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丁亥，安石具表谢上，又使中使抚谕趣入，安石又称疾乞告，上再令中使趣入。（《纪事本末》卷五十八。）
6、甲午，安石乃入见，上谓安石曰：“诲殊不晓事，诘问又都无可说。”上又谓安石曰：“吕诲言卿每事好为异，多作横议，或要内批，以自质证，又诈妄希朕意，此必是中书有人与如此说。朕与卿相知如高宗、傅说，亦岂须他人为助？”安石曰：“高宗用傅说，起於匹夫，版筑之中，所以能成务者，以旁招俊乂，列於庶位故也。”上曰：“近臣只有吕公著，又与吕公弼相放。”安石曰：“富弼在密院时，妇翁晏殊为相，此亦近例。如吕公著行义，陛下所知，（案：邵伯温《闻见前录》云：介甫平生待晦叔甚恭，尝简晦叔曰：“京师二年，疵吝积於心，每不自胜，一诣长者，即废然而反。夫所谓德人之容，使人意消者，於晦叔得之矣。以安石之不肖，不得久从左右，以求於心而稍近於道。”又曰：“师友之义，实有望於晦叔。”故介甫作相，荐晦叔为中丞，晦叔迫於天下公议，反言新法不便，介甫始不悦，谓晦叔有驩兜、共工之矣。）岂兄弟为比，用以负陛下！今富弼、曾公亮大抵欲逆流俗，不更弊法，恐如此难恃以久安，难望以致治。”上亦患之。（《纪事本末》卷五十八。）
考课院言：“准定到考较知县县令课法：在任断狱平允，民无怨滥，赋税及时了办，不须追扰，及差役均平，并无论诉之人，及虽有论诉而无不当之理，在任能屏除盗贼，理民安居，劝课力田，使野无旷土；又能赈恤困穷，不致流离，虽有流离之人，而多方招诱，复令归业，一任之中，主客户比旧籍稍有增衍，在任架阁库书簿务令整齐，经提刑、转运点检，别无散失；及兴修水利，疏导积水，以利民田，能劝诱人户种植桑枣。天下州军委知州、通判，每岁取索辖下得替知县县令前三条课绩，兼依旧法四善：德义、清谨、公平、恪勤，采逐人有上项事实，即参详分为上、中、下三等，申本路转运、提点刑狱司，逐司类聚齐足，同共将一路所供三条课绩、四善事实，再行审定。上、中、下三等内有绩状尤异，出於上等之外，则定为优等。如政事昬缪，出於下等之下者，即定为劣等，即不得将合在三等政事。定优或劣，其奏状并限次年春季申奏到，送考课院看详。如所奏委得允当，即本院保明申奏其知县县令，依下项赏罚；若所奏徇情，功过不实，及虚奖权要，固抑孤寒，其转运使副、提点刑狱及知州、通判，并科违制之罪。京朝官系优等人，到院日与升在院人名次之上，仍令指射家便地差遣，及令中书记录其姓名；其劣等人并降入监当。选人系优等，如到铨合该磨勘，判成过铨日，令铨司与不依名次入申引见，改转合入京朝官，近地差遣；其未该磨勘者，如已系职官，并与循资；若系令、录，即与两使职官，如系试衔知县，即令通判、司簿定到。武臣、知县为上下等之人，即乞比类上项赏罚施行。”诏并从之。（《纪事本末》卷六十七。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五月，定县令考绩法，分上、中、下三等。上尝曰：“朕思祖宗百战得天下，今以一州生灵付一庸人，常痛心疾首。”《纪事》原文不系日，据《十朝纲要》系甲午日下。又案：《太平治迹统类》：上御资政殿，彦博等赐茶毕，上曰：“便坐，欲从容论也。”上语及选任知州未得善否，曰：“祖宗百战得天下，今以上州生灵付一庸人，常痛心疾首。卿等以为何如则可？”彦博奏：“以责在监司，宜得至公之人，委任按察。”公弼曰：“朝廷常择诸路长官，十八路监司无不济矣！”《续宋编年通鉴》节录之，附此。）
7、是月，并臣准诏议学校贡举，（案：《十朝纲要》：四月戊午，诏两制、两省、御史台、三司、三馆臣寮共议贡举法。）多欲变改旧法，独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云云。（案：《东坡集》载此议，作熙宁四年正月具议状。马端临《文献通考》、《宋史全文通鉴》、《玉海》、毕沅《通鉴》均同此，作二年五月。《宋史》本传、薛应旂《通鉴》，则依《集》作四年。然据《十朝纲要》、《玉海》，诏议在二年四月，具议自应在二年五月，不应迟至四年正月，去下诏日几及二年始具议；况《长编》四年原书俱存无阙，正月并未及此议状。考王宗稷《东坡年谱》云：四年辛亥，先生三十六，任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王荆公欲变科举，上疑焉，使两制、三馆具议。先生献三言，荆公之党不悦，命摄开封府推官，有奏《罢买浙灯疏》，知杂事诬告先生过失，未尝以一言辨之，乞外任避之，除通判杭州。然《谏买浙灯疏》，《纪事》亦系二年十二月，而四年《长编》无文，《年谱》所载核以《长编》，歧异殊甚。据《长编》卷二百十四熙宁三年八月癸亥有云：“诏江淮、湖北转运司体量殿中丞、直史馆苏轼居丧，服除，往复贾贩，及令李师中供析照验，见轼妄冒差借兵卒事以闻。”谢景温奏劾故也。景温与安石连姻，安石实使之穷治，卒无所得。轼不敢自明，久之，乞外补。上批出与知州差遣，中书不可，拟令通判颍州。上批出与判杭州。注云：轼通判杭州，不得其时。又云：轼自此留京师几一年。明年夏末秋初及出都，由陈州赴杭州。轼有与其兄书云：“六月，除杭州。”乃明年。今因谢景温劾奏遂附见。景温劾轼疏已附注三月丁酉。又《长编》卷二百十三注引林希《野史》云：王安石恨怒苏轼，欲害之，未有以发。会诏近侍举谏官，谢景温建言，凡被举官移台考核，所举非其人，即坐举者。人固疑其意有所在也。范镇荐轼，景温即劾轼向丁父忧归蜀，往还多乘舟，载物货卖私盐等事。安石大喜，以三年八月五日奏上，六日事下八路，案问水行及陆所历州县，令具所差借兵夫及柁工，询问卖盐，卒无其实。据此，则劾奏诬告，乃在三年非四年也。窃疑《年谱》之误，盖由苏子由所撰《东坡墓志铭》。有云：四年，介甫欲变科举，上疑焉，使两制、三馆议之。公议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苏轼议，意释然矣。”即日召对，且问：“何以助朕？”