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沉静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我在青年时代曾胸怀那么大的抱负！出国前以及刚刚回国的时候多么高傲！在国外我非常小心，总独来独往，我们这种人应该这样，我们刻苦钻研、钻研，到了最后，就连ABC也不懂了！”
“奇人，奇人！”他不无责备地摇头感叹。“人家叫我奇人，……而实际上，世上比我平常的人是没有的。我的出生大概也是为了模仿别人。……真的，我的生活也似乎是在模仿我所了解的各个作家，含辛茹苦，求学，恋爱，结婚，这些好像不是出于我本人的意愿，而是履行一种义务，或者是上一门课，——说不清楚啊！”
他说着把睡帽摘下扔到床上。
“您想听听我的生活吗？”他极热诚地问我，“或是我生活的几个步骤？”
“想听，谢谢。”
“不，我还是给你讲讲我结婚的情形吧。结婚是件大事，是整个人生的试金石；结婚时，像照镜子，能照出……。唉，这比喻太陈旧了。……对不起，我得嗅一嗅鼻烟。”
他从枕头下摸出鼻烟盒，打开后一边摇着烟盒一边又说起来。
“先生，请您设身处地为我想想。……请您判断一下，我能从黑格尔的百科全书中得到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你倒是说说，得到什么样的利益？在这百科全书与俄罗斯生活之间，倒是说说，有什么共同点呢？叫我如何把它应用到生活中呢？而且，还不单是这百科全书，还有一般的德国哲学……说得过分些，乃至全部科学！”
他从床上跳起来，恨得他咬牙切齿控制不住自己，但嘴并没停。
“唉，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那你为什么要出国呢？为什么不呆在家里，就研究研究你四周的环境和生活呢？这样你就可以明白生活的要求和前途了，也可以弄清自己所谓的生命之责任了。……可是别那么想吧！”
他又换了一种腔调，似乎是有点外强中干的胆怯。
“这种尚没有被圣贤们写进书本的东西，让我们如何研究呢？
我很乐意向俄罗斯生活学习，可这宝贝它不开口呀！它的意思是：你就这么来理解我吧！可我就是没这悟性。你得给我下结论，或者定理！……定理，它说，这就是个定理：你听听我们莫斯科人说话吧——不是像夜莺吗？可偏偏这就难了；他们像库尔斯克的夜莺似地叫着，而不说人话。
“于是，我再三考虑——科学大概处处都一样，真理也是。
我便下定决心去了国外，到了异教徒那儿……有什么办法呢？年青气盛，骄傲自负，让我把其他都忘记了。您知道吗？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让自己发胖，尽管人家说发胖不影响健康。话又说回来，要是造物主不给你肉，你想胖也胖不了！”
他略微思索了一会儿，又接着以前的话头儿说：
“真是，我似乎答应给您讲我结婚的情形了。您听啊！第一，我的妻子已不在人世了。第二……第二嘛，我觉得应该先给您讲讲我青年时代的情形，要不然，您理解不了我。……您不想睡吧？”
“不，我不想睡。”
“那太好了。您听听……隔壁那康格留兴先生打呼噜打得多难听：我父母并不富裕，——我说我父母也是按照传闻，我除了一个母亲之外，还有一个父亲。我已经把他忘了；据说，他是个不很聪明的人，满脸雀斑，有个大鼻子，火红的头发，总是用一个鼻孔吸鼻烟。我母亲的卧室挂着他的肖像，红色制服，黑领子碰着耳朵，长相十分丑的。我挨鞭打时，总是从这挂像前走过去，母亲总是指着挂像对我训教：‘要是你爸他还在，他才不这么轻易饶了你呢！’您可想而知了——这对我有多大的鼓励呀！
“我没有兄弟，没有妹妹；不，事实上，我有过一个残废兄弟，他后脑上生了英国病，没多少时候就痛苦地死去了。……英国病为什么要侵入到库尔斯克省的希格雷县来呢？但问题不在这里。母亲怀着乡下女地主的极大热忱，对我进行教养，从我辉煌出生那天起一直到十六岁。……您听我讲呢吗？”
“当然听呢，请往下讲。”
