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质疑“节录”
苏天爵
叶隆礼、宇文懋昭为辽、金国志，皆不及见国史，其说多得于传闻。盖辽末金初，稗官小说中间，失实甚多，至如建元、改号、传次、征伐及将相名字往往杜撰，绝不可信。如张师颜南迁录尤为纰缪。“滋溪文稿卷二十五。”
焚椒录
王士祯
契丹国志后妃传道宗萧皇后本传云“性恬寡欲。鲁王宗元之乱，道宗同猎，未知音耗，后勒兵镇帖中外，甚有声称。崩，葬祖州”云云而已。焚椒录所纪耶律乙辛、张孝杰辈谗构赐死之事，纪无一字及之。又录称“后为南院枢密使惠之少女”，而志云“赠同平章事显烈““烈”原作“然”，据契丹国志改。”之女”。志言“勒兵”，似娴武略者，而录言“幼能诵诗，旁及经子”。录中所载射虎、应制诸诗及回心院词皆极工，而无一语及武事。且本纪道宗在位四十七年，改元者三：清宁、咸雍、寿昌，初无太康之号，而录载乙辛密奏太康元年十月据宫婢单登及教坊朱顶鹤陈首云云，已上皆抵牾不合，不可解也。按：辽史宣懿皇后虽略，而与焚椒录所纪同，盖契丹志之疏耳。志虽载天祚文妃善歌诗，其咏史云“丞相朝来剑佩鸣，千官侧目寂无声”云，案史亦载此诗，是骚体，非律也。“重辑渔洋书跋。”
读契丹国志表记
钱曾
叶隆礼契丹国志二十七卷。“案：诸家藏本仅十七卷，“二”字疑衍文。题词本有。述古目作二十卷，注“钞”字。钰案：瞿目有元刊本，海丰吴氏有艺芸精舍影钞元本，皆二十七卷。士礼居藏十七卷，乃残元本。述古目二十卷，系脱“七”字。阮本未误。〔〔补〕〕黄录采遗云：“宋秘书丞嘉兴叶隆礼撰，述契丹自阿保机初兴，迄于天祚，凡二百余载之事，略仿纪传体，前有辽国始兴本末、九主年谱，末附宋臣纪录、诸蕃国杂记、岁时杂记等类，于淳熙七年表上。””隆礼书法谨严，笔力详赡，洵有良史之风。“钰案：四库提要云：“隆礼生南渡后，距辽亡已久，北土载籍，江左亦罕流传，仅据宋人所修史传及诸说部钞撮而成，故本末不能悉具。苏天爵三史质疑所论，深中其失，钱曾盖未详核也。””具载两国誓书及南北通使礼物，盖深有慨于“海上之盟”，使读者寻其意于言外耳。弃祖宗之宿好，结虎狼之新欢，孰当捍“刊本、阮本作“扞”，〔〔补〕〕题词本作“捍”。”蔽？青城之祸，详其流毒，实有隐痛焉。存辽以障金，此则隆礼之志也。至降“阮本作“夷”，〔〔补〕〕刊本亦作“夷”。”契丹为国，不史而志之，其尊本朝也至矣。〔〔补〕〕题词本“至矣”下有“数百年来罕有知其心事者”十一字，朱笔抹去。〕予特表而出之。“渔洋书跋云：“契丹国志二十七卷，宋淳熙七年秘书丞叶隆礼奉诏撰进，其书帝纪十二卷，后妃、诸王、外戚传三卷，列传四卷，石晋降表、宋澶渊盟书、关南誓书、议割地界书共一卷，南北朝馈献礼物、外国贡献一卷，四京、州县沿革一卷，风俗、官制、科举等一卷，王沂公、富郑公行程录一卷，张舜民使北记等一卷，诸番杂记、岁时杂记一卷，简净可观。”章钰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卷二之上。”
契丹国志跋
杭世骏
契丹国志二十七卷，淳熙七年秘书丞叶隆礼表进。其刘六符、耶律余覩诸传及诸番杂记全袭洪氏松漠纪闻，晋出帝降表暨东丹王传又割五代史以成文。其与他书异者，惟王沂公、富郑公行程录，文献通考虽载其目，而其书已亡，得此为不坠于地。至胡峤陷北记，五代史、辽史间一称引之，此独载其全，为可宝也。“道古堂文集卷二十六。”
契丹国志跋
程晋芳