公辞避久之，乃曰：“臣窃意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竦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介甫之党皆不悦，命摄开封府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决断精敏，声闻益远。会上元有旨市浙灯，公密疏旧例无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罢之。殿前初策进士，举子希合，争言祖宗法制非是。公为考官，退拟答以进，深中其病。自是论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知杂事者为诬奏公过失，穷治无所得，公未尝以一言自辨，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然以此求之“四”字恐误。《墓志铭》此段上有云：丁先君忧，服除，时熙宁二年也。王介甫用事，所建立，公与介甫议论素异，既还朝，寘官告院。下接“四年介甫欲变科举”云云，“四”字疑当作“是”字。“是年”承上“时熙宁二年也”句为文，盖二年五月议贡举，后为开封》推官。十二月上《谏买浙灯》疏。三年三月谢景温劾奏诬告。八月癸亥诏体量供析。乙丑因有语司马光“轼非佳士”言，乃令判杭。四年六月赴杭》。自《墓志铭》作四年，而编《年谱》者漫不加察，遂滋轇轕。考东坡丁父忧在治平三年四月，见欧阳修《老苏墓志铭》，则服除当在熙宁元年八九月，至京为官告院必在二年二三月。至四年正月，几及二载，不应一无奏劄，可疑一。谢景温劾奏诬告在三年八月五日，诏体量供析在三年八月六日，《长编》所载日月可考。似《贡举议》及《谏买浙灯疏》、《上神宗书》，不应在有旨体量供析后，可疑二。《宋史全文资治通鉴》於二年九月载神宗言“轼有文学，为人平静”，至三年八月乙丑，《长编载神宗语》司马光谓“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若在四年，则安石、景温於三年已诬告，神宗已谓非佳士，何以得议而喜？又何必以轼为人何如问安石乎？可疑三。《集》中《再上神宗书》有云：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法皆不与治同道。立条例司，遣青苗，敛助役钱，行均输法云云，皆二年事，此书上於三年，故云去岁。此书在《议贡举》、《谏买浙灯疏》、《上神宗书》后，若依《年谱》，则《再上神宗书》既在《议贡举》诸奏后，“去岁”二字，殊未合，可疑四。诏议贡举，据《玉海》、《纲要》，在二年四月戊午，上议似不应隔二年始奏。司马温公《传家集《议贡举状》注云熙宁二年五月上，东坡尤不应迟至四年正月，可疑五。若“四年”二字作“是年”，则诸书所载事迹，日月无不？合。《集》中於《议贡举状》以下诸奏，均不作“四年”，恐係浅人又据《年谱臆改之，不得其月，乃以臆断为正月也。《纪事》於议状不载其文，今依《集》中录置附注，以备考据。《集中》云：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而况於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馀。使君相无知人之才，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之法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夫时有可否，物有兴废，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顺其所欲行而治之，则易为功；强其所不欲而复之，则难为力。使三代圣人复生於今，其选举养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学！且天下固尝立学矣。庆历之间，以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艺之士，责九年大成之业，则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於是，军旅谋於是，又当以时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终身不齿，则无乃徒为纷乱以苦天下耶！若乃无大变改而望有益於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故臣以谓今之学校，可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於吾世足矣。至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文武长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此四者，而长短之议决矣。今议者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室故事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罢经生朴学而考大义，此数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请历言之。夫欲兴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孟子所谓“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之所向，天下趋焉。”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敝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无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且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岂独吾祖宗，自古尧、舜亦然。