只是十字军东征期间被罗马教皇和封建主哄骗、煽动，拼凑而成的“儿童十字军”。登上船的那一刹那，他们是那么的热血沸腾，那么的自信满满，相信自己会解放很多地方，其实等待他们的又是怎样的命运呢？“童子军”深信，他们乘船出发后，上帝就会显灵，就会出现在他们身边，就会庇佑他们，让地中海分开，为他们开辟出一条通畅的海底大道，他们甚至连鞋子都不会打湿就可以顺利抵达耶路撒冷。
然而，上帝并没有出现在他们身旁，也没有显灵，地中海的“海中之路”更没有出现。他们并没有灰心，他们坚信在危机时刻上帝会来的。在前往巴勒斯坦的路上，斯蒂芬和几个传教士带领的先锋7艘大木船，遇到了大风暴。这场大风暴非常迅猛，使得半数船只沉入海底，数千儿童被淹死。幸存下来的儿童军后来又落入阿拉伯人手中，被贩卖到埃及成了奴隶。那另一支呢，尼古拉斯的命运也不怎么好。当时聚集在尼古拉斯身边的2万多名德国“童子军”，没有统一的组织，只是仓促、临时组织起来的，根本没有战斗力。他们试图越过阿尔卑斯山，向热那亚进发。但时值盛夏，天气酷热，“儿童军”们长途跋涉，因为中暑、饥渴死伤超过了一半。侥幸活下来的，有的转战到意大利，在那里被俘转卖为奴；有的折返到莱茵地区，在沿途又大量走散。
“儿童十字军”是罗马教会和西欧封建主导演的一场恶作剧和大骗局，丧失了那么多无辜的年轻生命，可以说他们犯下了滔天罪行，暴露出十字军东征血腥贪婪的本质。
1291年，十字军占领的最后一个陆上据点被穆斯林攻克后，教会再无力组织十字军东征，至此，十字军浩荡的东征才结束。
骑士及骑士精神
十七世纪，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里有这样的一位骑士：他是个乡绅，自命不凡，骨瘦如柴，骑着同样骨瘦如柴的老马，做出了种种荒唐的举动。他是个十分搞笑、荒诞的骑士。他将店主当作封建主，要他分封自己为骑士；向村里养猪的妇女求爱，认为她是高贵的妇人。他过着脱离时代的生活，表现的种种悖论，无不被人们嘲笑。可是，如果将时间倒退几个世纪，那么堂吉诃德的这种骑士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定会受到世人的追捧和赞扬。
骑士作为中世欧洲一个很特殊的阶层，最早出现在法兰克王国。后来，随着法兰克封建制度的完善，骑士制度也得到了相应的完善。十二世纪时期，达到鼎盛时期，其后慢慢走上衰败的道路。
中世纪的骑士其实是最小的封建主，身份仍然是军人。当时军人在社会上受到广泛尊敬。原因很简单，因为那时战事频繁。在人们的观念中，战争属于正常的社会生活状态。在经济领域中，骑士又是封建体制的组成部分，其职责就是效忠于领土，为其服务。他们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往往要通过宣誓的形式来加强这种关系。在社会阶层方面，贵族可以是作战的骑士，但骑士不一定是贵族。骑士的主要职责是作战，不具备贵族所具有的司法权和一些世袭权，是“贵族的随从”。
当时，也不是任何人都能成为骑士。要想成为一名骑士，必须出身在贵族家庭里。因此，贵族阶级都会将自己的孩子送到自己的领地或其他富有的领主那里学习骑马打仗，服侍主人，培养效忠主人的精神和桀骜不驯的性格等等。这些孩子在十四岁的时候只能是个侍童，超过十四岁就可以成为护从。所谓护从，就是骑士的预备军。这段时期他们主要学习的是服侍贵族女人，向她们学习礼仪，培养他们绅士风度和甘愿为女人献身的精神。只有主人外出打仗，护从就必须随军跟随，其职责主要是看护甲胄、武器和马匹，同时学习作战知识。只有到了21岁的时候，才有资格“授甲仪式”，这时才是一名真正的骑士。仪式很隆重：在第一天中要举行沐浴和祈祷，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净化肉体和灵魂；第二天是仪式的重点，即正式授封。当事人单膝跪地，发表宣誓宣言，即效忠于主人，捍卫宗教，保护妇女，行侠仗义。宣誓完之后，主人亲手把剑挂在他身上，并用另一出鞘剑的剑在他背上轻拍两个，表示接纳他成为一个骑士。就这样，他就正式获得了骑士称号。
获得称号的年轻骑士为了显示自己当之无愧这个称号，还会通过马上比武的形式。他们不论是参加比武还是进行实战，都要遵守一些成文规定和惯例。如他们不能对毫无戒备的骑士发起突然袭击。如果搞了突然袭击，这是一件极其不光彩的事情。对于骑士来说，这就是一个耻辱。即使当一名骑士俘虏了另一名骑士，也不能侮辱，必须待之如上宾。
除了交战的规则外，骑士还要遵守很多内容。比如基督教教导他们遵守基督教的戒律，“骑士应该帮助穷人，保护教堂、妇女和所有无防卫能力的人”。但这一规定，并不是所有的骑士都遵守，但也取得了一些不小的成就，使一个鲁莽、好斗的骑士变为有教养，懂礼貌的骑士。
12世纪的时候，骑士精神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尤其是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一度强盛起来。但也出现了一些抵制骑士的作品出现，如《罗兰之歌》、《希德之歌》、《尼布龙根之歌》等表现英雄的史诗。也出现了描写骑士冒险故事的小说，如《亚瑟王传奇》等；此外还出现了歌颂骑士对封建贵妇爱情的抒情诗。
骑士制度，只是中世纪特有的产物，终将随着中世纪的灭亡而消亡，骑士精神也会随之一同灰飞烟灭。但其中的一些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宗教裁判所