“哦，那好。我一满十六岁，母亲便毫不犹豫地撵走了我的法国家庭教师——从涅仁的希腊区来的一位德国人，叫斐里波维奇。母亲带我去了莫斯科，在大学报名后，她就去世了，把我留给一位嫡亲叔叔。
“这位叔叔是个司法稽查官，名叫可尔登·巴布拉，他依照惯例把我的家产全都吞食。……但问题不在这儿。
“我进大学的时候——应该替我母亲说句公道话——已具备了良好的素质；但我的平凡与普通也是非常明显的。我的童年时代跟别人的差不多：愚蠢而又缺乏朝气，就像是在羽绒褥子里长大的。也是很小的时候就背诵诗篇，而且不知怎么就消沉起来了，非常喜欢幻想。……幻想什么呢？哦，对了，幻想美……及其他。
“我入了大学后，立即参加了学会。那时和现在不一样。你可能不明白什么是学会？我记得席勒在一首诗里说（他用德语说）：
叫醒狮子是可怕的，老虎的牙齿也是可怕的，但世间最可怕的，是精神错乱的人。
“我向您保证：他要说的并不是这个；他要说的是（德语：是莫斯科城里的学会）”
“您认为学会怎么可怕呢？”我问。
他把他的睡帽抓起来，放到鼻子上。
“我认为怎么可怕？”他提高了嗓门儿。
“是这样：学会，是一切独创和发展的毁灭；学会，是社交、女性和生活的丑陋的代用品；学会……唉，不用急，我告诉你吧，学会是什么！学会，是懒惰和萎靡，往往还美其名曰合理事业：学会用议论代替谈话，让你习惯那种毫无意义的空谈，让你不想单独做点有益的活儿，让你身上生满文学的疥癣，让你丧失灵魂的清新与力量。学会，打着友爱和睦的旗号，其实是庸俗是无聊，这是否认不了的，拿坦诚和同情作借口，其实是倾轧与乌合……
“在学会里，凭借每个朋友的权利，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把自己的污秽的手指一直插进同伴的内心深处，不管是谁，心灵都不完全纯洁；在学会里，人们都崇拜夸夸其谈的演说家、恃才自傲的才子、少年老成者以及碌碌无为却有‘隐秘思想’的诗人；在学会里，十七岁的小伙子狡猾地热烈地谈论女人和爱情，可在女人面前却一声不吭了，就是说话也是说书上的，装模作样！在学会里，流行着灵舌快嘴能说会辩；在学会里，你监督我，我监督你，像警察一样！……
“啊，学会呀学会！你不能把它称为学会，它是个魔圈，这圈子毁灭了多少正派的青年呀！”
“哎，您言过其实了，请允许这么提醒。”我插了一句。
“也许吧。天晓得，也许吧，可是，我们这种人只有这惟一的乐事儿了，那就是夸大其辞。嘿！
“于是，我就这样在莫斯科过了四年。先生，我真没法给您形容，这四年过得太快啦，真是一晃儿；每每回忆起来，我便满腔悲苦。总是想起来就像坐雪橇滑下山，……一眨眼，飞到山脚了；一到傍晚，那睡眼蒙胧的仆人给你穿上紧绷绷的常礼服——
穿好后，漫不经心地到朋友家，抽烟、喝茶、谈德国哲学、爱情、精神的永恒之光，以及其他不着边际的话题。
“但是在那儿我也遇见过奇特而有独到见解的人：有的人不管怎样摧毁自己，压迫自己，可仍旧固守自己的本性；只有我这个不幸的人，像绵软的蜡捉弄自己，我那可怜的本性丝毫也不表示反抗！这时我都二十一了。
“我承接了我的产业，或者，准确地说，是承接了我产业中我的监护人认为可以留给我的那部分。我把全部世袭领地托付给一个已经赎身的家仆华西里·库德略舍夫照管后，便出了国，去了柏林。
“在国外，我已经告诉过您了，住了三年。可又怎么样呢？
在那边，在国外，我仍是个不奇特的人。首先，这不必说，我对欧洲本身，对欧洲的生活，丝毫不理解；我只不过是在德国教授和德国书的诞生地，听德国教授讲课、读德国书而已；不同的，仅此一点。我过着孤独的日子，像修道士；我跟几个退职的俄罗斯陆军中尉们泡在一起，这些人跟我一样整日为渴求知识而苦闷，然而理解能力又非常差，而且口才不好；后来我又结识一些从奔萨和其他富裕的省分来的笨家伙；有时我去咖啡馆，有时翻翻杂志，晚上有时去看戏。
“我几乎不跟当地人来往，跟他们谈话让我感到紧张。他们之中也没什么人主动来找我，除了那两三个粘粘糊糊的犹太籍的骗子，他们倒是常常来访，跟我借钱，贪图（这俄罗斯人）爱上当的便宜。到最终，一个非常巧的机会让我偶然地进入了我的一个教授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