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总目于此书之下虽注为永乐大典本，其实馆臣重辑时，系以姚之骃本为主，参之以大典所载，然后旁考唐、宋诸类书，自北堂书钞至太平御览以补之。观提要此节，语意自明。若更读本书校语及佚文，与夫四库全书考证，尤可得其梗概。后人动称殿本东观汉记辑自永乐大典者，皆未细读本书之过也。大典所载，盖亦宋末或元、明人所辑，初非采自元书。否则南宋秘阁已止存列传九篇，安得如许之残编断句乎？姚本沿明人陃习，一概不着出处，馆臣从而效之，亦不举所出之书，遂使读者莫知所自来及其可信与否。夷考其实，即诸类书所引，亦复掇拾未尽。最甚者御览卷九十一章帝、和帝条，均引有东观汉记序数十言，今本竟不登一字。他若隋书音乐志牛弘等议乐引东观书马防传凡一百八十二言，今本防传只存“防上言，圣人作乐”云云五十四言。“详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三十三册。”弘又引顺帝纪阳嘉二年冬十月庚午，以春秋为辟雍云云，文与范书不同，亦东观书之顺帝纪也。“李氏亦言及之。”汉书艺文志师古注引汉记尹敏传云：“孔鲋所藏。”历代名画记卷四叙蔡邕事自注云：“见东观汉记。”“史记索隐于孝文帝纪注云：“东观汉纪宋杨传云：“宋义之后有宋昌。”””今本皆未辑入。余如编珠、开元占经、证类本草、记纂渊海、玉海等书所引诸佚文，自一二条以至数条，今本亦一字不收。至于后来所出古书，若稽瑞、类林、杂说、晏公类要、史略之类，为馆臣所不及见者，更无论矣。以此推之，其所罣漏，岂可胜言！馆臣又于光武纪中凡称公、称上、称世祖处，皆改为帝，称王寻、王邑为二公处，“二人皆莽之三公也。”皆改为寻、邑，不惟失古书之真，直是不通文义。然则全书之中为所妄改者，又不知凡几矣。虽有搜集之功，不足抵疏谬之罪，安得博通之士起而网罗放失，重辑一完善之本乎！又案此篇草创于三十年前，原稿陋略，不足道。后来屡加修改，三易其稿，至戊子“一九四八年。”之夏始重付缮写。其明年冬十一月，乃得见今人东莞莫伯骥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其史部二有此书跋，云桐城姚柬之得一北宋刊本云云，而不言其何所本，遍考之不得。偶举以问吾友邓文如，“之诚。”久之始得复云：“此出近人刘声木“清四川总督秉璋之子。”撰苌楚斋随笔，然恐不足信。”余既闻其说，已而大病五阅月而后愈，又久之，乃求得其书观之，果见之于三笔卷十，略云：“东观汉记原本一百四十三卷，自唐久已散佚，桐城姚柬之任大定府知府，于道光某年得一北宋刊本，全书共五十册，太守所得中缺两册，初拟进呈内府，未果。旋毁于咸丰某年“当是十年。”桐城失守，深为可惜！”刘氏书他条多言见某书某卷，或闻之某人，独此条不着出处。既与柬之生不同时，不识何以知之？刘氏自言尝着有桐城文学渊源考及藏书纪事诗补遗，或曾于彼二书中详着其说，故于此不复及之耶？“编者按：据刘声木先生近函云：“东观汉记记得似系从桐城萧敬孚（穆）手稿中录出，惟本无书名人名及来历。””然柬之自着之伯山诗文集十八卷，固未尝言有是书也。且据罗愿序，任｛氵岌｝所藏北宋本尚只存四十三卷，今柬之所得原书乃有五十册。纵以一册为一卷，亦已溢出任｛氵岌｝所藏本之外，以理推之，此必无之事也，则文如以为不足信也固宜。姑记之于此，以俟续考。“庚寅孟秋七月自记。”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