《书》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自古尧、舜以来，进人何尝不以言，试人何尝不以功乎！议者必欲以策论定贤愚能否，臣请有以质之。近世士大夫，文章华靡者莫如杨亿，使杨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岂得以华靡少之？通经学古者莫如孙复、石介，使孙复、石介尚在，则迂阔矫诞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间乎？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於天下而必欲废之！近世士人，纂类经史，缀缉时务，谓之策括。待问条目，搜抉略尽，临时剽窃，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为文也，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以易学之士，付难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诗赋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虽有以名取人厌伏众论之美，亦有贿赂公行权要请讬之害，卒使恩去王室，懽归私门，降及中叶，结为朋党之论。通榜取人，又岂足尚哉！诸科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变而为进士，晓义又皆去以为明经，其馀皆朴鲁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则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进士日夜治经传子史，贯穿驰骛，可谓博矣。至於临政，曷尝用其一二！顾视旧学，已为虚器，而欲使此等分别注疏，粗论大义，而望其才能增长，亦已疏矣。臣故曰，此数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也。特愿陛下留其远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总览众材，经略世务，则在陛下与二三大臣，下至诸路职司与良二千石，区区之法，何预焉！然臣窃有私忧过计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庄》，天下皆师之，风俗陵夷，以至南渡；王搢好佛，荙人事而修异教，大惓之政，至今为笑。故孔子罕言命以为知者少也。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夫性命之说，子贡不得而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此可信哉！今士大夫以佛、老为圣人，鬻书於市者，非《庄》、《老子》之书不售也。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岂此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於放而乐於诞耳。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死生，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励世摩钝者废矣，陛下亦安用之？而况其实不能而窃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愿陛下明敕有司，试之以法言，取之以实学，博通经术者，虽朴不废，稍涉浮诞者，虽工必黜，则风俗稍厚，学术近正，庶几得忠实之士，不至蹈衰世之风，则天下幸甚。）上得轼议喜曰：“吾固疑此，得轼议释然矣。”即日召见，问：“何以助朕？”轼对曰：“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悚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他日，上问王安石以轼为人何如？安石知轼素与己异，疑上亟用之也，因问上曰：“陛下何以召见轼？”上曰：“见轼议学校贡举异於诸人，故召见之。且道轼对语曰：‘陛下何以召见臣？’朕为言：‘见卿议事有所喻，故召问卿。’对曰：‘陛下如此错矣，人臣以得召见为荣，今陛下实未知臣何如，但以臣言即召见，恐人争为利以进。’又谓朕与人官太速，后或无状，不能始终。此说何如？”安石曰：“陛下与人官，患在不考实，虽与何害！”上曰：“轼又言：‘兵先动者为客，后动者为主，主常胜客，客常不胜，治天下亦然。人主不欲先动，当以静应之於后，乃胜天下之事。’此说何如？”安石曰：“轼言亦是，然此道之经也，非所谓道之变，圣人之於天下感而后应，则轼之言有合於此理。然事变无常，固有举事，不知出此，而圣人为之倡发者。譬之用兵，岂尽须后动然后能胜敌！顾其时与势之所宜而已。”上曰：“卿言如此极精。”又言：“轼宜以小事试之何如？”安石曰：“臣已屡奏试人当以事，此言诚是也。”安石因极称吕惠卿。其后，上复谓曾公亮曰：“苏轼奏对明敏，可试也。”公亮曰：“京师无可试者。”王安石曰：“轼亦非久当作府推。”上曰：“欲用轼修中书条例。”安石曰：“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其事可也。”又曰：“陛下欲修中书条例，大臣所不欲，小臣又不欲。今轼非肯违众以济此事者也，恐欲故为异论，沮坏此事。兼陛下用人，须是再三考察，实可用乃用之。今陛下但见轼之言，其言又未见可用，恐不宜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