中世纪的上空，笼罩着一股森严的、令人窒息的空气。天主教会牢牢控制着西欧的精神世界，紧紧禁锢人们的思想，那时的人们就像鲁迅描述的铁笼子的人们。但到了中世纪后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与教会宣扬的思想完全不同。他们试图打破这种禁锢的空气，能够呼吸道新鲜的空气。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些思想被教会视为异端，我们姑且就叫它们异端思想吧。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持异端思想的人们并不认为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相反，他们认为是由魔鬼撒旦创造的。因此整个世界就是恶魔与恶的体现。这种思想与《圣经》完全相违背。他们不承认《旧约》为圣经，只承认《新约》是圣经，同时他们还对《新约》进行了很多随意的解释。有些异端教派甚至大张旗鼓地公开反对罗马教皇，宣称罗马教皇是十恶不赦的恶魔。
天主教会怎会容忍异端教徒这样污蔑自己，他们胆子也太大了，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不能便宜了他们，也为了维护教会的权威，他们必须行动了，给这些狂妄的异端教徒一点颜色看看。他们派出了十字军去屠杀异端教徒。除此至此，还设立了异端裁判所。所谓异端裁判所，就是裁定谁是异端，惩治那些对天主教会不利的思想及信仰者。
在开始的时候，异端裁判所的权力只掌握在地方教会手里。到了
13世纪30年代，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发布通谕，筹划建立中央集权的教皇宗教裁判所。1252年，教皇英诺森四世颁布了一道训谕，正式批准建立宗教裁判所，并允许宗教裁判所在审讯中可以用刑。
宗教裁判所的审讯条例极其严格。比如，在法庭上，被控告人不被允许知道控告人和见证人的姓名；任何人哪怕是罪犯，也可以充当控告人和见证人，并且只要有两人作证，控告就可以成立。一旦做了证人，就不能撤诉。如果要想撤诉，就会被当作异端同犯处理；被控告人如果不承认犯有异端罪行，可以同刑审问。他不但要交代自己的罪行，还要检举同伙和一切可疑分子；一切有利于被控告人的证词都不能成立，任何从事有利于被控告人的活动，都要给予最严厉的惩罚；任何人给予被控告人法律援助或者为他请求减刑，都要给予革除教籍的处分；被控告人可以不经审判便处死，凡是承认犯有异端罪行并且表示悔改，要处以鞭笞、监禁以及终身监禁等处罚；被控告者认罪后，如果再翻供否认，可以不用审讯，直接予以火刑；被判为异端者，没收全部财产。
宗教裁判所成立后，大肆搜捕嫌疑犯。整个欧洲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在严刑拷问下，很多人死于非命。宗教裁判所对死人也不会放过，许多死人被从坟墓中刨出来，再执行火刑。人们生活在恐慌、战战兢兢的氛围下。
在宗教裁判所存在的大约500年间，西欧各地受到迫害的人无计其数。据不完全统计，仅西班牙，就有38万人被判为异端，而受到无端迫害。宗教裁判所运用残忍的手段虽然巩固了教会的权威，但也使得中世纪的思想更加黑暗和反动。
“黑死病”横扫中世纪欧洲
“黑死病”是历史上最为神秘的疾病。它曾在中世纪的欧洲大肆流行，所到之处，几乎没有人能够存活下来。1338年，黑死病最初在中亚的一个小城出现，但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南传到印度，然后再向西沿着古代商道传到俄罗斯东部。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里，俄罗斯上空笼罩着死亡的阴影。更可气的是，鞑靼人在攻打热那亚领地法卡时，久攻不下，恼羞成怒的鞑靼人将患有黑死病的尸体投入城中，结果可想而知，城中瘟疫蔓延，大多数法卡人死去，只有极少数逃到了地中海地区。
黑死病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肆虐的踩踏康坦丁斯堡，这是拜占庭最大的贸易城市，随后迅速席卷整个欧洲。
黑死病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疾病，用通俗的话讲，就是鼠疫。1348年，一位名叫博卡奇奥的佛罗伦人最早记录了这种病的症状：腹股沟或腋下出现淋巴肿块，然后，皮肤会出现青黑色的疱疹。几乎只要患上黑死病，大约就会在3天内死去。这种病突发很快。
到了1348年年底，黑死病已经蔓延到德国和奥地利土地上。它就像瘟神，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灾难，上千万生命消失。据说，奥地利的维也纳在一天中竟然死去了960人，德国的神职人员也有三分之一被夺取了生命。许多教堂和修道院因为人员缺乏而无法开展下去。不久，黑死病来到英吉利海峡，将死亡带到了英国全境。黑死病也让英法的百年战争也被迫中断。英国是这场黑死病受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伦敦人口由5万几句下降到不足3万；英格兰第二大城市诺维奇的常住人口从1.2万人锐减到7000人。黑死病也没有放过莫斯科，莫斯科大公和东正教的教主在这场黑死病中不幸死去。
黑死病，改变了整个欧洲的历史。它对待任何人都是公平的，不偏不向。人们也从这场疾病中更加懂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的重要性。人们开始改善排污系统，丧葬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火葬成为主要方式。
黑死病彻底动摇了宗教的地位，颠覆了人们对待宗教的态度。人文主义思想开始苏醒，文艺复兴的萌芽开始孕育。艺术家的作品中不再全部是宗教形象，而是有了更多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