右契丹国志二十七卷，宋淳熙七年秘书丞叶隆礼表进。前有世系图、晋献契丹全燕图、契丹地理图、帝纪十二卷、传七卷，自二十卷至二十七卷皆杂记晋宋往来仪事及本国诸国风土岁时。辽别史今存者少，此最足供考校，如欧公五代史附录自注谓“契丹年号，诸家所记，舛谬不一”，唯据辽太宗立晋高祖册文称“天显九年”为证。考志实在天显十年十一月，足以正欧史之讹也。卷二附载记异录辽主德光得异梦，占之云：“当为中国立天王”，司马氏考异亦未之及。辽史有大同元年即会同十一年，此书无大同元年，而有会同十一年，其十一年下有注甚详，校对各史皆合，是又足证辽史之误，不知当时何故有“大同”二字，岂命名之未用耶？辛楣学士曾作文辨之，尚未引及此书也。建官制度门中所载，如敞史、木古思努“（古）、”都努古、徒努“（古）”，皆辽史百官志所不载。衣服如义襕紫□鞢，亦仪卫志所遗。钱氏敏求记但举其用意之大端，而其可采者未之及，赵志忠之阴山杂录今不可得，则此书宜可贵矣。至元嘉禾志云“隆礼号渔林，嘉兴人”，盖失其字矣。又谓是“淳佑七年进士，官建康府西厅通判，改国子监簿”。按淳熙乃孝宗之十二年甲午第三改元年号，七年则为庚子，孝宗之十八年也。淳佑乃理宗之十七年辛丑第五改元号，七年则为丁未，理宗之二十三年，上距淳熙七年且六十七年，乌有淳佑七年进士转于七十年前献书者乎？或淳熙误作淳佑，然亦无是年成进士即官秘书丞之理。凡此皆有可疑，古书于今往往有难解处，惜不得多本以证之也。“勉行堂文集卷五。”
扫叶山房刊本契丹国志序
席世臣
契丹国志二十七卷，宋秘书丞叶隆礼奉勅撰。隆礼以南人而纪北事，囿于见闻，尚多阙略，然其叙次笔法，有良史才。原夫辽之立国，四京分建，控制诸蕃，何其强也！乃太祖、太宗之雄略开基，圣宗、兴宗、道宗之辑民保境，一荒淫之天祚败之而无余，叙述之际，垂鉴深矣！至于宋、辽之交，尤多微意，若澶渊誓书、关南誓书、地界之议、礼物之数，皆详载无遗。盖宋徽宗之约金攻辽，衅起于赵良嗣，祸成于童贯、蔡攸，权其曲直，责有所归。隆礼不敢显言之，故备陈旧典，以戒前车。所谓据事直书而其义自见，盖亦史氏之法也。此书近有坊刻，颇多讹戾之处，世臣以中秘本校正之，视坊本为完善云。南沙席世臣识。“契丹国志扫叶山房校刊本卷首。”
题元刻本契丹国志
黄丕烈
契丹国志十七卷。“元刻本。”契丹国志，余向藏钞本，其上方有小字标明书中眼目，众皆以为此必有所据。及观书华阳顾氏，见元刻本，方信钞本所自出，果元本也。昨岁春间，鲍渌饮以元刻见归，末尾卷多缺，急向顾氏借录，孰知顾本自十五卷已下皆缺乎。遂就其见存之卷，校补缺字而还之。至于钞本与元刻本又多不同，未必影写，拟补缺字，未敢深信也。丁卯“（一七四七年）”正月十有九日，复翁。
岁在辛未“（一七五一年）”仲夏，书友有以契丹国志钞本求售者，余见其装潢，识是述古堂物，且与元刻款式同，因留阅。其所携本适为下册，遂请西宾陆东萝钞补余书之缺，亦一快事也。小暑后一日雨窗，复翁识。“北京图书馆藏元刻本契丹国志黄丕烈题书。”
题旧钞本契丹国志“二则”
黄丕烈
余向藏契丹国志，有曹彬侯手钞本，继又得鲍渌饮所归元刻本，末亦多缺失，赖曹本补之。岁乙亥“（一七五五年）”，有人指名相索，遂转归之，深惜从前未校其异于曹本也。近有书友携旧钞本来，行款与曹本异，疑出元本，因忆试饮堂顾氏有残元本在，遂借归取勘，行款与书贾本同，特钞时未必影写耳。余抱残守缺，喜为古书补亡，乃丐诸顾氏，以家刻易得，复借诸书贾，倩友传录，照钞本行款，补于元刻本后。虽未必尽如元刻，然差胜于不知妄作者矣。惟是原钞不能无误，传录亦复多讹，十六至十九录误者，写手自改，二十卷后余手校，即校正补脱，不复剜改，恐时久脱落也。丁丑“（一七五七年）”十一月二十有二日，复翁记。
契丹国志，近时埽叶山房始有刻本，前此如元刻外，无他刻，故自来藏书家皆储钞本，余何幸而两收元刻？虽俱未完善，然屡得旧钞补之，差胜不知妄作矣。年来力不从心，典籍大半散逸，然积习未除，抱残守缺，时一留心，殊自笑书魔之犹在也。嘉庆己卯孟秋白露前一日识于县桥小隐，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