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元年（戊申，一〇六八）
1、八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辛丑朔。）丁未，诏：“陕西、河东各市马千匹，京东路三百匹，仍增其直，并赴卫州监牧司。”陕西转运司副使毋湜言，乞候边事宁息收市。上批：“边事未宁，民力宜且安养，不宜别有搔扰，宜从湜奏。”（《纪事本末》卷七十五。）
2、癸丑，宰臣曾公亮等言：“伏见故事，南郊礼毕，（案：南郊合祭，据《宋史全文资治通鉴》诸书，在十一月丁亥。）陪祀官并蒙赐。方今河朔菑沴，调用繁冗，所宜自内裁节。况二府禄廪丰厚，颁赉频仍，更於此时，尚循旧式，实非臣等所安。欲望特从诚请大礼毕，两府臣僚，罢赐银绢。”诏送学士院取旨。司马光奏曰：（案：《传家集乞听宰臣等辞免郊赐劄子》在八月九日，此附。十三日癸丑，以《批答不允》在十三日也。据《集》中云：臣伏睹宰臣曾公亮奏，以河朔菑沴，调用繁冗，欲望将来大礼毕，两府臣僚更不赐银绢，奉诏，送学士院取旨。）“议者或以为两府所赐无多，纳之不足以富国，而於待遇大臣之礼太薄，颇为伤体，臣愚窃以为不然。古者冢宰制国用，视年之丰耗，量入为出，固不可於饥馑之时，守丰登之法也。是故岁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大夫不食粱，士饮酒不乐，明君臣上下皆当深自贬损，以救民急也。（案：《传家集》此下有云：臣窃惟国家帑藏素已空虚，重以今岁河北之地灭害特甚。向者庆历之末，河决商胡，民田虽伤，官仓无损，而河北父子相食，饿莩蔽野。今河决之外，加以地震，官府民居，荡为粪壤。继以霖雨，仓廪腐朽，军食且乏，何暇及民？冬夏之交，民必大困，甚於庆历之时。国家岂可坐而视之不知振恤乎？况复城橹须修，河防应塞，百役并兴，所费不资。当此之际，朝廷上下安可不同心协力，痛加裁损，以徇一方之急？凡宣布惠泽，则宜以在下为先；撙节用度，则宜以在上为始。今欲裁损诸费，不先於贵者、近者，则疏远之人安肯甘心而无怨乎？必若为臣有大勋於天下，虽锡之山川、土地、附庸，何为不可？若止因郊礼陪位而受数百万之赏，臣窃有所不安矣。臣前所谓‘赏赐无节’者，此亦其一也。虽臣下不辞，犹且裁减，况其自辞，裁之何损乎！傥若但务因循姑息之度日，欲裁损乘舆供奉之物，则曰‘减於制度，大为削弱，非所以华国’；欲裁损大臣无功之赏，则曰‘所减无多，亏损大体，非所以养贤’；欲裁损群臣浮冗之费，则曰‘人情不悦，恐致生事，非所以安众’。如此，则是国家永无可省之日，下民永无苏息之期，必至竭涸穷极然后止也。且君子之所向者，义也；小人之所徇者，利也。为国者当以义褒君子，利悦小人。今大臣以灭害之故辞锡赉，以佐百姓之急，义可褒也。陛下从而听之，乃所以为厚，非所以为薄也。虽然两府银绢止於二万匹两，未足以救今日之灭。又国家旧制，每遇郊礼，（案：《传家集》：“礼”作“禋”。）大赍四海，下逮行伍，无不沾洽，不可於公卿大夫全无赐予。臣愚以为文臣自大两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内臣自押班以上，将来大礼毕，所赐并自减半，俟他年丰稔，自依旧制。其文武朝臣，（案：《传家集》：此下有“已下一切”四字。）更不减，似为酌中。臣亦知此物未能富国家，（案：《传家集》：此下有“诚冀国家”四字。）因此渐思减损其馀浮费，自今日为始耳。”（案：《传家集》此下有云：臣素愚戆，识虑肤浅，所言皆目前之实状，非奇伟之高论也。伏望陛下更赐裁察，若果有可取，乞断自圣志，勿为众言所移，则天下幸甚。取进止。又案：《传家集》载八月十一日上《迩英奏对》云：熙宁元年八月十一日，迩英进读已，上问：“河北灭变何以救之？”光对曰：“河北大水，仓廪漂没，所难得者，莫先於食。朝廷若降金帛，令配卖於民以籴穀，则重增烦扰。且禾稼荡尽，籴之亦无所得。故饥馑之岁，金帛无所用，惟食不可一日无耳。”上曰：“已令漕五十万石以振之，可足乎？”对曰：“臣闻瀛州三分之一耳。”上曰：“然则奈何？”对曰：“臣闻河北东、西路，水所不及州县颇稔，可籴。又汴水未绝，宜多漕江、淮之穀以济之。”上又问：“谏官难得，人谁可任者？”对曰：“臣贱官，何敢荐人。”上固问之，对曰：“臣仓猝不能记，容臣退而密奏。”上因论治道，言：“州县长吏，多不得人，政府不能精择。”对曰：“人不易知，天下三百馀州，责其精择诚难。但能择十八路监司，使之择所部知州而进退之，知州择所部知县而进退之，得人多矣。今之提转，古方伯、州牧之任，系一路休戚，当慎择天下贤才，不可但取资叙及酬奖为之也。”上又问：“两府辞郊赍劄子何不呈？”对以“同僚有假故。”上问：“兹事何如？”对曰：“臣已有奏状，臣所见止如此，更乞博访近臣，裁以圣意。”上曰：“谁不同？”对曰：“独臣有此愚见，外人皆不以为然。”上曰：“朕意亦与卿同，听其辞赏，乃所以成其美，非薄之也。然减半无益，大臣恳辞，不若尽听之。”对曰：“今郊赍下至卒伍皆有之，而公卿更无，恐於体未顺。”上曰：“已有带马矣。”对曰：“求尽纳者，人臣之志；赐其半者，人主之恩也。”后数日，光与王珪禹玉、王安石介甫，同进呈《郊赍劄子》於延和殿。光言：“方今国用不足，灭害荐臻，节省冗费，当自贵近为始。宜听两府辞赏为便。”介甫曰：“国家富有四海，大臣郊赍所费无几，而惜不之与，未足富国，徒伤大体。昔常衮辞赐馔，时议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禄。今两府辞郊赍，正与此同耳。且国用不足，非方今之急务也。”光曰：“常衮辞禄位，犹知廉耻，与夫固位且贪禄者，不犹愈乎！国家自真庙之末，用度不足，近岁尤甚，何得言非急务也？”云云。《纪事本末》均节去不载，今据《传家集》所载附注於此。至《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所载，亦仅取“安石曰常衮至非急也”数十字，而不录安石语，仅云“安石谓非是”五字而已。於当时之言论发端，均未明晓。）安石曰：“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困穷，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邪？”安石曰：“此非善理财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光曰：“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於民，将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盗逢起，遣绣衣使者追捕之乎？非民疲极而为盗贼邪？此言岂可据以为实？”安石曰：“太祖时赵普等为相，赏赍或以为万数。今郊赍匹两不过三千，岂足为多？”光曰：“普等运筹帷幄，平定诸国，赏以万数，不亦宜乎！今两府助祭，不过奏中严外，办沃盥，奉帨巾，有何功勤而将比普等乎？”与安石争论久之。王珪曰：“司马光言省费自贵近始，光言是也；王安石言所费不多，恐伤国体，安石言亦是也，惟陛下裁之。”上曰：“朕亦与司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是日，适会安石当制，遂以上前所言意批答曰：“朕初嗣服，於祖宗之制未有所改也。卿等选於黎献，位冠百僚上，或辞或受，人用观政，朝廷予夺，所以驭臣。贵贱有等，势如堂陛，惟先王之制国用，视时民数之多寡。方今生齿既繁，而赋入又为不少，理财之义，殆有可思，此不之图而务自损，祗伤国体，未协朕心。方与勋贤虑其大者，区区一赐，何足以言，所乞宜不允。”公亮等遂不敢辞。《纪事本末》卷五十七。）
3、甲寅，迩英讲读毕，上独留王安石与语。两府不敢先出，以俟之，至日晡，乃出。（《纪事本末》卷五十九。）
4、癸亥，迩英讲读毕，上又独留王安石赐坐。（《纪事本末》卷五十九。）
5、乙丑，复行《崇天历》。供备使李元亨、权知司天少监周琮，各夺一官；秋官正周应祥周安世、中官正马杰王栋、冬官正杨得言，各夺两官。初，司天监请重造惓，元亨、应祥等同知算造，琮提点，既成，各进官，琮子及姻戚皆预焉。在监善惓者，琮未尝与议，至是占验颇差，故并削夺。“)